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李八郎也。’”
这位突兀而来的李八郎，凌空出世，满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其实也是她，震惊京师，征服文坛的写照。
当这位小女子由家乡山东济南来到开封的时候，词坛好比那曲江进士宴，无人把她放在眼下。当其时也，柳永，宋祁，晏殊，欧阳修，苏轼，张子野，晏几道，秦观，黄庭坚……词藻纷出，华章迭起，一阙歌罢，满城传写。凡歌场舞榭，盛会宴集，勾兰瓦舍，游乐醵聚，或啸，或歌，或唱，或赋，非苏即柳，不是“大江东去”，就是“晓风残月”，莺莺燕燕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为之喧闹嘈杂，风光悉为须眉夺去，风流尽在男性世界。
这位新人不能不煞费踌躇了，第一，要面对着性别歧视的词坛；第二，或许是最主要的，来晚了的她，发现这桌文学的盛宴，已没有她的一席之地。文学，有时比政治还势利，比经济还现实，错失时机，偃蹇一生，满腹才情，萤草同腐，完全是有可能的。得先机者，善哄抬者，抢风头者，敢弄潮者，比较不那么要脸的硬充数者，往往倒得到便宜。因此，一旦别人捷足先登，后来者就只有站着看热闹的份。况且，在文坛上，蹲着茅坑不拉屎的家伙，尤其不识相，哪怕连个屁也放不出来了，绝不提溜起裤子，甘心给别人让位的。所以，必如李八郎那般，穿云裂石，金声玉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举点中众人的死穴，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才会被人承认。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坛那张桌子上，挤进去一张椅子。我揣度她会觉得那很下作，因为她说过的：“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富贵”是物质，在李清照笔下的这个“富贵”，却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坛讨一口饭吃，那是巴尔扎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干得出来的肮脏勾当，这位大家闺秀肯定不屑为之的。
尽管有关她的生平记载，缺乏细节描写，更无绘声绘色之笔墨，但从她这篇藐视一切，睥睨名家的《词论》推断，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不写也则罢了，既要写，必定以惊世骇俗之气，不主故常之变，初写黄庭之美，出神入化之境，让开封城大吃一惊。
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飞鸿掠影，石破天惊，“当时文士莫不击节赞赏”（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记》）。
阮阅《诗话总龟》后集《丽人门》云：“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言甚新。”
陈郁《藏一话腴》甲集云：“李易安工造语，故《如梦令》‘绿肥红瘦’之句，天下称之。”
黄升《花庵词选》云：“前辈尝称易安‘绿肥红瘦’为佳句，余谓此篇（《念奴娇／萧条庭院》）‘宠柳娇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据研究者言，同时代人对于李清照的评述，大都近乎苛刻，对其生平，尤多訾议。但从以上宋人评价，可以想象当时的汴梁城里，这位新出炉的诗人，肯定是一个最热门，最流行的话题。如曹植《洛神赋》所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那样令人感到新鲜，感到好奇。她的端丽形象，恐怕是北宋灭亡前，那末世文坛的最后一抹亮色。
《一剪梅》中，远走之苦，恋念之深，绮丽的离情，委婉的别绪，无可傍依的忧愁，无计排遣的惆怅，字字句句，无不使人共鸣。全词无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阴霾，笼罩全词。这还不过是她飘零一生的序曲，嗣后，靖康之国灭，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艰难，孤奔之无助，更是无穷无尽的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悲剧。甚至直到最后，死在哪年？死在哪里？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尽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给文学史的不多的词，很少的诗，极少的文章，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甚至断简残篇，只言片字，也流露着她的睿智。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李清照堪称是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明人杨慎《词品》）
“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张端义《贵耳集》极推崇其元宵《永遇乐》、《声声慢》，以为闺阁中有此文笔，殆为闲气，良非虚美。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也。”（清人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能给后人留下充分的话语余地，说好也罢，说坏也罢，能够有话好说，那就不简单，可谓不虚此一生。作品问世，不是马上呜呼哀哉，不是转眼烟飞焰灭，而是说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像李清照这样，才是所谓真正的不朽。至于时下我等厕身之文坛，耳闻目睹，躬逢其盛的“不朽”，无论个人吹出来的，还是哥儿们、姐儿们捧出来的，无论怎样厚颜无耻，大言不惭，至多，只能说是一种乐此不疲的文学手淫而已。
