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回不到“哪儿”，监狱领导给接待处打了招呼，戒备森严，再也没人与我照面。我恋恋不舍地绕着高墙转，守候了一个星期，也没遇半个熟悉的干部。有个好心人听了我的冤情，建议我去成都找四川省劳改局，见我可怜，还为我买了一张汽车票。
十来天后，我的手上又捏了一张省劳改局致××市公安局的公函：“你市××乡杨继年来我局反映……他于１９９１年释放回捕前户口所在地入户，但××乡政府以无钱为由，不予落户。根据（８３）公安部文规定，由乡政府负责解决贷款，做好安置工作。现介绍去你局，麻烦做好乡政府的工作。”
老伍：皮球踢了几个回合，该有着落了吧？
杨继年：乡长被惹毛了，冲我大骂：“你敢到处告我们，给本政府抹黑！”我说：“你们本来就黑，还用抹？”乡长说：“那就尽管去告，看哪级单位肯为你出一分钱！”我说：“这可是你逼出来的。”
老伍：这一告又是十来年。
杨继年：对，从市、省到中央，几级公、检、法，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办、省政府，我见庙就递申诉状。看来，还得告十年状，这条道走到黑了。
老伍：一个小小乡官这么横？
杨继年：公函去一份他撕一份，抵死不办。一直到１９９８年，书记才出面扮白脸，答应在敬老院给我找间屋，我说我才五十多岁，能够自食其力。书记说：“那我就给院里伙房打招呼，不煮你的饭。”
老伍：欺人太甚了！
杨继年：我只好搬去与一窝孤寡老人同住，漏雨，没电灯，条件比劳改队差远了。我入住的当晚，邻铺张大爷就害哮喘死了，他呼呼拉了一夜风箱，天快亮时突然戛然停止。我感觉不好，就翻下床去摸摸鼻孔，已经断了气。
张大爷一送火葬场，我就受不了，但强忍着坚持住了半年。里头半身不遂者居多，经常在饭桌边大小便，而且没油荤，吃不饱。我逃了，什么敬老院，简直是垃圾成堆的活公墓！我流落异乡，成为省高院的上访老客户，这样一来，乡政府向上也有个交代了：“政府已妥善安置了杨继年，他住不惯，跑了。”
老伍：您没生活来源，能撑多久呢？
杨继年：我乞讨，运气好的话，一天能讨几十元。有时饿坏了，也翻垃圾桶，里面的东西比敬老院的狗食还好。天当被，地当床，星星、月亮当蚊帐，这么些年，也混过来了。我还好端端地站着，没趴下。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账没算清，哪天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十公斤炸药，十支铜雷管，一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炸死那一伙不公正的人。
和杨继年分手以后，很替他的心态担忧，真怕他做出过激行为来。整理采访材料的时候，发现自己有很重大的疏忽。杨继年被判无期，但事实上他只蹲了三十四年。他说他有过两次减刑，我居然没有追问他减刑的原因，实在不该。他每次加刑都有大背景的原因，他的两次减刑也不应该例外。把所有这些背景串联起来，说不定能依稀看出社会在法制轨道上艰难前进的步履，也说不定能让杨继年心境稍稍平静些。
几天后，我再访杨继年，一来想弄清两次减刑的真相，二来想劝他放弃上访，安心乞讨，安度自由的晚年。不承想扑了空，杨继年已经去北京上访去了。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３日深夜，滞留北京的上访户老陆在麦子店一带的某处民房火灾现场，撞见了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乞丐杨继年。老陆出于慈悲，将杨继年送往附近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分院抢救，得以脱险。至２月５日，由于无钱缴纳拖欠的两千多元医疗费，杨继年被送出院，遣返回四川原籍，入住双桥乡敬老院。五天后，因烧伤感染而不治身亡。
往事如昨
赵 谦
阴霾的天底下，东欧平原上吹来的瑟瑟寒风卷动着满地萧黄的落叶，卷起雪珠，伴着喑哑、凄冷的松涛声在苍茫的大地上弥散。里尔克，身心俱疲，犹如一个朝圣者走在卡布里岛上那条没有尽头的土路上，寻找着灵魂的栖身之所：
“谁能告诉我
我的生活去往何处？
我是在风暴中遨游，
是池塘里的水波，
还是那苍白如灰
在春寒中战栗的桦树？”
魏育青说：“里尔克最本原、最重要的体验是在喧嚣尘世的孤独感。”他认为寂寞是美的，他无比地热爱寂寞。于是他在那著名的《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畅然写道：“亲爱的先生，你要热爱你的寂寞啊。”他犹如一个纯粹的东方作家，细腻而极富阴柔，神遇而不以目视，完全凭借那来自“孤独的内心世界”的灵感和气脉来行文走笔。当他远离尘世，独自一人守望着内心的“孤独”，他的“旷远已经在星空下开得很大”——守望“寂寞”，守望“孤独”，守望着那真正不容动摇的自尊，守望着生命质地的内向与温柔，守望着那“善良而引发的感慨和自豪”——他那既不可替代又极易毁灭的独特的孤独感使他坚定着自己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却包含着某种精神上、信仰上更宽慰的力量。
