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弗、菊子、阿雪和我，我们自己也下山进城，送我的岳母、小姨子和年轻的婶母睡莲太太回家。
因为我们也想最后同游一次我们经常光顾的游乐场所，去奇蝶茶舍喝点果汁冰霜，去阿清太太店里再买一次灯笼，到阿时太太店里吃几块告别蜂窝饼。
我努力使这次开拨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使自己动动感情，可惜收效甚微。这日本，如同当地那些小个子好男人和好女人，肯定缺乏不知什么素质，人们可以暂时拿他们寻开心，却毫不依恋他们。
回程中，当我和伊弗及两个阿妹再一次登上我无疑不会再见到的修善寺的小路，可能有一丝伤感潜入了这最后一次漫步。
但这是一切行将结束且不可能复归的事物所必然伴随着的一种伤感。
此外，对我们而言，这平静而辉煌的夏季也结束了，既然明天我们就要在中国北方迎接秋天。唉！我开始计算自己还能期待几个青年时代的夏日。每次一个夏季溜走，到那堆积着往事的黑暗的无底深渊中去追寻其他那些逝去的事物时，我的心情总是变得更加忧郁……
半夜，我们回到家，开始打点行装，这时候，长脚朋友正好心地替我在船上值班。
夜间的搬迁正飞快地悄悄进行，伊弗提醒我们注意要“以多罗博的方式”（小偷的方式）行动；他通过和阿妹们的接触，居然学到了一点日语皮毛。
包装工人按我的要求，晚上已经送来好几个双层、分格的可爱的包装箱，好几个用日本一种撕不破的纸制造的纸袋，这些纸袋可以自己合上，用绳（同样用纸制造）扣住，这都早已用巧妙的办法作好了安排。在日常琐事上，所有最聪明最适用的这类东百，日本这个民族是无可匹敌的。
往包装箱里装东西是件有趣的事，所有的人都投入了。伊弗、菊子、梅子太太、她的女儿和糖先生。招待会的灯烛还在继续燃烧，灯光下，人人都在打包，裹卷、捆扎，干得很快，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
阿雪虽然心情沉重，干活时仍挡不住要夹进孩童的大笑声。
梅子太太泪流满面，不再克制自己，可怜的太太，我真的非常遗憾……
菊子心不在焉，默默无语……
多可怕的行李！十八个箱子或包裹的菩萨、妖怪、花瓶，还不算我那些最后带上的，捆扎成束的莲花。
所有的箱笼都堆在人力车上，这些车从太阳落山时起就租来了，它们等在门口，车夫们就在草地上睡大觉。
今夜星光灿烂，美妙无比，我们在三位伤心的女士伴送下，提灯上路了。沿着在昏暗中十分危险的陡坡，我们向海边走去……
车夫们绷紧了他们肌内发达的双腿，使出全身气力顶住背后的压力。这些满载的小车如不加以控制，就会自己太快地滚下去，带着我那些最珍贵的宝物跌入空谷。菊子在我身边走着，以一种温柔可爱的方式向我表示，她很遗憾那位长脚朋友不曾答应替我值勤值到明天早上，否则今晚我就可以在家过夜了。
“听着，”她说，“明天白天，启航以前，来和我告别，我要到晚上才回我妈妈家，你还是到山上去找我。”
我答应了。
她在某些拐弯处停下脚步，从那儿可以垂直看到整个停泊场：黑色的水，平静无波，反射出无数远方的灯火；而那些船只，形状像鱼的一动不动的小东西，从我们所在的位置望去，似乎也在熟睡，——这些用于到别处去，到远方去的小东西，用于忘却的小东西。
她们就要折回去，这三位女士，因为夜已经深了，再往下，码头上的外侨居住区在这种时辰不是很安全的。
分别的时候到了、对伊弗——他不会再踏上这片土地——而言，是和他的阿妹朋友作最后的道别。
我对伊弗和菊子的别离充满好奇，于是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结果却是以最普通、最平静的方式进行的，丝毫没有梅子太太和我之间难以避免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在我的阿妹身上，我甚至发现一种淡漠、洒脱，使我感到十分困惑。真的，我简直弄不明白了。
继续朝海边走下去时，我暗自思忖：看起来她的伤感并不是为伊弗了……那么，是为谁呢？……接着这句话又从我头脑中闪过：
一明天白天，启航以前，来和我告别，我要到晚上才回我妈妈家，你还是到山上去找我……”
日本是个美妙的地方，今夜，天气凉爽，舒适可人，菊子刚才十分可爱，一路上默默地伴送我……
我们到达胜利号时已将近两点钟了。租来的舢板被我那些箱子塞得满满的。吃水很深。长脚朋友向我交了班，我值勤得值到四点钟，那些值班的水手，还没怎么睡醒，在黑暗中站成一串，把这些易碎的行李传递上船……
五十二
九月十八日
