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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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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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踵而在,何谓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九章)
   再以白话重说一遍晏子出使楚国,楚国人因为他是个小矮子,乃把大门边上装了个小门,要晏大使从小门进去。大使不入,说:「我出使的国家,如果是一个狗的国家,那我就从狗门进去,但是今天我是到楚国来出使,楚国人并不是狗,我也不应该从狗门进去。」招待员不得已,乃改请大使从大门进去。楚王一看大使其貌不扬,就说:「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为何要派你这样的人来做大使呢?」晏子说:「敝国人可多呢!单是临淄一城,就有三百个社区。熙熙攘攘的大街之上,大家把袖子一举,便全城遮阴;大家如把头上的汗抹下来一甩,就像下雨一般。哼,怎能说没有人呢?」楚王说:「齐国既然有这么多的人,为什么把你派出来?」晏大使说:「大王有所不知。敝国派出大使是有一定规格的。最像样的一等人才,就被派到最像样的一等大国。我晏婴原是敝国最不成样子的外交官,所以才被派到楚国来,也是应该的嘛!」
   这时楚国力争上游,志在争霸,两国冷战正烈。作为驻楚特使,时时都有受辱的可能。一次楚国警总抓了个强盗,说是齐国人,楚王乃问晏大使说:「齐人固善盗乎?」这就引起晏子所说出的中国文学里,那段有名的成语,叫做「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说:「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是你贵国风气太坏啊!他原是齐国的良民,一到楚国就变成强盗了……」真是难为了,晏大使的好口才。
   握手风波和基辛格的中国饭碗
   上述这些故事可能都是真的,因为在冷战之中办外交,不论古今中外都是不容易的啊!一个外交家,在执行其外交政策之外,他平时在折冲樽俎之间的急智,也需有特殊的天才呢!近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中,周恩来总理,便曾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手来,并叫声「Good morning」啊!谁知杜勒斯这个老帝国主义者,竟拒不伸手。在这情况之下,周公的手如何收回?所幸周恩来应付这种场面,也有他的天才,和晏子一样,终能化险为夷,其后国际外交圈提起此事,未有不骂杜勒斯是老混帐的。后来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第一次秘密访华时,就为这个「握手问题」,伤透脑筋。他深怕「万一我伸手,他(老周)不伸手,如何是好?」(见基辛格回忆录《白宫时代》,及尼克松回忆录,一九七二年,页五五九。)
   其实,基辛格此人,还是外交训练不够。你在来华之前,就应该把「周恩来此人」搞清楚嘛!古人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今世又「岂有不伸手之周恩来哉?」相反的,老周在见到季氏之前,连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都查了个一清二楚呢!如此,你这个小孙行者怎能跳过周老佛爷的手掌心呢?所以周公有生之日,基辛格始终是周门之中,为他服务的美国博士呢!季博士,老实说,也乐此不疲。至今对北京仍忠心耿耿。何也?君不闻,苏秦穷困时回家,「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的故事吗?等到他佩了六国相印,再过家门时,「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爬在地下伺候客人吃东西)」。苏秦笑问嫂嫂:「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嫂掩面低声回答说:「还不是因为小叔今天做了大官,有钱有势嘛!」(见中华版《史记·苏秦列传》页二二六二)苏子「头悬梁,椎刺股」,苦学成名,所为何来?还不是为着今天吗?
   我们的基辛格先生,也正是如此呢!笔者在美国教书,就是从最惨的纽约市大,夜校成人班开始的,授课时间是晚间七至十一时。一天工作之后,疲惫不堪言状。因此在这样的课室中,老师固然很惨;工读的穷学生,尤其可怜。基辛格早年就是一个来自欧洲的小犹太难童,白天在小商店记帐,夜间在纽约市大成人班的会计专修科上学。
   那时的基辛格,便和早年的苏秦一样,是个「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的穷光蛋。直至二次大战后,他领了退伍军人奖学金,才从「穷人的哈佛」(纽约市大的诨名)转入富人之哈佛,去「头悬梁,椎刺股」,读其博士的。他其后风云际会,差不多都是替周恩来工作的结果。离开了中国这一行,基辛格就不是基辛格了。饮水思源,能不肝脑涂地?朋友,苏秦、张仪服务的对象,原是没有国界的。出生于德国的犹裔基辛格,他能替尼克松服务,他也可替周恩来服务啊!搞外交如用兵,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周公得之也。所以不才总欢喜说,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两个之外,顾维钧算是半个。而这两个半外交家,也只有顾维钧这半个,算是科班出身。李、周二公,皆出身行伍也。顾维钧虽是外交界的科班出身,也只是个洋科班,威灵顿(Wellington是顾的洋名)离家上学之后,未进过一天中国学校也。李、周二人,虽是纯国产,然如上节所述,国营企业中无此行道也。他二人搞的,可说是百分之百的天才外交和常识外交(mon sense diplomacy)。搞常识外交、天才外交,已不足取,他二人再加上各自有个无知而好权的主子,强不知以为知,横行霸道,他二人搞外交,不但要外御列强,还要内说昏君。能维持个败而不亡的局面,就很难能可贵了。悲夫!
