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三十支玫瑰。
“它们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两个小时前，夫人。还附有一封信。”
昂热拉撕开信封，大声朗读我写的内容：
“谢谢一切。”她望着我。“您真客气，太客气了，真的。‘宋娅’是我心爱的玫瑰。”
“我明白。现在您每个星期六都将收到‘宋娅’，以此纪念这个五月十三日，我的生命中这个最重要的日子。我的新生命中的第一天，我的生日。要是我可以讲‘我们的节日’的话，那就好了。”
阿尔奉欣离开了这个房间。
“更重要的是您获得了新生，罗伯特。”
“为什么？”
“当您来找我时，您是那么……那么精疲力竭，沮丧疲惫，垂头丧气。”昂热拉跪下来，整理花儿，把一种保鲜剂浇进花瓶，将一枚铜钱扔进去。她急切地问阿尔奉欣是否修剪过这些玫瑰。
“垂头丧气，我？”我茫然不解地问。
“对。”她抬起头来，“可您现在不是那样了！现在，您轻松愉快得多了。我谢谢您的这些花，罗伯特。”
“您这么喜欢花啊。”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她说，站起来，再读一遍那张卡片，然后把它放回写字台上。玫瑰花被放在大电视机下面。阿尔奉欣又走过来。随后，两位女人不再管我。她们坐到一张桌子旁，一起坐在一张沙发上。阿尔奉欣手拿一个作业本，报告她买的东西和支出的钱，她这个星期工作了多少个小时，因此她加起来应得到多少钱。总数还没加起来。我看到昂热拉戴上她的斯特拉斯牌眼镜，然后这两人大声算起账来。她们像两名女生似的坐在那里。她们相加，算错了，不得不从头再来。我走向书墙，观看书名和书的作者。加缪。萨特。海明威。格林。梅勒。乔奥诺。马尔罗。普鲁斯特。休克斯莱。贝尔特朗·鲁塞尔。玛丽·麦卡西。西隆。帕维斯。欧文·肖。伊尔维·华伦斯……全是我喜欢的作者，也有他们的书，当然不是法语版的，而是德语版的。书橱里还有许多艺术画册，最上面叠放着两本《圣经》，在它们上面，最高点，是一尊青铜的古董小佛像。
两个女人终于完了，阿尔奉欣拿到了她的钱。告别时她再次跟我握手，我听到她后来在前厅里跟昂热拉低语。大门关上了。昂热拉走回来。
“您刚刚征服了一个人，罗伯特。阿尔奉欣。她说，您给人印象不错。”
“哦，”我说，“已经见效了，您瞧？我原先只是不知道罢了，我对女性的作用似乎只有地震能比。”
“这正是我想说的。”昂热拉附和我道。
“阁下是一阵狂风。阁下想吃什么？我原先不知道，中午会有人请我吃饭，冰箱里还有一些菊苣，因为它们保鲜。色拉对健康非常重要。”她像个女教师一样说，“我色拉吃得很多。您也是吗？”
“对。”我说。我已经记不清上回我什么时候吃过色拉了。
我们一致同意做色拉和牛排，吃花式面包，一种松脆的长形白面包，阿尔奉欣买回了三根。昂热拉系上一条彩色围裙。我坐到早晨我看见过的厨房里的凳子上，看她如何烤牛排，做菊苣色拉。她突然发出一声喊：“新闻！”
她摁亮厨房里的一台小型日本电视机，然后跑进暖房和卧室，打开那里的电视机。那台大的她一直拖到通往平台的敞开的玻璃门旁。
“我老是得听新闻。”她说，走回来了。我们收听新闻。第一条是我等待的消息：英国放开了英镑的汇率。全球一片恐慌，尤其是意大利和日本。许多股市星期一关市了，包括伦敦和法兰克福的……
昂热拉在灶台上、厨房里忙碌，边听边抬头看那台小型的日产“索尼”。她不加评论，像一块海绵似的把所有的话吸进体内，现在不可以跟她讲话。
我再没见过哪个女人能这么快就做好一顿饭。昂热拉让我跟她走。她跑进暖房。她从一张橱里取出盘子、银餐具和碗。她跑上平台，我们在太阳遮篷下铺好一张大桌子。这上面和风吹拂，暖融融的。在城里挨了一天热，这里是如此的和暖美妙。天空现在像瓶子一样绿，暮色已经很浓了。在尼斯起降的大飞机像影子似的无声地掠过大海和附近的上空。这儿也听得到和看得到电视机的播音员。英国码头工人的罢工似乎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意大利的铁路工人宣布下星期二总罢工。特内里夫岛的沉船灾难。数月来美国对北越的B—52远程炸弹猛烈进攻……
昂热拉又跑进厨房，那里正在炸牛排，看看，戳戳，翻过来，递给我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和两只杯子，示意我拿到平台上去。她现在耳朵和眼睛都只留心于新闻。饭做好了。昂热拉和我一起把它们端到满是鲜花的平台上。我看着身下城市里的无数的灯光，海边的白色城市，船上的红色、绿色、蓝色和白色的灯光，那艘灯光辉煌的轮船，沿着艾斯特莱尔山蜿蜒的公路边的灯光。不见一丝云彩。在平台上灯光的照射下，花儿晶莹剔透。从什么地方传来轻音乐。还是新闻。智利劫持飞机。天主教和北爱尔兰的英国士兵之间的激烈战斗……
