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我们支持阿尔巴尼亚“反帝反修”的时候，没有想到那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政治斗争掩盖了他们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文化冲突。冷战结束以后，大家讲文化不讲政治了，政治只剩下所谓“文明的冲突”。美国的亨廷顿这样说以后，不仅美国很多人信，穆斯林世界的很多人也信，一闹事，一动武，就是文明之间的“圣战”，就往宗教或者民族方面浮想联翩，而石油、金融、水源、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冲突，被有意或无意地掩盖起来。现在看来，讲文化与不讲文化，讲文化差异或者文化一体，都可能有意识形态的理论设套，是借它们来说事。我们得小心一点。钱穆先生说过，只有等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差距缩小的时候，对文化的讨论才可能心平气和和深思熟虑。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还得加上一条：当全球利益冲突相对平缓的时候。
王尧：那时候讨论的心态不一样了。
韩少功：没有意识形态的干扰。
王尧：很多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
韩少功：问题是“全球化”指的是什么。如果是指全球范围内各种共同体的互相影响，指每一个共同体都不可能完全独立地发展，那没有什么不对，而且这一过程从１６世纪已经开始了。１６世纪以后，我们有了真正的世界史，每一个国家的国别史都只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没有当时的非洲和亚洲就没有当时的欧洲，撇开欧洲的作用就说不清当时的美洲和亚洲，如此等等，因此国别史从那时起不再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单元。就像要认识一个胃，胃不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单元，必须放到人这个大单元里来认识，才能看得清楚。我们现在中国的史学教育，讲到１６世纪以后还是国别史，是很成问题的。但如果说全球化是指全球的文化趋同，经济和技术共享，还有公正的全球政府，像鄂尔多斯羊绒衫的口号一样：“温暖全世界”，那是另外一回事。也许那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听上去不错的目标，但我们离那样的目标至少还非常遥远。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热衷于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但中国人可以随便定居到美国吗？不行的，所以没有人口流动的全球化。中国人能得到美国的高技术转让吗？也是不行的，出再大的价钱也不行，有美国的法案管着，所以也没有技术传播的全球化。很明显，现在的“全球化”都是有选择的，民族国家这种体制还有强大的作用，谈“国家的消亡”为时过早。眼下似乎有好几种“全球化”在交织，富国想要原料与市场，穷国想要投资和技术，双方又都想要对方的市场，同床异梦，各有所图，都在做全球化的梦，但梦的不是一个东西。以后会怎样发展，还得看。
王尧：反对全球化在西方国家也形成了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浪潮，每年开西方国家七加一的首脑会议，就会有很多人去示威和抗议，还闹出流血事件。
韩少功：投资全球化也损害了西方国家工人的利益，而且这种损害在一步步加剧。资本家把工厂办到中国或印度去了，欧美的失业率就不断攀升。这带来一些新的现象，比如美国波音、通用等公司的大老板最喜欢中国，但劳联、产联这些工会组织最反对中国。比较而言，在马克思的时代，各国的工人穷得一样，但各国的资本家富得不一样，所以“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呢，各国的资本家富得一样，但各国的工人穷得不一样，所以全世界的资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推进全球化。
王尧：社会的重建也包括国际社会的重建，包括克服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恢复，这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韩少功：需要人类精神觉醒和文化创造的又一个春天，也许还需要新的孔子和耶稣，需要新的达尔文和马克思。我们无法预计２１世纪会发生什么，没有办法算命。有时候，我觉得全球化就像一大锅中药熬着，熬来熬去，最后不知道哪一味药治了病，不知道哪一味药伤了身。
（本文收入《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一书，将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沉渣杨继年
老 伍 第一次听说杨继年十一岁就坐牢时，我不禁嗤之以鼻，“您在编小说吧？”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２日下午，我在成都西门的某处街沿上拜访了杨继年，印象不太好。他拧着眉毛，一脸怨毒。我说想与他沟通，他回答：“沟通有屁用，您又不是法官。今天您是个无权无势的文人，闲着没事，搜集个素材，所以能陪坐在这儿磨牙；如果明天您时来运转，不慎当上大官，心肠马上就变黑了。”