我原打算今早多睡一会儿，补一补昨晚欠的觉。
但是，刚八点钟，三个面目独特的人，在勘五郎先生带领下，深深鞠着躬出现在我的舱房门口。他们身穿深色图案饰有综子的长袍，头发很长，额头很高，面孔如那些过分专注于艺术的人那样毫无血色。他们的发髻上，十分潇洒地歪戴着一顶英国式的平顶狭边草帽；他们胳膊下挟着装有草图的纸板夹，手上拿着水彩盒、成捆的铅笔和极小的尖刀，只见锋利的刀尖正闪闪发光。
即使在刚被吵醒的惊愕中，我也一眼就看清了他们的整个形象，猜出了来和我打交道的是何许人。
一请进，”我说，“文身师傅先生们！”
这是长崎市最负盛名的几位专家，两天以前我就约他们了，当时还不知道要出发，既然他们来了，我就得接待。
由于在海上和其他地方经常接触一些原始的造物，我对文身产生了可悲的爱好。像带走那些奇珍异宝一样，我也想带走日本文身艺术——其手法之精细简直无与伦比——的一个样品。
他们的图样册在我桌上摊开，由我自行选择。那里面有适合于人的各个不同部位的奇怪图样：有些标记是适于胳膊和腿的，有些玫瑰花枝是适于肩膀的，有些怪模怪样的大鬼脸是放在后背中间的。为了满足某些顾客（如外国海员中的水手们）的喜好，甚至还有一些武器盔甲、美洲纹章和有套环图案的法国纹章，救世主在群星之中，一些格雷万①的女人像给措在有趣的报纸上！
①指素描画家A·格雷万（1827—1892）于一八八二年在巴黎创建的蜡人馆。
我看中的是一个极罕见的红蓝两色的怪物，约两指长，刺在我胸膛上与心脏相对的另一边，效果必佳。
经受了一个半小时的不适和痛苦。我平躺在我的小床上，把自己交给这几个人摆布，我绷紧肌肉，以忍受他们无数次隐隐然的刺扎。偶尔稍稍出血，使图案在一片红色里变模糊时，艺术家之一便赶紧用嘴唇来止血，我知道这是日本办法，是日本医生处理人或言的伤口时常用的方式，因而没有提出异议。
一项如石雕一般精巧细致的活计正在我身上慢慢进行，几只瘦骨嶙峋的手以平稳、熟练的动作在我身上耕耘。
作品终于完成了，文身师傅们以满意的神情后返几步，以便更好地端详，他们宣称这活做得漂亮极了。
我敏捷地穿上衣服动身上岸，以充分利用在日本的最后几个小时。
今天天气酷热，是九月份太阳最毒的日子之一，树叶已开始发黄，使这九月的来临带上某种忧郁的色调。早晨是比较凉快了，但早晨一过，仍然光照很强，暑气逼人。
像昨天一样，太阳正当头顶的时候，我沿着空无一人，只有光与静的小径，登上我那高高的郊区。
我悄没声地打开小屋的门，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生怕惊动梅子太太。
楼梯下面，洁白的席上，在一些小木鞋和小便鞋——它们总是散放在这过厅里——旁边，还有一套正待搬运的行李，我第一眼就认出了我所熟悉的那些优雅的深色袍子，细心地叠好，包在一些蓝色包袱里，四角拢起打着结。当我看见这些包裹之一露出存放信件和纪念品的盒子——这里面，上野为我拍的照片，如今和那些小阿妹们不同的小脸存放在一起——的一角，我甚至相信自己感受到一种短暂的悲哀。那长柄的曼陀林，装进了一个杂色丝绸套子，也已整装待发。这倒颇像某个茨冈人的搬迁，或者毋宁说，令我想起了儿时一本寓言书中的某张版画：那只整整一夏天都在唱歌的蝉儿去敲邻居蚂蚁的门时，背上背的正是同样的装备和长长的三弦琴。
可怜的小行李！……
我踮着脚尖上楼，听见上面我房间里的歌声，便停住了脚步。
这正是菊子的声音，歌声是快乐的！我狼狈不堪，十分扫兴，几乎后悔又回来这么一趟。
歌声里还夹杂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声音：叮！叮！银铃般的声音，十分清脆，好似将银币用力掷在地板上。我很清楚这房子的共振往往夸大了声响，在中午的静寂中和在夜间的静寂中都一样。但无论如何，我得设法弄明白我的阿妹会干些什么。叮！叮！她在玩丢圆片，还是在玩跳蛤蟆，抑或是玩掷硬币清正、反面的游戏？……
这些都不是！我相信我已猜中了，我像印第安人那般小心翼翼，更加轻手轻脚地往上爬，想要最后给自己一次吓她一跳的乐趣。
她没有听见我进来，在我们那间空荡荡、白生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大房间里，照射进明亮的阳光，飘进了和煦的清风和花园里的黄叶。她独自坐着，背朝着门，身穿上街的服装，身旁放着她那粉色的遮阳伞，准备好去她妈妈家。
地上，摊着所有我昨晚按协议给她的那些美丽的皮阿斯特。她正以一个老兑换商的灵巧和技能，捻模、翻弄它们，将它们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