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的下午，权老板来取匾，我父亲和我母亲午睡还没有出房，下人安排权老板在客厅等候，我在院子里玩耍，权老板在客厅招呼我进去，我站在他面前，权老板从兜里摸出一个小玩意儿递给我说二少爷喜欢吗？我接过来一看是万花筒，做得很精巧全然不是街头小摊卖的货色。
给我的？我问。
权老爷点头说二少爷帮我去正房看看秉老爷起床了吗，我有事着急回去。
我答应着朝我父母的卧房走去。平时我父亲休憩是不许人打扰的，我家都知道这个规矩，我蹑手蹑脚地来到卧房，我听见里面好像传出一种声音，我将门悄悄地推开，我被眼前的场景吓呆，青天白日下，我赤身裸体的父亲骑在我一丝不挂的母亲身上，我母亲在他身下扭曲呻吟，他们像狰狞的男鬼和女鬼，让七岁的我吓得坐在地上。
我父亲很快穿上衣服出来，斥责着我进屋不敲门，我指着客厅辩解说有人等您拿匾呢。我父亲沉着脸走进客厅，权老板赶紧迎上来说打扰秉老爷休息了，该死该死！我父亲差遣下人搬来牌匾，权老爷连连道谢夸赞，我父亲一言不发，只说了句不送，又回了卧房。
因为权老板，我父亲一连几天不爱搭理我，我看见了我不该看见的。
偷古玩店之前，我一连几天都混在店里观察，我不知道哪些东西值钱，店铺里墙上的坛坛罐罐、陶瓷玉器，柜子里的小摆件鼻烟壶、玉扳指、翡翠如意什么的让我眼花缭乱，听着老板和买主之间的讲价，我盯上了老板手里的一个晶莹剔透的玉扳指，我看见老板整天宝贝似的把玩着，从不摆在柜子里，遇上客人问起，老板摇头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不卖。平时玉扳指不离老板的手，只有帮助来客介绍古玩时，老板才将它顺手放进口袋。
机会来了，那天古玩店来了两拨客人，一拨客人看瓷器，一拨漫天打听着价，让人吃不准他们要买什么，老板弯腰给客人看瓷器底上的字号时，我从老板的身边擦身而过，我的手只是轻轻地一夹就从老板的口袋中掏出了玉扳指。
我觉得我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神不知鬼不觉的我走出店门的一瞬间就被那拨漫天问价的人拦住了。原来他们是老板叫来的人，都是一些失窃的事主，他们注意我好几天了，其实他们没看见我偷什么，只是我的神情让他们觉得我得了手。
我被他们扭送到了派出所，人赃俱获。拘留十五天，我被我哥领回。
１４岁还不能承担法律责任，我被勒令接受家长管教。学校已经将我除名。
回到家，我母亲的目光躲闪着我，每天早晨她都会放一些零用钱在我的屋里，好像随时提醒我不要再去偷盗了，邻居避讳着我还唆使孩子不要靠近我，我成了院子里的流感病毒，没人愿意被传染。
我父亲在和我讲了一番大道理后减少了来后海的次数，有时一个月来一趟，来了也不会久留。我哥的不扛家和我的不成器让我父亲心灰意冷，他惟一想念的除了我母亲就是我妹了，假如这个家里没有这两个女人，他会不认我们哥仨是他的种。
我弟那年１２岁，整日像个没心肝的野马，只要让他吃饱了，天塌下来他也不管。
我无所事事。无所事事的我在老实了一年多之后，又操旧业。
再次落网是在我父亲常坐的从和平门到后海的沿线的无轨电车上。我不偷老不偷少，专偷那些年纪上做父母的人，每次从他们的口袋掏出钱夹都让我兴奋异常，有一次我甚至在车上撞见了我父亲，他没有看见我，趁着人们拥挤着上下车之际，我蹭过他身边轻而易举地掏出了他要送给我母亲的月规。
我能想象出我父亲在我母亲面前丢了月规是何等的沮丧，那必是一种身体的精神的双重沮丧。我想象不出的是双重沮丧的我父亲如何在我母亲身体上驰骋？如何让我母亲在他的驰骋下快乐如昔？
我回家时，我父亲已经离开，我母亲只字未提，我妹吃饭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我，我让她看得发毛，草草扒拉口饭就回屋睡觉，背后，我母亲的目光像钉子，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知子莫若母。
偷了我父亲后，我曾经痛下决心再也不去偷了。我甚至偷偷地用针扎过自己的手心和十指，那几天我的手伤痕累累，吃饭只能用勺连筷子也夹不住。只是这样的日子只坚持了半年，半年后我又出没在和平门通往后海的电车上，直到后来被公安的反扒人员擒拿归案。
做惯了贼，不偷手痒。
我再次让我父亲颜面扫地。
更让我父亲颜面扫地的是他的字给他惹了祸，那年“大鸣大放”，铁路局贴满了给政府提意见的大字报，我父亲天生胆小，加上自己曾有两房老婆的背景，自知不够大鸣大放资格，便没有参加鸣放，因为写一手好字，我父亲被拉去帮助鸣放的人誊写材料，居然将一篇篇毫无文采的意见书写成一幅幅书法作品。那些和我父亲过往密切的人士贴在墙上的鸣放文章大都出自我父亲之手。后来事情急转直下，当这些人相继成为落网的右派时，有人回忆起那些贴在墙上让我父亲以为自己有用武之地、让旁人啧啧称道的大字报大都假我父亲之手，他毫无例外地成了一名“编外右派”。