我下不来台，只得边撤退边说：“改日再会。”
过了一个星期，我在“上访旅馆”顶楼三号房再访杨继年，乘其情绪稳定，与之长谈，还算顺利。之后，缘分尽，他上访去了北京。
我花了大半年时间琢磨材料，仍然没把握写好此案。我数易其稿，曾尝试使用报告或纪实小说的形式。焦头烂额之际，最终不得不沿袭简朴的原始访谈。因为杨继年已经死了，大量的空白无法填补。一个人惨到如此地步，文学修饰有何意义？
老伍：许多上访人士告诉我，您年仅１１岁就被判刑了，是真的吗？
杨继年：我生于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８日，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５日被××县法院以偷窃罪判刑１０年；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０日又被加刑３年。老伍同志您看，这是两份《判决书》。
老伍：原件呢？
杨继年：没有。
老伍：坐牢是大事，咋可能没法律原件？
杨继年：您是故意挑刺吧？
老伍：老杨您别生气，我真的，真的蒙了。例如这所谓的《判决书》，字迹如此潦草，恐怕大学教授辨认起来也吃力，就凭它，您蹲了３４年大狱……
杨继年：这很正常，５０年代提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当时的法律文书都是手工制作，当场写当场判，没那么多讲究。可能是我太瘦小，高高在上的法官大人觉得没必要发给我《判决书》，因此本人手里的这些复印件，也是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３日从××县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查到并复印下来的。这很正常，在劳改队，许多人手上都没《判决书》，要么被原判法院收回去统一存档了，要么被某个管教永远“借”去了。农民嘛，文盲居多，如果不申诉，“判决”就是一张废纸。
老伍：您也不看重“这张废纸”？
杨继年：当然看重。因为它，我上访几十次，申诉７００多次。开始，地方法院赖账，不准查，我就拿出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信访办的回复函，狗日的看都不看就朝外推我。没办法，我只好在法院门口打地铺，住了两个多月，每天起码吸引几百观众。狗日的面子绷不住，最终同意查询。接下来该我跑腿，地、市、县、区，好几家档案库，耗了许多天。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是个仓库，黑咕隆咚，保管员打开门一指：你去查嘛，莫弄乱了，否则不好归位。我蒙头蒙脑地朝里走，周围全是顶天立地的大铁柜，都锈起壳了。霉味、死耗子味、还有防蛀防腐的药水味，呛得人喉咙直痒。保管员拉开日光灯，边转钥匙圈儿边吼：查嘛，冤有头债有主，你查嘛。
我在铁柜子中间的巷道绕来绕去，浪费了半个多钟点，才醒悟过来：原来像火葬场的骨灰寄放室，这儿也按年头、月份排队，每竖排铁柜档头都贴有标记。我拐弯抹角钻到最里面，突然瞅见“１９５７—１９５８”，整整七大柜子！您想想，一个犯人的判刑材料平均才几十页，七大柜子，要判多少毙多少？心跳比擂鼓还重。我喝了口水，稳住神，开始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厚沓厚沓的卷宗夹着纸，日子一久，就锈成千层饼了。纸也生锈，您信不信？
天气热，心里发毛，我昏天黑地地翻、翻。身边带了个塑料壶，能装五磅水，一会儿就灌光了。汗出得多，衬衣贴着背，我刚要脱，保管员在门口吼：下班了！
第二天起个大早，赶去继续查，还是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还是锈成千层饼的纸。一弯腰就是几个钟点。蜘蛛在背上牵网都不晓得。“１９５７”看遍了，卷宗封皮都没“杨继年”三个字。轮到“１９５８”，个个抽屉都锈死了，拽不开，我用脚踢，用拳头砸，把一窝耗子从顶上震栽下来。还没弄明白，巴掌大的一片陈锈哗啦砸得我满脸花。
眼睛睁不开，脑壳又哐啷撞了铁，我只有摸出门去冲自来水。清醒了，假装歇气，偷捡了半块砖头进去猛敲。搞破坏么？保管员又吼一声，但没进门。我估计他这辈子也没进来过几次，因为我隔一阵再抡砖头时，外面就没动静了。
我这次先拽最顶的抽屉，不料里面真躺着“杨继连”（法庭判决之笔误，应为“杨继年”——老伍注）的卷宗！也是一沓“千层饼”，我闭住呼吸去掰，手又抖得厉害；我把整个抽屉搬到青天白日下，掰开案卷，天！我的原判决！黑里透黄的纸，锈缝缝牵着一泓泓虫蛋，我吹，我拍，抖了又抖。这玩意害了我一辈子，我还拿它当宝贝。
老伍：您这查找过程挺惊险，不过，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的《判决书》也在十年前被监狱政委永远借去了，如果现在我要上访或申诉，遭遇恐怕同您一样，还不一定有您的运气。好啦，我们来说说这判决本身，它的确漏洞百出：您的主刑判决的落款为“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发出”，而加刑判决为“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发出”，也就是说，在主罪还没最终以书面形式敲定之前，您就已经投入劳改，并且因“抗拒改造”加刑３年。
杨继年：您的头脑好使，是个当律师的料。
老伍：您被加刑的书面罪状是——公开质问民警许国成说，“我犯了什么罪，要判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