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实数是八十六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顼。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精英斫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蓄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共进会」、「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共产党理论家则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产党人所认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进会」于一九○七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
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理）、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又「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亥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朗，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且看今日苏联）。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首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澧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它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却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会」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武昌起义」的经纬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人一辈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作连锁的响应（chain reaction）。从湖南、陕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这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摒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 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兴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的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间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俨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
但是在袁氏遵约倒戈之前，总得有一番和谈，以终止此南北对峙之局。这样一来，则南方这个支离破碎、一军三旗的纷乱场面也得有个整体的规画，和一个总负责人。黎黄二公既相持不下，则声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孙文，就呼之欲出了。时局发展至此，袁氏亦觉时机成熟，由前敌将领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联衔通电（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岁的宣统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一九一二）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划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