那一年，我父亲熟识的知名人士相继落马，剃阴阳头，开批斗会，抄家，流放，自杀。我父亲庆幸自己没有爬得那么高。
“编外右派”的我父亲因为没有什么奇谈怪论，陪绑“在编右派”挨斗数日后，又被造反派们拉去誊写揭发批判文章，我父亲不敢拒绝，誊写的批判右派文章一点也不敢大意，生怕哪点没写好惹领导们不高兴把他从编外整到编内。那段日子里，只要不端他饭碗，谁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我母亲再也没出过后海那座大杂院，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常常以泪洗面，哀叹事世多变、命运多戾。
五八年初，我被判劳教十年，被押解上了开往东北的劳改列车。
走在押解犯人的队伍中，别的犯人只有胸前一块牌子，而我感觉自己挂着两块牌子，前胸和后背都刻着字。
踏上火车的瞬间，我停了下脚步，回望这个生我养我的城市，看着工厂高大烟囱中冒出的缕缕白烟黑烟，看着车站往来穿梭的人流车流，心头无限酸楚。别人都生活在自由明媚的阳光下，活在激情和热血沸腾的日子里，而我由黑暗中来又弃光明而去。
其实我不知道，接下来的五九年里５５万右派将和我同样的命运，不是发配就是流放，不同的是我是劳动教养，他们是劳动改造。
要是知道有那么多显赫的人物和我同样的命运，我当时的心情肯定不会那么沉重。我是自找的，他们呢？祸从口出。
在押解战士的呵斥中，我走进了闷罐子车，车门沉重地关上，切断了我和这个城市和那个家族所有的关联，黑暗中的我在设想一个惯偷的人生和一个庶出的人生哪个更让我活得容易些，我想象不出，但是我知道活在陌生人当中我将更自在些。
那年我１８岁。
１８岁的我身上挂着两块牌子，前胸惯偷，后背庶出。
二
劳改队里，我是年龄最小的犯人。
管教干部姓屈，是个转业大兵，脸黑，身子像铁塔，别说我们憷他，连他们管教干部的小孩见了他都绕着走。
屈管教的严厉震慑着所有的劳改犯，在别的劳改队，像我这样新来的手无缚鸡之力的犯人一进号子就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受气包，不但要服从管教的命令还要受监室的老大的管制，有时在监室内的劳改要比监室外的劳改更难以承受，好在我遇到了屈管教，我是他威严的最大受益者。
我觉得我简直在从头活人，大到去农场干活，小到穿衣叠被，屈管教的军事化管理，让我无数遍做着同一件事情，光是叠被我练了一个星期才将被子叠成豆腐块。刚叠好那几天，别的犯人劳动回来上床午休，我又累又乏也不敢上床，怕弄乱了早晨叠好的被子，我拿个板凳坐在床边趴在床头眯一会儿，好几次我在蒙中被上班的号声惊吓摔倒在地上。
劳动的时候，我是受训斥最多的犯人。所有的农活对我都是一项高科技，既要体力还要脑力、眼力，那些死板简单的农具到我手里都像有着自己意志的活物，那么难以摆弄，我的手和脚全被磨出了水泡。
１８岁，正是一个人生命恣意生长的季节，而我的生命之树没有旁枝侧叶、花团锦簇，它被修理得笔直，像长在沙漠里的钻天杨，只有一个方向。
多年以后，朴寡妇不止一次地赞叹我像钻天杨般挺拔笔直的身体，我想这都该归功于屈管教。
１８岁，行卧坐立，在我生命拔节定型的时节，军事化管理给了我健美剽悍的体型，尽管我的精神从没有伟岸过，我的躯体却可以傲视所有直立行走的物种。
屈管教在我服刑的第三个年头调回了原籍山东，接替他的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而且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叶美舒。相比之下，叶管教比屈管教温和了许多，她是用那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管教方法，这方法让我的人格在室外得到了尊重在室内受到了践踏。
和我同监室的贺大头是个无期，因为怀疑老婆和人通奸连伤三人，据说老婆的脚筋被他挑了成了永久的残废。
屈管教在时，贺大头不敢炸刺，夹着尾巴做人，换了叶管教，贺大头便在监室称起老大。先是不再轮班倒马桶，不扫卫生，后来让监友伺候他，哪个监友家里来探监，送来的东西都得让他过目，他挑够之后才许拿走，谁破了规矩谁就不得消停。
第一个赶刀的是一个小学老师叫孙四平，他因为猥亵小女孩被关了进来，判了十二年。人长得獐头鼠目，一副委琐样，当我听说他曾是人民教师时，真倒胃口。那几个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