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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是《日瓦戈医生》最后一章附录的二十五首诗中的第一首，有如序曲，为这部长篇小说定音，并和最后一首《蒙难地》遥相呼应。帕斯捷尔纳克主要靠翻译维生，其中包括《哈姆雷特》在内的众多的莎士比亚作品。他译的《哈姆雷特》，至今仍是俄国中学课本的范文。
《哈姆雷特》开篇显然是演员登台，在剧场观众的望远镜注视下沉思：我试图探测回声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未来。在一个更大的标尺上，剧场被放大：夜色用一千个望远镜／正在对准我，让人联想到宇宙和星星，和下一句衔接：上帝，天父，可能的话，／从我这儿拿走杯子。这句出自基督之口的箴言，在这二十五首诗，特别是最后一首《蒙难地》中重复，构成循环。
我们会注意到，叙述者“我”包含着多重身份：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哈姆雷特、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笔下的日瓦戈医生，诗人也借此把莎士比亚著名的哲学命题“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以及圣经故事、他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历史困境与小说中的叙述线索都熔在一起了。同时让人感到“我”在公众面前的孤独，以及公众所代表的价值的虚假：我在伪君子中很孤单。
这首诗中更重要的主题是命运，即一个人和时代的关系，就像演员和剧本的关系一样。作为演员，能否超越剧本的限制呢？在这一点上，帕斯捷尔纳克是很悲观的。然而整个剧情已定，／道路的尽头在望。结论是，一个人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唯一能做的是为他所生活的时代作证。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帕斯捷尔纳克晚期的诗作，它们缺少早期诗歌中的新鲜、奇特和敏锐。他本人在晚年总是否定他的早期诗歌。他说过：“我不喜欢我四十年代以前的风格。”他试图说服读者有两个帕斯捷尔纳克，一个是年轻的革新者，一个是更朴素却更智慧的晚期诗作者。我想，很多诗人都持类似态度，这恐怕和自我期待有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完美主义——刚诞生甚至未问世的作品是最好的。
十一
二次大战终于结束了。自1923年到1946年期间，鲍里斯虽然常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但总体而言他在政治上是摇摆不定的。斯大林的阴魂一直困扰着他。1946年是他生活的重大转折点，那一年他五十六岁。他一直想写一部重要的作品，关于革命和他同时代人的命运。1946年年初，他在给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捷日达的信中写道：“我想写一部关于我们生活的叙事作品，从布洛克到这场战争，大概写上十章到十二章，不会更多。你可以想象，我如何急于写它，又担心在完成前会发生什么意外！而我经常不得不中断写作！”这部长篇小说于1946年动笔，到1955年完成。最初的书名是《少男少女》，后改为《日瓦戈医生》。
就在同一年，另一个女人奥尔嘉，伊温斯卡娅进入他的生活。她是《新世界》杂志的编辑，多年来一直是的里斯的崇拜者。他们年龄相差二二十二岁。奥尔嘉是他晚期情诗的主要源泉，并在很多方面成为《日瓦戈医生》的女主角拉拉的原型。1949年奥尔嘉被捕，在审讯中她主要被问及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她被送去劳改营，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才提前释放。而鲍里斯不愿意离弃他的妻子，奥尔嘉接受了这一现实。1956年她也搬到作家村彼列捷尔金诺，在鲍里斯家附近租了个小别墅。她常和鲍里斯在一起，帮他处理日常事务。
1945年以后，鲍里斯的诗和散文很少出版，主要靠翻译维生。热忱的编辑要求他尽量接近原文。他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翻译上，仅《哈姆雷特》就改了十二遍。他常用稿费接济那些急需的人。“而我每天还是用二十五个小时写我的长篇小说，”他说。
在《日瓦戈医生》的写作过程中，他经常把手稿给朋友看，并组织小型朗诵会。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读过这部长篇小说的人当中，大多数对它不满意，认为是失败之作，他们说他们对我有过更高的期望，他们认为小说苍白，低于我的能力，当我知道这些反而高兴地笑起来，仿佛这些咒骂与谴责是一种表扬。”
1952年秋天，他因心肌梗塞住院。在死亡线上挣扎时，他似乎进一步领略了生命的意义。他在病床写给朋友的信说：“我悄声低语：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语言——是恢弘的音乐，感谢你使我成了艺术家，创作是你的学校，一生中你都在为我准备这个夜晚的来临。我感到欢欣鼓舞，幸福使我泪流满面。”
1955年《日瓦戈医生》接近尾声，鲍里斯写道：“我近些年的生活如此充实、洁净，沉浸在我所热爱的作品中，对我来说，它是灵魂上几乎持续不断的节日。我很满足，我为它而幸福，而小说就是这幸福的发泄与表达。”
