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去潭拓寺的所有人中，只有我和春红知道在她的包里，在《伪币制造者》的书页
之中，夹着两张面值为五十元的人民币。
在那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我除了一遍一遍地对高老
师和宋老师解释（当然他们总是能把我的解释驳得体无完肤），我还想去找春红解
释，找陈姑娘解释，找同去潭柘寺的另外十个老乡解释。可是我发现，不论在食堂
在路上还是在阅览室在教学楼，他们所有的人都在有意地躲我。好像我已经成了能
够传染瘟疫的细菌。我也几次下了决心，要去他们的宿舍找他们，可是每回我都会
在迈开脚步的那一刻又丧失了勇气。找到了他们，我能说什么呢？他们又能说什么
呢？万般无奈中，我只好在一个高老师和宋老师都没有找我谈话的下午，跑到一个
在北大读书的中学同学那里，借来了一百元钱。我决定不论是谁，不论是高老师还
是春红或者陈姑娘，只要他们当我面再提一句春红丢钱的事，我就要毫不犹豫地把
那一百元钱交到他们手里。“对不起，”我会这样说，“是我偷了春红的钱。可是
那两张五十的新钱已经被我花了，我只能还回来这些旧钱。”
但是从此之后，却再没人当我面提到过春红丢钱一事，好像这件事情从来就没
有发生过，直到两年以后我大学毕业，直到过了十三年以后的现在。
十三年以后的现在，有一天，领导派我去采访一对美国夫妇，让我写他们的报
告文学。据说那个美国佬的妻子是中国人，而且就是沈阳人，他们这次是来沈阳投
资的。我早就下决心不再写什么报告文学，可是领导说这是组织决定。“也是为了
编辑部创收嘛。写他们老外的报告文学，要比写国内那些企业家合算一百倍。”接
着领导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他已经事先谈好了价钱。最后领导又说，“亏不着你，
按千字四百给你开搞酬。”我知道，在沈阳，还没哪个作家拿到千字四百的稿酬呢。
我只能去了。
读者可能已想到了，那个美国佬的妻子就是春红。
我当时就决定放弃八千元的稿酬了（领导规定的报告文学字数是两万），可我
不能不接受春红的盛情邀请与他们夫妇共进午餐。当然即使共进了午餐，我也未能
与春红合上饭盆，因为他们请我吃的是西餐。在我们的午餐将近结束时，春红用英
语对她的美国丈夫说了些什么，那个美国佬像孩子一样听得张口结舌，然后一脸严
肃地指示春红再对我说点什么。
“罗伯特让我向你郑重道歉呢。”春红说。我知道罗伯特就是他的丈夫。“道
歉，怎么了？罗伯特有什么地方对不住我了？”
“不，罗伯特指责我对不住你，”春红脸色有点发红。但我想那不是因为歉疚，
而是因为啤酒。“为我怀疑你偷钱的事。”春红说到“偷钱”这个字眼，就像她在
对罗伯特说“Darling”。我停止了手里的刀叉，也停止了嘴里的咀嚼。
“当时宋老师把钱一给我，我就想去找你，可我怕你不理我。其实从来也没认
为你会偷我的钱，但老师同学那么一分析，我就也……”“怎么回事，宋老师把钱
给你？”这种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
“是呀，宋老师跑到图书馆，把我还回去的《伪币制造者》又借了出来，她一
翻，就找到了那两张钱。”
“这——不可能！”
“不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呀！”
“那本《伪币制造者》我们几乎翻遍了每一页。”
“大概是翻得还不彻底呗。”
“你对了那两张钱上的号码吗？”
“对号码？……我，当时我很难过，那钱我都没再看一眼，就让同学拿出去把
它们破成十块的了。你是说……”
现在，我很想找一个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去见一见那个在1983年时很年轻的目
光犀利的宋老师。可我知道，我依然没有勇气。我大学毕业那天起，我曾无数次地
滞留北京，但从来没有过重新迈进母校大门的勇气。
渔乐
曹法东
每读鲁迅《故乡》看瓜园一段，必忆起儿时于家乡湾边巡渔之乐。
那时的自己个子尚未长高，觉得天地亦自高远。不论春秋还是炎夏，自己总会
利用午休时间，提上六股叉，围着大老湾、东老湾、三角湾去转悠。每次都会看见
黑鱼晒影，叉中的却不多。印象中不是鱼儿警觉先行逃之夭夭，就是叉绳短了半寸
只够让鱼儿尝到“强驽之末”的份儿。
一天中午，高年级的六柱子同学看我提着鱼叉，便凑上来说：“看我的。”我
早听说过他叉术高明，便将鱼叉递给了他。只见他看准一条正在晒影儿的黑鱼，手
一扬，鱼叉在空中划了个好看的弧线，然后几乎是自上而下垂直入水，接着鱼叉猛
烈地抖动着。“叉中了！”我俩不约而同地喊出声来。
后来学了光学物理才知道水的折射作用使众多的鱼儿在我的叉下得以逃生。当
