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有什么仇异和独尊，否则就必是来路不正居心不端。禅宗是明白“观念非精
神”的，所以从来慎言，在重视观念的同时，又不把观念革新观念深化之类壮举
太当回事。所谓“不立文字”，“随说随扫”，“说出来的不是禅”。《金刚经
》警示后人：谁要以为我说了法，便是谤我。《五灯会元》中的佛对阿难说：我
说的每一字都是法，我说的每一字都不是法。而药山禅师则干脆在开坛说法时一
字不说，只是沉默。他们都深明理论的局限，理智一旦想接近终点就不得不中断
和消毁，这实在使人痛苦。
但不可言的佛毕竟一直被言着，而且不同程度地逐渐渗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每一个细胞。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一轮新的佛学热在中国知识界出现，倾心或倾
心过佛学的文化人，是一长串触目的名单：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章太炎、
欧阳竟无、杨度……一时卷帙浩繁，同道蜂起，高论盈庭，这种鼎盛非常的景观，
直到后来“神镜（照相机）”和“自来火（电）”所代表的现代化浪潮排空而来，
直到后来内乱外侮的烽烟在地平线上隆隆升起，才悄然止息。一下就沉寂了将近
百年。
又一个世纪之交悄悄来临了。何士光承接先学，志在传灯，以《如是我闻》
凡三十多万字，经历了一次直指人心的英勇长旅。其中不论是明心启智的创识，
还是一些尚可补充和商讨的空间，都使我一时抓脑搔腮兴致生焉。我与何士光在
北京见过面，但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我只知道他是小说家，贵州人，似乎住在
遥远的一座青砖楼房里。我知道那里多石头，也多雨。
最初发表于1994年《读书》，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已译成英文。
/* 39 */第二部分完美的假定（1 ）
初读吉拉斯的时候，我还不大能接受他的奇异。再读吉拉斯的时候，又觉得
他的理论深度和广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
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
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
一
回顾一下三十年代，也许会使现在很多人大为惊讶。那是史学家命名的“红
色三十年代”，批判体制的文学，“劳工神圣”的口号，贫穷而热情的俄罗斯赤
卫队员，不会提供一分钱利润，却居然成了人们的希望，居然引导了知识界以及
一般上流开明人物的思想时尚。不管是用选票还是用武装暴动的方式，左派组织
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渐坐大，眼看着国家政权唾手可得。布莱希特、A。勃勒东、
阿拉贡、加缪、德莱塞、瞿秋白、聂鲁达、罗曼。罗兰、芥川龙之介以及时间稍
后一些的毕加索和萨特……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的履历中，无不具有参加共产党
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记录。
六十年代，又发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烧。中国“文革”不用说，法国的“红
五月”也惊天动地，小语录本在地球的那一边也被青年们挥动。勃列日涅夫在苏
联上台向左转，太平洋彼岸的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交相辉映，在白宫前炮打司
令部。不仅是广获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数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亚非拉弱小
民族，竞相把“社会主义”和“国有化”当作救国的良方。不仅是格瓦拉、德钦
丹东和阿拉法特，一切穷苦人和受难者的造反领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
成了众多青年学子耀眼的时代明星，成了偶像和传说。
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
二
同样并不遥远的，是潮起潮落，每一次左向的转折之后，都似乎紧接着向右
的反复和循环。左派的理想，左派在这个时代的诸多特定含义：国有化，计划经
济，阶级斗争，均贫富，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等等，从来没有得到历史的偏宠，在
实践中并非能够无往不胜。
变化周期似乎总在十年到二十年之间。
三十年代以后是五十年代，是匈牙利事变，南斯拉夫的半自由化转向，中国
的夏季鸣放和庐山诤谏，苏共的二十大反“左”报告以及社会的全面“解冻”，
欧美各个共产党的纷纷萎缩或溃散，加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恐怖插曲。对于
左翼阵营来说，一个云雾低迷和寒气暗生之秋已经来临。红色政权即便可以用武
装平息内乱，用政治高压给经济运行的钟表再紧一把发条，但发条上得再紧，很
多零件已经出现的锈蚀和裂痕却没法消除，故障噪声已经嘎嘎渐强。
六十年代的狂热一旦落幕，历史的重心再一次向右沉重地偏移。共产主义的
行情走低，在八十年代一路破底。一夜之间，柏林墙推倒了，革命导师的塑像锯
倒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易帜，贫穷而愤激的人们成群结队越过边界，投奔