他是一个孤独感的卫士，一个将孤独寂寞奉若神明的人。
他的一生被“恐惧”所包围，是“世界上最柔弱、精神最充溢的人。形形色色奇异的恐惧和精神的奥秘使他遭遇了比谁都多的打击”。然而，他并没有在恐惧中迷失方向，他用自己的成就平衡了命运的不安与不公。
这个离乡背井的人，用自己的生命探询着理想的真谛。他寻访着大地，在寂寥的荒原中品察着诗歌的痕迹。在他的执着面前，即使那种始终迫使一切反抗力量甘拜下风的奴役和苦难都不曾使他的精神灭亡。他的一生都在旅行——不，那是一种探询——不住地寻找着“真正的故乡”，因为他“只有在第二故乡（即他所谓的“真正的故乡”）里才能检验自己性格的强度和载力”。他在西伯利亚、亚平宁、西欧平原、撒哈拉沙漠、阿尔卑斯山、斯堪的那维亚半岛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真是一个不屈的流浪的生命，那永不倦怠的追逐与奔波永远不会因空气中袭来的恐惧而感到绝望和无告，那远行者的思维永远向着宇宙的远方升华，令我无法企及。
谈到“第二故乡”，不得不提到俄国与列夫·托尔斯泰。对于托尔斯泰，“没有人一个人敢用轻蔑的口吻谈论他，没有一个当代作家不去仰视他”。那令人不敢想象和追逐的伟大源于他永远坚持着从脚踏的土地上发现永恒的诗意，从内心感性生活的最深处汲取生命的精华。或许就是由于托尔斯泰的存在，使里尔克毅然地把自己的“第二故乡”的基元放在了西伯利亚那广袤的大地上。他曾在一封书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托尔斯泰本质力量的敬畏：
“在这位耄耋老人面前，你即使不愿意受制于他父亲般的威势也总感到自己像儿子一样。双眸炯炯有神地端详着来客，在不知不觉中赐来不可言传的福祉。”
魏育青在霍尔特胡森写的《里尔克》的译者序中写道：“他一以贯之的是：生、死和存在。”
他的生命中，永远存在着一个钟情于“内心世界”的灵魂。他的诗歌不是经过所谈的事物，从他们的表象远去，而是透过内幕抵达他们的内心。他愿用诗意的语言赞美内心，神 般的将自己的福祉播撒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强烈地追求着与更广阔、更古老的民族达成内心的默契。臧棣在编译《里尔克诗选》时曾说：“把中国诗人对里尔克的精神气质的深刻理解，以及这一理解所唤醒的蕴藏在他们自身中的相同的精神气质，称之为心灵上的默契是恰当的，因为在里尔克的影响中，不仅有对他的诗歌艺术的崇敬和钦佩，不仅有对他的诗歌观念的推崇和认同，而且更具有对他的诗歌精神的领悟和信任。”
贝恩曾说：“他是一眼伟大诗歌的清泉。”
当我读到《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之歌》时，那优美的节奏和铿锵的音韵着实震撼了我的心魄。这部抒情性极强的散文诗集使“生命”成为旧世纪的终结，却愈发地被新世纪多愁善感的人们所青睐与赞美。尽管他曾跟在海涅的身后亦步亦趋，但他那冲锋式的探索精神最终冲破了主题与文体的束缚。从这首诗中足以看出他的语言渐臻成熟，他的想像力也开始绽放光芒。他在对生命以及艺术家那绝对自由的情感世界的深沉而热情的关注中，体验着人类感受力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痛苦，“他不断地被迫去品尝虚空、向人际关系中彻底的一筹莫展状况复归的滋味”。
“呼唤：旗手！
狂乱的马，祈祷，号叫，
咒骂：旗手！
铁碰铁，命令和信号；
沉默：旗手！
再来一下：旗手！
放出怒马去。”
——《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之歌》
“纯粹的诗！纯粹的诗！”——就是这种罕见之至的纯粹性使这部散文诗具有某种生命中情感的解放和想象的华丽。
在他那博大的胸怀中，“死亡”竟也成了被寻访的对象。生与死的平衡，生与死“和谐的整体”都曾是他渴念和追求的。他不仅把对死亡的理解融入了语言，而且把“死亡”与他的完美的“内心世界”结合得是那么妥帖、融洽：
“哦，难道我胸中有片片小林？
没有风拂，没有宁静
那屏气息声，春天般的宁静？
……
倘若外面没有远道而来的现象，
死亡，如在未定之见之中，
在我体内欣喜若狂。”
——《林中池塘更柔和、更内向》
里尔克说：“死者是真正的存在者，死亡无疑是惟一的空前的存在，而我们短暂的一生只不过是这存在的某种例外罢了。”——多么要命的理解啊！然而，在我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