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拢共一块五毛钱还开发票？”复印一页是三毛钱，五页是一块五毛钱。“为什么不开呢？”我这样反问女孩。“收款收据行不行？”女孩还有点不甘心。我说：“不行！要正式发票！”
此刻我将那张发票拿出来，展开放在办公桌的一本书上，实在有点忍不住了，拿起炭素笔，在右上角模仿阎局长的笔迹写下两个字：“准报！”阎局长在条据上签字，有时写作“准报”，有时写作“准支”，有时写作“经费支”，有一次他笔误将“准报”写作了“准抱”，当时李小南当出纳员，我看到“准抱”二字，一个人偷着乐。
为什么要模仿阎局长的字体呢？我的字比他的字漂亮多了，我可是“庞中华”呀！“庞中华”再次拿起那支炭素笔，在右上角空白处，潇洒有力地写下两个字：“准报！”并签上名字——签得当然不是“庞中华”，而是“鱼在河”！
32
在机关工作，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有点像过去女人缠小脚，得先将自己一层层包裹起来，然后迈着小碎步往前跑。这就叫做“不积硅步，无以致千里”。你若想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甚至像那些短跑健将那样进行百米冲刺，非绊倒不可。
冯富强绊倒了，赵有才虽然没有绊倒，正跑着却不跑了。赵有才为啥不跑了？他气馁了，因为他跑不过马方向。就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别人都冲线了，自己还得再跑两圈，于是干脆信步走了起来，结果差不了多少——都是倒数第一名。
作为我们玻管局位次排在总工程师牛望月之后的一名“行管办副主任”，赵有才还能跑到谁前头去。跑陈奋远前头去？还是跑朱锋、姬飞前头去？要跑到这些人前头去，得像马方向那样——飞！可他又“身无双翼”。于是赵有才不仅打消了“飞”的念头，甚至没有了“跑”的心思，背着个干粮袋，跟在大部队后面慢腾腾地走了起来。
赵有才现在在我们玻管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下象棋。我们玻管局出过两届市直机关象棋比赛冠军。一届是朱锋，一届是姬飞。可现在这两届冠军却下不过赵有才。有时他们一下就是一个或半个工作日，到下班了还恋着不肯离开棋盘。有一次赵有才与姬飞下了个平局。两人已下班出门了，甚至已下楼了，就要出大楼门了，却又折回身上了楼，噼里啪啦又来了一盘。
赵有才后来开玩笑对人讲，不下最后那一盘，决出个子丑寅卯来，就像“唱歌”最后那一下，不出点东西就结束战斗，浑身憋得难受。
牛望月跳棋下得不错，可赵有才他们没兴趣和他下跳棋。他就去拉小马、小胡、小虎或小高。小马后来不愿和他下棋了。小胡要和小虎、小高玩扑克牌，要么“挖坑”，要么“拐三”，要么“爬山”。他就只好拉个小牛。一头老牛，一头小牛，爷俩关着门玩那几个玻璃蛋子
我将冯富强击溃之后，（这小子现在还蒙在鼓里呢！）审时度势，觉得在老局长退居二线前不宜再有什么举动，须静观。所谓“动若脱兔，静若处子”。我那天跑着去复印那封信时多像一只“脱兔”，现在应尝尝做“处子”的滋味了。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起初几天，冯富强依然像往常那样，屁颠屁颠往老局长办公室跑，可出来后不再像过去那样兴高采烈。过去从老局长那儿出来，是“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即使没有朝霞，他脸上也燃烧着灿烂的晚霞。现在出来则布满了阴云。有时又像那种“丈二和尚”，半天摸不着头脑。坐在办公桌前长舒一口气，发半天呆，嗒然若失。可以想得来，他对老局长对他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百思不得其解。老局长待人的态度原本就有点捉摸不透。有时他对你很热情，有时不很热情，有时则很不热情，甚至很冷淡。他冷淡你的方式有许多。首先是不说话，他不仅不主动和你说话，你和他说话时他也不说话，最多用鼻子哼一下，或者干脆连鼻子也懒得使用。这样你就会局促不安起来，自个会寻思：我哪句话说错了？哪件事做错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并没有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就会再往远处想：最近我有得罪老局长的地方吗？你想破脑子也想不出老局长这是怎么了，又不能问，于是愈发忐忑不安。老局长冷淡你的第二种方式是不看你，就是那种“视若无睹”。问题是他有时候“视”都不“视”你一下，从你进门起他就始终不看你。他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你是谁，但他就是不看你。那他用手蒙着眼睛？没有，他也没有以手蒙眼睛。那他的眼珠子总得往个地方看啊！他当然往个地方看：他往办公桌的文件上边看，一边看一边还皱着眉头哗哗翻文件。老局长这种“目中无人”的功夫可坚持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以上。就是说，你若坐在他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他可以在这么长时间对你视而不见，瞧都不瞧你一眼。而你坐十分钟就坐不住了，有那种如坐针毡的感觉。老局长冷淡你的第三种方式是看你——这种方式更厉害！可不是像看李小南那样看你，让温柔的目光像水波一样淹没你。老局长看你的目光里注入了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那种冷空气从气象学的角度讲称作“寒流”。在老局长向你瞥过来那一瞬间，你眼前会觉寒光一闪，当你温热的目光和老局长寒气逼人的目光相遇时，你不禁会打一个哆嗦，仿佛有一把刀子，嗖地向你飞来。这一刀就将你砍得魂不附体，急忙找个借口站起身开溜。