李清照的这首很政治化而无任何政治蛛丝马迹的《一剪梅》，长期以来，是被看做一首闺情诗，一首思妇词，被人吟哦传诵。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还有编辑多情加上的题注：“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甚至还有更艳丽的演义，那块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迹的此诗真本，到了元代，还被画家倪云林所收藏云云。如果真是这样罗曼蒂克的话，那倒是适合拍好莱坞爱情电影的上好素材。
其实，这是面对政治迫害的恋恋不舍之歌，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那是很痛苦的诀别。不能抗命的无法逃脱，难以名状的凄凉情绪，无可奈何的强迫分手，心碎郁闷的长远相思，就绝非泛泛的离情别绪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层次的悲恨怨愤。要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花归花，水归水，各走各的路，倒相安无事的。可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双打办”也好，“清奸肃党办公室”也好，频频敲开她家的大门，不断关切她何时启程。于是，“远游”的，只能是她。告别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齐州章丘，也就是山东济南，饮她飘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似是同时，北宋当局的腐败政权，也开始江河日下地向灭亡走去。
也许一个临近衰朽没落的政权，越是疆土日蹙，越是外邦欺凌，越是国弱民衰，越是日暮途穷，越是起劲地窝里斗。这种力气没处使只有自相残杀的游戏，也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场面。
而积弱的宋朝，到了中后期，举国上下，不务正业，投入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党争”，耗竭国家之元气，伤害国民之精神，制造人群的分裂，最后只有不可收拾的亡国一途。尤其可恶的，正是这场“党争”，把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优秀文人，其中很有一些堪称为民族精魂的文学巨人，都卷了进来，一个个打得不可开交，一个个活得精疲力尽。求生尚且艰难，何暇顾及为文，遂酿成文化生机的停顿，文学发展的凝滞。
试想，在这场由皇帝发动的小人结群，君子蒙难，豺狼当道，精英受害的肉搏战中，大厮大杀，徒费岁月的文人们，纵有盖世的天才，也被无用功消耗殆尽，即使有天大的智慧，也被虫豸们吞噬一空。
这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因此，如果给北宋那些文学大师，相对平稳，无须旁骛，得以专心致志写作的时间；如果给李清照一个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危机四伏，能够有充分发挥其文学才华的空间，以钟灵毓秀之心，作美轮美奂之文；如果，说到底，没有从神宗起到徽宗止，桎梏文学生产力发展，长达五十多年，搞得昏天黑地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宋代文人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该更大一些，更好一些。至少不比唐代逊色，说不定如盛唐那样，也有一个盛宋的文学气象。
真是那样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给后世了。
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也只能是无奈无聊的空叹罢了。
再启蒙：社会的破碎与重建
韩少功 王 尧
韩少功：男，湖南长沙人，现为海南省文联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集有《韩少功文库》。首倡“寻根文学”，每一部重要作品在新时期文学中都有开创意义和独特价值。
王尧：现为苏州大学教授，著有《迟到的批判》等理论专著。
王尧：现在回头看，知识分子从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的步伐是仓促的，包括在思想模式的转换方面。９０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回应不像现在这么从容，有些忙乱。
韩少功：当时国内有“六四风波”，国外有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易帜，很多人处于一种茫然状态。
王尧：你在海南主持的《海南纪实》杂志风行全国但也树大招风，在“六四风波”以后被责令停办，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怎么样。
韩少功：整肃十分严厉，有的文章甚至把这个杂志与《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列为齐名的“反动”媒体，政治“待遇”给得相当高。我以为又会回到“文革”，但压力没有我预计的大。杂志停刊以后，我饭照吃，工资照拿，不久还能够单独出国访问，在法国呆了几个月。国外一些朋友也很奇怪，以为我已经“进去了”。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我预计中的倒退，倒是借助严厉的政治扫荡，如履平地一路推进。１９８９年前的“价格闯关”，喊了几次都不敢真动，怕老百姓上街闹事。到９０年代初，我跟一个政协的小组下去调查，发现海南省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