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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并没有像贾宝玉和袭人那样，在探春大酒店与李小南“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丢下柔媚娇俏的李小南，急急忙忙赶到玻管局。我让小虎找来工匠，将玻管局苍老的“容颜”重新妆扮了一番。粉刷了大楼，所有办公室全部换了新的桌椅，给人一种崭新的气象。包括挂在大楼外面的牌匾，也全部新换。过去的老牌匾，油漆剥落，有一块牌匾中间还裂开一条缝，能伸进去一个手指头。
我们玻管局大楼门外，一溜儿排开，挂着八块牌匾，就像农家小院门前挂着八条挽成辫状的红辣椒。八块牌匾并不算多啊，我曾在我们紫雪市某单位门前看到过挂着十二块牌匾。
新制作的这八块牌匾挂在玻管大楼门前，白底红字，比八串红辣椒醒目得多，简直像八位妆扮一新的新郎，在等候迎娶八位婀娜多姿、千娇百媚的新娘。闪亮的白油漆、红油漆在太阳光照耀下，放射出斑驳的光芒。这八块牌匾是：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委员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纪检监察室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协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技术研究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计生协会
57
我坐着小虎的车，回袁家沟看望父母亲。
我给父母亲拿着一份儿厚礼，价值四千元左右。给大伯二伯拿的两份儿礼也不薄，都在两千元左右。
这些年中，我在玻管局苦斗，很少回家。每年只在春节前或春节后回去呆一两天，然后
便匆匆离开。在这一两天中，我也很少出门，除几个必须去看的近亲，再哪儿也不去。
袁家沟到紫雪城，有一百多公里路程。当干事那几年，回家都是坐公共汽车。开往袁家沟的车是紫雪市运输总公司最破烂的汽车。加之路况不好，有一半路是坑坑洼洼的黄土路，若是怀孕的女同志，颠得孩子都会早产。车厢里散发着呛人的汗臭味，难闻的劣质烟草味，以及刺鼻的黄尘味。坐一次车下来，以手在脸上一抹，能抹下一层黄土。嘴唇抿得再紧，也会有尘土粒钻进牙缝中，牙齿动一动便会发出响声，仿佛嘴里塞满了白糖粒——可惜不能像白糖那样咀嚼吞咽。目力所尽的地方，全是光秃秃的山，干燥的风肆无忌惮地从荒原上掠过。市运输公司派往袁家沟乡的司机是一个小鼻子小脸的老头，因开车慢，被称作“慢师”。慢师傅开车有多慢？你可以这样想像，骑一头黄牛从紫雪城到袁家沟乡得走多久，慢师傅开车就得走多久。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为明显，汽车就像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忽悠忽悠喘着气往上爬，随时都有可能像一个哮喘病人一般趴下。
每次在冬日的寒风中灰头土脸拎个提包出现在村口时，我就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我低着头，快速地移动着双脚，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我不想碰到熟人，尤其不想碰到袁姓的人。因为我像个土拨鼠，哪里像我们袁家沟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哪里像一个市政府机关来的干部，与在集市上卖土豆归来的农村青年有什么两样？
每年过春节回家，我都备三份儿礼。父母亲的一份儿是两条香烟、两瓶酒。香烟每条价格在五十元左右，酒每瓶的价格也不会超过五十元。总共是二百元钱。另外两份儿礼是给大伯二伯的，两份儿礼完全相同：一条二三十元钱的香烟，一瓶二三十元钱的酒，再买两包糕点，每份儿礼价值六十元左右。
我做了副主任科员和不主持工作的副科长以后，回家一般仍以坐公共汽车为主。只有两次没有坐公共汽车，坐的是“专车”。但这两次坐“专车”的经历，却像做了两场噩梦。在我没有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之前，即使再有类似坐“专车”的机会，我也会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坚决放弃这样的机会——我宁肯坐公共汽车，也再不愿坐这样的“专车”——可见那两次坐“专车”受了怎样的刺激！
一次坐“专车”是我做了副主任科员后，当时头脑一发热，觉得自己怎么也是个副科级了，搞一辆专车回去在村里扬扬头，给父母露露脸。（我亲爱的父母一生也没有露过几回脸啊！）我通过关系借了市政府另一个局一辆桑塔纳。那个局的政秘科长我认识，我曾给他帮过一个小忙。那天他让我早晨八点在玻管局门前等车。我七点半就提个包站在玻管局门口，就像提个包站在岳阳楼上一样，脸上“喜洋洋者矣”。心想：我也可以坐专车回一趟家了！我当时眼睛里放射出明亮而喜悦的光彩，用孟子的话说，就是“眸子瞭焉”（瞭：明亮），那副傻样，简直有点像小品里边的赵本山。