   中国古代外交建制的转型
   以上所举的一大堆,从古到今的外交小掌故,无非是想说明:(一)我国古代的外交学是很不平凡的。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各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实践,我国古籍中,无不行行具备。专司外交的行政机关,在政府建制中的地位也至为崇高。用句现代话来说,那便是,不是首相兼外长,便是外长做首相(美国的国务卿,便是这样的)。那时搞外交的人,也是国际间的宠儿。苏秦就是一人兼六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佩六国相印」的,这在人类的外交史上,显然也是一椿「金氏纪录」也。
   不特此也,甚至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和「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组织的构想,在我们的战国时代亦已萌芽。他们那时观念中所谓「尊王攘夷」中的「王」,基本上便是列强表面上一致拥护,而事实上由几个争霸的大国所支配的国际组织,所谓「挟天子,令诸侯」是也。君不见二次大战前的「国联」之中,五十个国家被英国牵着鼻子;和今日的老美,动不动就打联合国的招陴,向世界各国颐指气使?伊拉克的萨达姆,现在挖了几千个洞,还是怕藏身无所;中国的江泽民,向那位好色的小总统不断陪笑脸,还不是怕他挟天子,令诸侯。今日的钱外长还不是以一侯之下万侯之上的低姿态,对霸主的波斯湾政策,微笑,鞠躬,说不。
   可是(二),我国文明在秦始皇统一了东亚大陆,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绝后的「宇宙大帝国」(Universal Empire),这也是蒙古种黄人所建立的东方文明的「第一次大转型」。一转百转,往古列国并存、一强称霸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不存在了,春秋战国时代,所慢慢发展起来的外交制度,也就随之迅速转型,而面目全非了。
   【附注】在大秦帝国统一东亚大陆之前,人类历史上只有个亚历山大所建立的马其顿帝国差可与之相比,但是亚历山大一世而斩。他也没有创造出一个宇宙帝国的规模与制度。秦之后的罗马帝国自然也是个宇宙帝国,可惜它在公元四七六年亡国之后,便永不再来。其后西方的帝国建造者,便再也没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观念了。后来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大则大矣,然非宇宙国家也。
   只有理藩院,没有外交部
   因此在我国的历史传统里,秦汉以后的帝国时期,就只有内交而无外交之可言了。我们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内,九卿六部,百制皆全,就是没个「外交部」。为应付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国,历代也只设了个不同名称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礼部之内的一个司局级的组织,一切事务都当作「内交」来处理,而非「外交」也。例如西汉初年,中央政府与都城设在番禺(今广州)的南越王国的关系,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便说那是大汉帝国的「外交关系」(foreign relations,见该书第一卷第六章,有中文译本)笔者处理这问题则认为那是个「内交关系」,是东北张学良和南京蒋介石的关系。今日西方学者和政客,也认为北京和西藏的关系是fo…reign relations,说是中国占领了西藏,西藏应该恢复独立,云云。
   耶鲁、哈佛合纵连横
   北京的外交当局,明知是洋人藉辞捣蛋,但诸大臣为着自卫,却只能支支吾吾,搞他个口齿不清,讲不出令人心服口服的道理来。其所以然者,第一便是,你如果以「现代观点」和「现代西方人」耍电子游戏,你就得服膺他们的游戏规则(Play theirgame according to their rules)。你既然不能放弃你自己传统的麻将规则,却又要打他们的沙蟹,那就枘凿不投了。有时你纵有天大的公理,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例如,你如不搞计画生育,像毛主席说的「人多好办事」,那你岂不是第三世界以毛农民为代表的愚昧无知呢?但是你如大搞其一胎制,「打」掉无数可爱的婴儿,那你岂不更是残酷野蛮,没有文化?总之在「光荣、伟大、正确」的美国国会中,你反正永远是不对的就得了。
   朋友,您说美国政客嘴尖皮厚,无理取闹的幼稚可笑。咱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还不是一样的,甚或有过之呢!政治就是政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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