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看来，用文学的方式来考察这些问题已经有很大局限。这几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著作都很畅销。
韩少功：文学也能做很多事，有些作家就一直在做，而且做得不错。如果说有些作家失去了８０年代的那种激情和敏感，表现出某种庸俗和保守的倾向，主要原因可能是生活过于安逸。中国文学市场这么大，作家们版税拿得多，是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住上几室几厅了，家里豪华装修了，在这个那个笔会上吃香喝辣，走到哪里都被文学青年们围着签名和合影。在这样一种安逸的生活环境里，与社会底层的联系可能会日渐疏远。韩愈说文学是“不平则鸣”。有些作家被生活宠得一塌糊涂，好像没有什么可“鸣”。男的搓麻将，女的护肤和购物，就算打起精神读几本书，也缺乏内在激情的驱动。至于深入群众和关切社会，好像太老派了吧？谁还愿意去做那种傻事？
王尧：《天涯》杂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显示了特别的意义。在９０年代文学期刊中，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杂志，当然已经不是一个纯文学杂志，广义上是一份思想文化杂志。我感到这个杂志可能会取代《读书》的位置。
韩少功：做了一些事情，但没有那么重要。
王尧：应该说，９０年代后期以来一些重大的思想活动，一些重要命题的提出，都与《天涯》有关系。
韩少功：编辑人员推出一些稿件当然是很用心的，做得也很辛苦，第一任主编蒋子丹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是有所牺牲的。但我们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天涯》既是知识界再启蒙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王尧：好的刊物都是兼容性的刊物，同人刊物也不排斥异己，譬如当年的《语丝》。你刚才也提到，《天涯》和左翼右翼的朋友都有交往有沟通。
韩少功：我同编辑部的人讨论，办刊物可能得有这样两个尺度：第一是百花齐放，自由竞争；第二择优把关，设定底线，每一篇稿件至少要得６０分。不能谩骂侮辱，不能空洞无物，不能信口开河硬伤迭出，要言之有物和言之成理，这就是所谓６０分的底线。底线以下，没有宽容可讲，没有多元化可讲。编辑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人写了一篇很臭的文章，然后说我是一家之言，我也有争鸣的权利，这种屁话是不能信的。多元化如果变成了垃圾化，多元化的日子就可能到头了，就人见人厌了。多元化不应该成为一种神话。
王尧：要有及格的水准。兼容不等于放弃严格要求，也不等于没有倾向。
韩少功：有一次，一位知名理论家从香港来海南讲学，主题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他说西方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说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反现代性的，因此应该用自由主义克服民族主义。这种理论真是让人听得头都大了。后来我提出疑问：在法国这样一个自由之乡，８０年代后期也通过了两个法案，排斥外来移民，这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印度是以自由主义原则立国，但引进外资的思想阻力比中国还要大，与巴基斯坦更是剑拔弩张，这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天涯》主张多元化，但不能支持这一类的信口开河。
王尧：从８０年代的个人主义以及利己主义，到９０年代呼唤公共关怀和社会公正的重建，很多知识分子完成了一个曲折的思想轨迹。但与８０年代不同的是，这种变化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似乎不如从前，至今也未能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性共识。《天涯》到现在仍然是边缘的地位。
韩少功：８０年代还只是书斋里的冲突，顶多是潜在利益的冲突，但９０年代的贫富分化以后，知识后面常常有既得利益了。既得利益比潜在利益更具体，更实际，所以冲突也会更加激烈，也更顽强。加上中国社会矛盾多，心理压强大，讨论容易情绪化和偏执化，难以心平气和与深思熟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人还是不难找到共同点的。好在生活比观念更有力量，形势比人强。利己主义曾经在青年人中间畅行无阻，好像是一台潜在的提款机，谁都觉得自己有本事，淘汰出局是其他倒霉蛋的事，与我没有关系。但轮到很多人失业的时候，生意破产生活无着的时候，他们还希望父母、朋友、同事、政府以及全社会用“利己主义”来帮助他们吗？他们会不会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新的认识？
现代不一定有共同的“性”
王尧：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对国情的认识显得特别重要。讨论思想理论问题，也不能离开特定的文化语境。如何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前面说的，坚持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是一种思路，后现代主义者又是一种思路。在探讨９０年代时，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也是需要正视的。