飞机滑翔而过，航行灯闪烁不停。牛排半热，正如我喜欢的，绿色的色拉里还有黄瓜片、小洋葱和其它我不认识的佐料，玫瑰红葡萄酒口味略酸，很清纯。新闻结束了。又可以跟昂热拉讲话了。
“您知道，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多少钱吗？三点五法郎！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她站起来，关掉电视，客厅里的灯光落在平台上。当我们用完餐后，我帮昂热拉把一切都收进厨房，那里的“索尼”还开着。她也把它和暖房里的电视机关掉了。“三点二十分又有新闻。”她说，“这么长时间足够我联系上帕斯卡勒·特拉博了。当他们从康托码头回来时，他们总是跟他们的朋友们坐在港口的甲板上，喝点东西。咱们喝什么？我想，喝香槟吧。”她有一只非常高的冰柜，她从中取出一瓶。我读那标签：“享利奥特，一九六一”。
“那儿有杯子。您把瓶子打开来，好吗？我赶紧再穿点别的衣服。”昂热拉说。饭前她脱去了围裙，现在她跑进她的卧室。我打开酒瓶，把它跟两只杯子拿到平台上，放到一张小桌子上。它位于好莱坞秋千前面。从这里能看到城市、大海和阳台设有木栅栏的护栏。护栏约有一米五高。
昂热拉向我走来。她穿着一件灰色、宽松的家常外套，钟形袖管很宽，丝绒高领。我斟满酒杯。昂热拉坐到我身旁。远方的音乐沉寂了，那么静，好像这世界上只有我们。昂热拉拿来了香烟和一只烟灰缸。
“真的，您吸烟吸得太……”我刚开口又打住了，为她点着香烟，自己也取了一支。我们坐在那里，吸着、喝着，沉默不语，眺望着灯光照亮的大海，俯瞰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吸完几支香烟后，在喝第二瓶香槟时，昂热拉开始讲起来，声音很低……
“我伤害了您。”
“我？从来没有过！”
“有。在咱们相互结识的那一瞬间，在电话上。我说，我也能讲德语，但是不喜欢。”
“对，我记得。”我说，吻她脸上鲜嫩的、被太阳晒透的皮肤。
“我想解释此事……”
“干吗？我自己能想得到。这无关紧要。”
“您想象不到的。它很重要。”她讲得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一口非常纯正的法语。“您在战争中做什么？”
“当兵。”我说。
“这是肯定的。什么级别？”
“二等兵。我再没有别的进步了。”
“您也来过法国吗？”
“对，”我说，“但是那已经很晚了。战争开始时，我还不足十六岁，后来很快就去了俄国。在那里我被捕了，一九四五年。三年。我运气好。”
“有些人运气好。”昂热拉说。我觉得她的声音似乎在远去。“我的家人却不是。没有一个人运气好。父母，亲戚……您知道，他们从一开始就都参加了抵抗运动。他们全都被抓住运走了。我于一九三八年出世。朋友们把我一直藏到一九四五年，因此我得以逃生。唯一的一个人，别的人再没能躲过……”
“您手上的白斑！”我说，相当大声，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它，“您经历过您父母被抓走吗，清醒地经历过吗？”
“不是很清醒，但我连续数年都梦到那一夜。那天夜里，德国人前来抓住了父亲和母亲。我始终还梦到那沉重的皮靴。然后，我连续数年在睡熟中喊叫，孩提时。”
后来她连续数年在睡熟后喊叫……
“也许这就是那引起色素变化、那位算命女人讲到的惊吓。”
“是的，有可能。这我还从没想到过，奇怪。”
“请您注意，一旦你有一天快活了，这块白斑就会消失。”
“我很快活啊！”
“不，”我说，“这我不相信。您不快活。”
“我就是快活！”
“不是。”
她喝光了她的杯子。“请您再给我倒上。您也倒上吧。咱们反正得至少等到十一点。”
“您不快活。”我说，斟满酒杯，“您装成这样，但是您不快活。”昂热拉注视我良久。
“您说得对。”她惊奇地说，“您是对我讲这种话的第一个人。对，是的……我让您感到像是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当时，当时我喝醉了，是的。上帝啊，我当时醉了……”
“什么时候？”
“当我得知……当他对我说……”她又注视着我。
“对于我，您是个陌生人，罗伯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对您讲这件除了我只有一位牧师知道的、我从没讲过的事。”
“您若不想讲，就别讲。”
“可我想讲！这不是很奇怪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