《日瓦戈医生》二十五首诗中的一半，于1954年春在文学刊物《旗》上发表，余下那些与宗教有关的，在他生前未能在苏联问世。然而手稿却广为传抄，被人们牢记在心。
1956年9月，《新世界》杂志正式拒绝出版《日瓦戈医生》，由主编和其他几个编委签署的退稿信否定其价值。而在此之前，一家意大利出版社驻莫斯科的代理人得到一份手稿，带回意大利。原定由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首先在国内出版，却一再拖延。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版在米兰问世，接着又出版俄文版，并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短时间内遍及全世界。
1958年10月，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文学院拍了个电报：“无比感谢，激动，自豪，惊奇，惭愧。”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我无比幸福，但您要知道，从此我就会变成孤家寡人，这是一个新的角色——孤独者的角色，我好像生来就该如此。”
他立即遭到官方发动的围攻。报刊上谩骂的文章铺天盖地。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为此专门开会。鲍里斯最后一分钟决定不去参加，写了个发言提纲。他说，他不指望得到公平对待，但请大家记住，将来迟早还得为他平反。在结尾处他写道：“我事先就原谅了你们。”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官方组织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到他的别墅去示威游行，但遭到大部分学生的抵制。他和一个住在附近的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楚瓦士诗人艾基（Gennady Aygi）相识，并成为忘年之交。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鼓励下，艾基开始改用俄文写作。由于他们之间的友谊，艾基被踢出高尔基文学院。
更进一步的压力是驱除出境，那等于流亡，鲍里斯不得不放弃诺贝尔奖，写信给赫鲁晓夫，请求不要强迫让他离开自己的祖国。最后，由于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干预才罢休。与此同时，他每天从国外收到大量读者的信件，以及朗诵和演讲的邀请，其中包括加缪、T．S．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等国际知名作家。他们借各种形式表示自己的同情和支持。
风暴渐渐平息下来，鲍里斯重新回到自己的写作中去。1959年1月，他完成最后一本诗集《天晴时》中的最后一首。他在诗集卷首引用了普鲁斯特的格言：“一本书是个大墓地，其中你不再会读到大多数墓碑上被湮灭的名字。”
1959年夏天，他开始写剧本《盲美人》。1960年初，他开始感到背痛，后来发现这是肺癌的症状。
十二
1960年年初，奥尔嘉最后一次来看望帕斯捷尔纳克，她第二天就要回巴黎了。帕斯捷尔纳克让她早点儿来，在午饭前。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奥尔嘉到的时候，他刚散步回来，带奥尔嘉来到他的书房。从房子深处传来欢快的回声，显然他的家人正聚在一起。书房在二楼，很大，只有一张靠窗的写字台，几把椅子和一个沙发。窗外的雪原在闪耀。浅灰色的木墙上钉着许多明信片，大都来自国外。其中不少带有宗教色彩，显然与《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有关。
大概由于早晨的散步，他看起来气色很好，身穿一件海军蓝运动衫，坐在窗边的写字台前。阳光穿过窗户，好似春天。奥尔嘉隔桌而坐，她希望时间慢下来，但三四个小时一晃而过，午饭的时间到了。当他们下楼来到餐厅，家人已经坐定。“他们像不像一张印象派的画，”帕斯捷尔纳克说，“在背景中的天竺葵和午后的光线中？简直就像一张古劳明（ArmandGuillaumin，法国印象派画家）的画……”
帕斯捷尔纳克进入餐厅时，家人都站起来。其中有他的妻子季娜伊达，他们的小儿子、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兰亚，还有他的弟弟弟媳，以及季娜伊达的前夫钢琴家奈高兹。他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及肖邦的权威，李赫特是他最有名的学生之一。他蓄着老派的白色唇须，虽说上了岁数，但很迷人。
奥尔嘉坐在帕斯捷尔纳克右边，他夫人坐在他左边。白色的亚麻桌布上绣着红色十字，花瓶里插着一束含羞草。桌上摆着水果、鱼子酱、腌咸鱼和蔬菜色拉。帕斯捷尔纳克给大家斟上伏特加，还有一种通常在乡下喝的自酿啤酒。季娜伊达说，由于发酵，啤酒塞有时会在夜里进出来，像枪声，把大家吵醒。
话题的中心先是海明威。他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一本新选集刚在莫斯科出版。
季娜伊达和弟媳认为海明威很单调——无穷无尽地酗酒，很少有什么事发生在主角身上。帕斯捷尔纳克沉默片刻，开始为海明威辩护：“一个作家的伟大和主题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