老局长冷遇你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骂人。老局长当然不会骂你。老局长又不是当年被杨志一刀宰了的那个泼皮牛二，怎么会随便骂人呢？但他可以骂文件，骂桌上的茶杯，甚至可以骂办公桌，骂悬在半空中的吊灯。老局长骂哪儿眼珠子往哪儿瞅。可此时你的额头上已浸出细细密密的汗珠。让我感到乐不可支的是，从那天开始，冯富强从老局长办公室出来，常常是满头满脸的汗珠。有一次我见他刚从老局长门里出来，急忙以手背在额上和脸上抹，当时并不是伏天，即使是伏天老局长办公室也不热，因为有空调。那冯富强为什么这么热呢？他抹完后在楼道里甩下一把汗珠。我当时童心大发，竟想跑过去数一数他甩下的汗珠是多少瓣？后来一想，这可不容易数清楚，才作罢。
可以想得来，冯富强将老局长的所有招数都领教了，那段时间他内心里是多么痛苦啊！
这天早晨刚上班，阎局长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进大办公室。他瞧都没瞧眼巴巴望着他的冯富强一眼，径直走到我办公桌前，将文件放我办公桌上对我说：“小鱼，这是省玻管局的一个通知，省局将于近期组织各地市的局长赴欧洲考察学习，你负责与省局联系，按照省局的要求将我出国的手续办理好。”那天阎局长转身离开后，我发现冯富强脸色刷白。瞧着冯富强那副六神无主、如丧考妣的痛苦样儿，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更令我高兴的是，他的这种痛苦是我给他造成的，是我亲自将他置于刀俎、付诸庖厨的。我顿时明白：你要想得到快乐，就应去给别人造成痛苦，这才是那种颠扑不破的真理呢！
譬如袁长印，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久违的家伙。我才明白，当初他为何要将我捂在枯井里一捂就是十年，原来他是为了自己得到快乐。小时候，孩子们恶作剧，抓一把蚂蚁扔热锅里，然后快乐地伏在锅沿边看。蚂蚁拼命挣扎，很快又不挣扎了——因为它们已被烫死了。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要么做蚂蚁，要么做抓蚂蚁的人。当年在我们袁家沟乡，袁长印就是抓蚂蚁的人。乡里有一所中学，一所中心小学，还有十几所散布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小学。袁长印高兴了，就可以将你从某所村小学“抓”到乡中心小学来。不高兴了则可以将你像从身上摸一个虱子一样，摸出来扔大山深处的褶皱里。在那些像“夹皮沟”一样的深山沟里当一名小学教师，你连死的心都有！尤其是那些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下来的女娃娃，每到晚上，就蒙着头在被窝里抽泣。
除了“调动权”外，袁长印还掌握着“去留权”。当时这些学校里有一半民请教师。袁长印那儿有一份全乡民请教师的名单。对哪个人有不好印象了，就掏出一支红蓝铅笔，用红的一端将这个人的名字一笔勾销，仿佛是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核准死刑似的。那时炭素笔还没有流行开，乡里的干部衬衣口袋里往往插着这样一支削开两头的红蓝铅笔。乡里的那些民请教师当时最怕袁长印“动笔”——尤其怕动红的那一端。袁长印动一下，就得有一个人卷铺盖回家。路遥小说《人生》里的那个高加林，就是这样被一笔勾掉的。因此那些民请教师一见袁长印，无不像现在的冯富强见了阎水拍一样，腿肚子直打哆嗦。据传言，那些青年女教师要从山旮旯儿调到乡上的中学和中心小学来，或者从乡上的中学和中心小学调回县里市里去，有点姿色的都得让袁长印“过手”。就像万里长征必须经过六盘山一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袁长印就像一个骄横而荒淫的皇帝，乡里的这么多学校都是他的后宫，那些女教师——尤其是有几分颜色的年轻女教师则都是他的妃子。他若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亲昵地揽揽谁的腰肢或拍拍谁的屁股，那是他宠幸你！袁家沟乡的教师那时都晓得，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得罪，惟独袁长印不可以得罪。和袁长印过不去，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每一个教师到袁家沟后——无论是“公派”的，还是民请的，第一项工作不是玩那一盒粉笔头，而是到袁长印家“拜门子”——就像上海滩当年那些初加入青红帮的小泼皮，先得去拜拜“祖师爷”。当然去拜望袁长印不需要叩头，只要拿些好烟好酒就行了。那时还不时兴送钱，以送烟酒为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