时我心里一股佩服之情油然而生。更令人感动的是六柱子将这条大鱼送给了我。后
来，换了粘网捕鱼，效果是网网有鱼，收获颇丰：已深得用网之妙──固定一端，
中间放松，则既可粘小鱼，也能缠住大鱼。再后来，就是用旋网、拖网、抬网等更
先进的渔具捕鱼了，但都不如小时候叉鱼、粘鱼的有趣。
现在市场上鱼儿肥美，多是人工喂养，野生鱼已很少见了。进城工作后，西装
革履紧紧束缚着自己，自己的十八般渔具也闲置了起来。但是，赤脚追鱼、惊鸭飞
天的情景仍然不时从大脑数据库中被点击出来。
在一个托儿所里
作者：陈勇进
在一条马路的尽头，有一片新建的民族形式的房子，这是这儿的一所有名的
托儿所。
我们一进托儿所，４０多岁的女所长就得意地向我们介绍说：“同志！看看
我们的设备吧！这一代的儿童真是幸福极了。”女所长指着一大堆精巧的玩具说：
“这都是从上海订做的，有些还是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买来的。瞧，这架电动
飞机咱们这个城里就做不出来！你说这些娃娃们真怪，花这样多钱买的玩具，他
们玩一会就腻了，他们对泥、水却感到那么大的兴趣。”看完玩具，所长又领我
们去参观孩子们的住处：“你看看我们这钢丝床，为了订做这钢丝床，我专门到
上海去了一趟。”
“多少钱一张？”我问。
“值不了几个钱，才百多元。”所长大概怕我们没注意到铺在小钢丝床下的
漂亮的红地毯，故意提醒我们说：“有了地毯孩子们从床上摔下来也不要紧。这
地毯是我亲自到天津买的。你们看吧！孩子的宿舍和活动室里都有地毯。你们知
道，这些孩子可特别调皮，整天你打我我打你的，有了地毯，他们就是在地上摔
跤也不要紧。”
接着，所长又夸耀地向我们介绍建设这个托儿所的经过：“置办这些设备可
不容易呀。你知道，为了经费我到财委跑了多少次呀！那些管财政的同志可真扣
的紧。我对这里财委主任说，咱们闹革命，流血牺牲，还不是为了后代吗！托儿
所里可还有你的两个孩子哩！我作了１０万元的预算。好说歹说，最后总算把主
任说点头了。主任说，１０万就１０万吧！可是你得保证不要叫孩子瘦了。”
停了一会，她又加上一句：“唉，办个托儿所，就是不容易呀！”我不知道
她是说置办那些设备，还是说教育孩子。
在另一个院子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把所长叫出去了。我看见假山旁边有几
个娃娃在热烈地议论着，我走了过去。坐在假山最高处的一个较大的孩子问他旁
边的一个小孩：“保子，保子，你大了干什么？”
“我开火车，我开着火车拉很多的人，走得很远很远的。”
“哼，我才不开火车哩！火车司机多脏呀！”
“你开小汽车吧，南南！”保子接着说。
“我才不开汽车哩！我家就有小卧车，我说叫司机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
“那你干什么呢，南南？”
“像我爸爸一样当部长，有小卧车不用走路，他叫谁干什么谁就干什么。”
“部长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比南南说话更凶的小家伙说：“我才不当部长
哩！我家也有小卧车，比你爸爸的车还新哪。
我爸爸是司令员，他还管部长哩！“
“司令员，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是政委，司令员还要听他说哩。”一个叫
生生的神气十足地说。
“部长、司令员、政委又有什么了不得，你们的爸爸都要读我爸爸写的文章 ，
我爸爸是作家。”另一个说。
“作家算什么！”
“政委算什么！”
两个孩子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生生把另一个娃娃打哭了。所长匆忙地跑过
来批评生生说：“生生，你怎么又打小弟弟呀？”
“你管不着，你所长算个什么东西，你还受我爸爸指挥哩！
我爸爸叫你滚蛋你就得滚蛋。“生生骂了几句跑掉了。
“哎呀呀，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办了托儿所，可是培养出这样一些小少爷，
真是……”所长显出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向我们苦笑着。
所长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起来了，一位年轻的阿姨跑来喊：“所长，有人请
你讲话！”
“什么人找我讲话，就说我忙着开会哩！”
“不，他一定要你讲话。”
所长迈着四方步走到办公室，不高兴地拿起电话耳机：“好好，你讲吧！要
送娃娃吗，对，我们这里还有几个位置，可是你是哪级干部，……那不行……”
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