可一直等到八点半，还不见车的影子。我打电话给政秘科长，他一会儿说车加油去了，一会儿说车哪儿有点毛病。“小毛病，好修！”这个鬼科长当时还用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影片里的台词这样幽我一默。直到九点五十分，车才不情愿地开过来。上车后，我殷勤地掏出一包特意买的好烟，抽出一支递给驾驶员。他瞧也不瞧我一眼，粗声粗气地说：“不抽烟！”然后便开车上了路。
一路上他不说一句话。忽而将车开得飞快，就像飞机起飞前在跑道上疾驶一样。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双手紧紧抓着车门把手，生怕他将车开得飞到天上去。有时他又忽然将车开得很慢，这时候他又有点像那个慢师，不慌不忙带着我跳一曲梦幻般的慢步舞，让我昏昏欲睡。可我刚矇眬睡去，他又突然提速。我还没来得及警觉地睁开眼睛，前面路上有一个土坑，他又一个急刹车。我的整个身子和脑袋向前扑去，有一次我的脑袋甚至像皮球一样弹到了前窗玻璃上。我一边揉着碰疼的额头，一边还在自言自语讨好那个混账司机。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我的头碰破没有关系，只是怕把你的车玻璃碰碎！”我原以为这句有点幽默的话能逗他开颜，可他却无动于衷，那张脸仍然绷得像小孩的屁股蛋子一般。
那次坐专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作“不说话阶段”——他始终绷着脸不说话。他不仅不主动和我说话，更严重的是我找话和他说时他也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我是在对一块石头说话。你可以这样设想一下，若你连问一个人三句话，这个人却理都不理你，你有没有勇气再问第四句话？可若我们一路上始终不说一句话，那种气氛更让人难受。仿佛夫妻俩闹了意见负气地背靠背一样，空气好像凝固了。我小时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客车驾驶员，家里出了几件事，心情很不好。这天出车前，他在心中作出这么一个决定：若今天车上遇到两件不高兴的事，他就给一车人一点颜色看看。第一件让他不高兴的事，是一个年轻人带来的。这个年轻人站在车门口粗声粗气令司机停车，说他要下去撒尿。司机稍停慢了一点儿，年轻人便盯着他骂骂咧咧，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刺伤他的自尊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把车开得这么快，准备往哪儿开？莫非是往你母亲的生殖器里面开呀！司机当时狠狠瞪了一眼这个年轻人，心想：一会儿你就会为这句话付出血的代价。第二件不愉快的事，是一个老头带来的。因过道里挤满了人，老头一屁股坐在汽车前引掣盖上。司机认为妨碍操作，不让老头坐。老头一定要坐，并瞪着眼对司机说：“你这后生，懂不懂得孝敬老人？我若是你爹，你让不让我坐这儿？”老头的话“哄”一声将一车厢人逗笑了，纷纷跟着老头奚落司机。此时坐在前边的一位大妈看不过眼了，说：“你们这些人，还讲不讲道理？人家辛辛苦苦给你们开车，你们还欺负人家，你们想一想这样做对不对？”大妈这样说时，司机的眼泪刷就下来了。他猛然一个急刹车，走过去拉开车门，不由分说将大妈推下车。众人正在惊愕，他已开着车向前狂奔而去。接着轰隆一声，车开下了山谷，司机与一车人同归于尽。
小时候听村里人讲这个故事，对这位司机肃然起敬。简直认为他是绑着炸药冲向敌阵的英雄。那天坐“专车”，我突然想起了这个故事，真担心这个一路上绷着脸的司机将车突然开下山谷。所以即使他不说话，我也不敢不和他说话，硬着头皮找话搭讪。他若不回答，我便采用自问自答这种形式。静默了一会儿，当我又一次陪着笑脸扭头问他一句什么话时，他却突然开口，恶狠狠地骂道：“靠你妈！”
我当时脸刷一下红了。虽然很快明白他并不是骂我，而是骂一个从车前跑过的小孩，但我还是有一种挨骂的感觉。他金口一开，进入第二个阶段——说话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这位司机开始不住口地骂人。他骂人主要以骂别人的母亲为主，仿佛天下的母亲都得罪了他，而他则不是母亲生养的。他骂的对象是：公路上跑来跑去的小孩，骑自行车的农村姑娘和小伙子。有一次一个姑娘骑自行车向路中间扭了一下，他打下车窗放慢车速骂这位姑娘，大意是说他准备将这辆车开进姑娘那个地方去，并十分主观地认为姑娘“那儿”是个良好的停车场，他准备把车停在“那儿”不走了。当时那个姑娘在我坐的这一侧，他骂的时候脖子拉长，将脑袋从我怀前探过去。我赶忙将身子向后缩了缩，给他让开空间。我那时才明白人的脖子像松紧带或橡皮筋一样，是可以拉得很长的。他那天的脖子伸得比鸡脖子还要长，差不多有天鹅的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