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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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 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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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么《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等。若论内容,这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之高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王奕訢所劝阻,乃明谕「总理衙门」中诸大臣先期约见,谈个底子,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召见。
   一八九八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阴历正月初三)康有为乃应约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谕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全废」,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海、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
   笔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叹不尽,近年来余亦尝与一些新朋友严家其、阮铭、陈一谘诸先生谈小平变法。殊觉康、梁变法与小平变法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陈诸公叫「体改所」罢了。「司令员」与「司令官」有什么分别呢?!而时间却浪费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败涂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只保中国,不保大清?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一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另外,在举朝瞩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拥之下,他更要恢复他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的组织。
   前文已交代过,当「强学会」在一八九六年夏季被强迫解散之后。结社集会已成一时的风气,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强学会被禁,全国虽失去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组织,如湖南的「湘学会」、广东的「粤学会」、湖北的「质学会」、广西的「圣学会」、浙江的「保浙会」、云南的「保滇会」、上海的「蒙学会」、「农学会」等等则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但是这些组织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康梁师徒。康氏如今东山再起,他就想再来个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了。
   以他原有的「粤学会」为基础,康、梁师徒乃于一八九八年(戊戌)二月底创立了「保国会」于北京的「粤东馆」。这个「保国会」虽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声势,然也网罗了一些豪杰。后来为变法维新而杀身成仁的「六君子」 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谭嗣同等几乎全部都是「保国会」的发起人或赞助人。
   这个会言明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经济实效」为方法。它一开头就以显明的政治面貌出现,并且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第一次出现;而康有为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政党的党魁。
   可惜的是这个党魁的格局太褊狭了。他虽没有后来中共所具有的「三宝」(理论、武力和统战),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宝,打打「统战」嘛,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就只是「儿皇帝」之下的一群红卫兵了。红卫兵能夺掉谁的权呢?所以保国会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御史潘庆澜便交章弹劾;老顽固派刚毅、荣禄等更在老太后前制造谎言,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老妇人耳朵软,受不得播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则帝后异途,冲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轻皇帝,认为他既然有了这一群年轻有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国之君」 朋友,一八九八年的大清帝国的确已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 他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变法改制了。
   可敬可悲的光绪皇帝
   我们治中国近代史的人,每谈到戊戌变法,总是过分的突出了康有为,光绪皇帝似乎只是个次要角色。这个印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
   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和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现在且让我们搜搜根,看看光绪皇帝是怎样搞起维新变法的:
   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一八七一~一九〇八)原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奕裕陌丁⑼位实墼卮镜奶玫堋⒋记淄蹀茸X和西太后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当同治皇帝于一八七五年驾崩之时,西太后已当政十余年,权势已立。她不想为自己的儿子载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听政,所以她就选择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载湉来承继咸丰。如此,她就又可以继续去「垂帘听政」了。
   载湉四岁即位。自此便受教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干练而无知的满族老妇:个性又泼辣凶狠,残酷无情。她不是个好妈妈。所以光绪帝自孩提时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责,便跪地颤抖,齿牙撞击作声,至年长亲政时,亦不能改。但载湉是个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而爱国的佳子弟。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作「亡国之君」。
   一八八七年二月光绪帝十七岁行「亲政」礼,实习做皇帝。一八八九年一月「大婚」。册立一后(叶赫那拉氏)二妃 瑾妃十五岁、珍妃十三岁。二妃为亲姊妹(他他喇氏)。载湉不喜皇后而爱二妃,尤其是聪明美丽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独裁,宗法礼教下的皇家,他哪里能享有爱情自由呢!同年三月,太后依法「归政」,迁往新近完工的「颐和园」去颐养晚年。按法理,载湉这时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专制政体之内,哪有不死就退休的独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后也坦白承认她身在园中、心在宫内。日常政务,不妨由儿皇帝去管;军政大权,她是一寸不放的。这时的王公大臣、军头疆吏,原都是她当政四十年一手栽培的。他们被她管得俯首帖耳,也视为当然。
   在这种母后专政的压制之下作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或勤政而不揽权的周恩来。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累,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变,那就误己误国了。
   所幸光绪亲政之后,国无大故,而李鸿章等所主持的,侧重路矿、海军的所谓「洋务」、「新政」(也可说是「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吧),表面看来,实颇有可观。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军在吨位和炮力上说,且超过日本。 事实上中国这时也真是个海军大国,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军。她之所以不顾国情民意,挪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去修造颐和园,可能就是出自她私心自觉当家数十年,历尽艰辛;如今国家承平,海军强大;她自己退休了、「归政」了,理应造个好的花园来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东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亦在向西方帝国主义急起直追。到一八九四年它居然插足朝鲜,抢夺中国主权,做个后来居上的东方帝国主义。为对付日本,那时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务的恭亲王奕訢,和一手创造「北洋海军」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均知国际战争不可轻意发动。透过总理衙门,他们条陈「东事三策」:上策是「郡县化」,把属国朝鲜变成一省;中策「国际化」,开放朝鲜,制造国际均势,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驱逐日寇。
   当时李恭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实际主政经验但是清望颇高的翁同龢,乃至那些清议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车」,以及许多李鸿章的政敌御史等人,则力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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