韩少功：我对后现代主义缺乏足够的知识，没有多少发言的资格。好像是利奥塔说过：后现代主义就是培养一种对差异的敏感，这一点我深为赞赏。用这一思想方法反观后现代主义本身，应该说，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什么主义。
王尧：像西方的学者所说的那样，现代性也有好几副面孔，内部充满了矛盾，当我们把这个概念引进到中国来，并且以此来考察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时，在我看来情况又更加复杂和特殊，概念之外的东西常常会被忽视。这个时候，现代性理论解释实际问题的力量就被削弱了。
韩少功：我赞成用“现代性”的角度来研究事物，自己也偶尔用一用这些概念，但有时也偷偷地想：西方学者为什么喜欢“现代性”、“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这样一些概念？“现代”与“后现代”指称时间，但发生在“现代”的事情千差万别，发生在“后现代”的事情同样千差万别，可能并没有共同的“性”，也没有共同的“主义”。中国是先封建后专制，周以后是封建，秦以后是专制。西方是先专制后封建，罗马帝国是专制，中世纪是封建。双方在同一时间内刚好不同“性”也不同“主义”。《哈利·波特》是现代事物吧？但这本书里运用了传统神话素材和手法，是不是也有古代的什么“性”？共产主义是现代的事物吧？但更早以前，有僧侣共产主义；更更早以前，有古希腊学者早就设计过共产、共妻、共子的精英制度——这是不是也有古代的什么“性”？也许西方学术传统太重视时间，习惯于直线的时间观，喜欢把历史一截截割开，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所以就闹出了这一些概念。
王尧：用大词容易造成很多误解，比如“现代性”作为一个社会概念和作为一个文化的审美的概念也是有区别的，有时候用得越位了。
韩少功：也许“现代性”这个词实在太宏大，说“现代性互相矛盾”，说“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说“现代性中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冲突”，又很绕，有点玄，至少应该慎用。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可能用一些小词更好，比如说“工业化”就是“工业化”，说“民族国家”就是“民族国家”，不一定都往“现代性”上说。
王尧：有一些学者认为，回到传统文化资源，不过是再一次制造中、西对立，是在完成本位文化的权威代言人的同时，也获得了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权利。在他们看来，五四前后的保守主义和当今的学者，不可能做“纯粹中国”的学者。我觉得这种观点本身倒是以西方视角来观察中国。其实，本来就没有纯粹的东方或者西方，也没有纯粹的传统和现代。回到本土文化不等于拒绝西方，回到传统文化也不等于拒绝现代。
韩少功：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注重发言的内容：你的发言有没有真知灼见？说出道理没有？你如果是言之有据，言之成理，那你不管是维护西方的优越地位，还是维护东方的高贵地位，或者是维护不东不西、不三不四的地位，都无所谓。应该注意动机，过于关注动机就是“诛心之论”了，不是正常的思想交流了。在另外一方面，就像你刚才说的，东方和西方能够截然分开吗？我们说西方文明，日本现代化了，算不算西方？印度和北非的人讲欧洲语言，算不算西方？西方有自己的希腊和罗马，但它的宗教和科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显然都不完全是西方的土特产。伊斯兰教曾经是欧洲的主流宗教，整个地中海是“穆斯林湖”，但伊斯兰教是从外面输入欧洲的。基督教也是来自中东，以耶路撒冷的犹太教为源头，所以米兰·昆德拉跑到以色列说，以色列是欧洲的心脏，但如今是一个长在体外的心脏，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这是一个被欧洲当年排犹运动逐出了体外的心脏。那么科学呢，数学是科学的核心吧，但数学遗产既有古希腊一份，也有阿拉伯一份，现在世界通用的数字是阿拉伯数字，不是罗马数字，阿拉伯文化的功劳显而易见。据说“０”是印度人发明的，所以印度人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文明也有一份功劳。欧洲早就是一个“杂种”了。当然，欧洲这个“杂种”与中国这个“杂种”可能还有些区别，还可以讨论。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是毫无意义，但恐怕需要小心翼翼，要严格限定角度与范围。
王尧：这也涉及到我们对全球化的看法。你在１９９７年的时候，在与萧元的对话中，对“全球文化一体化”这样的提法表示怀疑，现在是否有新的想法？
韩少功：我不相信会出现全球同质一体的文化。两个人的文化都不会完全一样，全球的文化怎么可能完全一样呢？不管到什么时候，人类生存在地理、气候、人种、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还存在，人们对财富、权力、知识、信息以及交流工具的占有也不会平衡，文化趋同的过程绝不可能取消或代替文化趋异的过程。冷战时期，大家讲政治不讲文化。我们支持阿尔巴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