西方，寻找面包、暖气、摇滚乐、丰田汽车、言论自由、绿卡以及同情的目光，
甚至在凯旋门下或自由女神像下热泪盈眶。在很多地方，“左”已经成了十恶不
赦的贬词。众多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经历深表忏悔和羞愧，
至少也是闪烁其词，或者三缄其口。相反，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的管理体制和技
术成就，重新认识和评价个人主义之类的价值观念，成为了全球性知识界的流行
话题，成了现代人开明形象的文化徽章。
“私有化”一化到底，已经“化”了的地方也还嫌化得不够彻底，撒切尔主
义和里根主义接连出台，向自家园子里的经济国有成分和社会福利政策下刀，竟
没有太多的反对派胆敢多嘴。
一个西方记者说，眼下除了梵蒂冈教皇和朝鲜，再没有人批评资本主义了。
这个话当然夸大不实。但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现在还有多少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
在继续憎恶利润和资本呢？还有多少听众会从这些政党的背影汲取自己生存的信
心呢？也许，这是一个传统左翼人士不愿正视的问题，却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
实处境。
事情已经大变。对变化的过程，当然还需要由历史学家作出更周详更精确更
清晰的描述。一个基本的现象，却不难在我们粗略的回顾中浮现，不难成为我们
的视角之一：经过一个短短的周期，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六十年代再版了
三十年代，八十年代则是以西方一片炫目的现代化昌荣，使五十年代得到了追认
和复活。
下一个十年，会怎么样？
再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又会怎么样？
我听到未来正在一步步悄然而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物极必反，阴
尽阳还；风水轮流转；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对历史演变规律的朴素把握，
杂有过多神秘的揣测，两分模式也显得过于粗糙。我对此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
是，历史是被什么样的一只手在操纵？我感兴趣的是，不管是左还是右，还是别
的什么，一种思想，是如何由兴到亡？一种体制，是如何由盛及衰？它们是如何
产生然后耗竭了自己的思想活力和体制优势？如何获取然后丧失了自我调整自我
批判自我革新的机能？如何汇聚然后流散了自己的民意资源和道义光辉从而滑向
了困局——乃至冷酷无情的大限？
想一想这些问题，似乎显得有些傻。
/* 40 */第二部分完美的假定（2 ）
三
切，是南美洲穷苦人民对格瓦拉简短的昵称，也几乎成了相当时期内在他们
之间秘密流传的神圣暗语。
这个神圣的暗语生于一九二八年，是西班牙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年轻时就
习惯于独身徒步长旅，结识和了解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者。他所献身的革命游击战
在古巴获胜之后，这位卡斯特罗的密友，这位全国土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国家银
行行长，因为失望于胜利以后的现实，突然从所有公众场合销声匿迹。
十月，卡斯特罗公布他留下来的一封信，信中只是说：“因为其他国家需要
我微薄力量的帮助”，他决定去那些国家重新开始斗争。这位命中注定的“国际
公民”，这位被哲学家萨特称为“我们时代完美的人”，后来在刚果和玻利维亚
等地的故事，我是从一部录像带里看到的。录像带有些陈旧模糊，制作者显然是
一个西方主流派的文化人。在他的镜头下，格瓦拉消瘦苍白，冷漠无情，偏执甚
至有些神经质，是一个使观众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游击战狂人。即便如此，狂人在
雨夜丛林中的饥饿，在群山峻岭中衣衫褴褛的跋涉，在战火中的身先士卒以及最
后捐躯时的从客——还有孤独，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他流在陌生异乡的鲜血，他被当局砍下来然后送去验证指纹的双手，无疑是
照亮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闪电——尽管关于他的录像带，眼下是最滞销的之一，
最没有人要看的之一。租带店的青年这样告诉我。
与格瓦拉同时代的吉拉斯，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理想者。与前者不同的是，吉
拉斯不是选择了更左的道路，而是从右的方向，开始了他新的生命——当时他同
样官阶显赫位极人臣，一九五三年出任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国会议长，是铁托最
为器重的同志和兄弟。他的第一本书传入中国，是六十年代中期在部分红卫兵中
偷偷翻印和传阅着的《新阶级》，与遇罗克的《出身论》同时不胫而走。在我读
过的一本字迹模糊的油印小册子上，作者当时的译名叫“德热拉斯”。读到他的
第二本书则是八十年代了，《不完美的社会》讨论了宗教、帝国主义、现代科技、
所有权多样化、暴力革命、民主、中产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