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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我也相信。”弗里瑟说。
“我也相信。”勃兰登伯格说。他像头猪一样喘息着，因为他呛着了。他吐出一堆爆玉米花到空空的手心里，让它们滑进一个纸篓。
“那就只有基尔伍德。”我说。
“您此话怎讲？”克斯勒问。
“我是指：其他那些集聚到戛纳、据称是为赫尔曼欢庆六十五岁生日的人，其他那些亿万富翁，就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了。”
“对此我找不到一点点依据。”克斯勒说，“如果他们能够，仅仅为了洗脱自己，他们也会向我说明了。我全拜访过他们，包括基尔伍德，那个老酒鬼。”
“他酗酒？”
“像个无底洞。一旦他醉了，他就会多愁善感。这就对了，清醒时残酷，一旦醉酒了，就哭哭啼啼。您还记得查理·卓别林演的那部百万富翁的影片吗？”
勃兰登伯格说：“我的鼻子挺灵吧，罗伯特？我不是当场就对您讲过，这是自杀，不是谋杀吗？现在我认为赫尔曼是自杀，维阿拉是被谋杀的。我们不需要付钱。”
“咱们还无法确定就是这样。”我说，“咱们还没有克斯勒先生要求的所有因素。咱们还需要它们。”
“我派你到戛纳去干吗？”勃兰登伯格突然粗声吼道，大家都吓了一跳，“那就上天入地，把这些因素找出来！”
财政局的两位先生对望了一眼。
“我尽力而为，古斯塔夫。”我说，“我聆听了克斯勒先生讲的一切。非常有趣，但有些事前后矛盾。”
“比如说呢？”克斯勒问，意外地尖刻。
“比如，”我说，“伊尔德·赫尔曼向我讲过，那是一场集体谋杀。‘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所有的人’又都是谁？”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克斯勒说，“您亲眼见过钻石伊尔德。她应该进疯人院。她不正常。”
“您对此肯定吗？”我问，“非常肯定？”
“这话什么意思？”
“因为她向法国人，比如拉克洛斯先生，讲的完全是另一套故事。”我对自作聪明的解释忍受得够多了，“我还未能有机会跟基尔伍德和其他人谈话。我承认，我的任务不同于您，克斯勒先生。可是在我没有弄清所有的因素之前，我跟您一样，什么也不信。”
“这是您应有的权利。”他气恼地说。
“我们欢迎您的调查能有进展。”弗里瑟调和地说，“我们只想合作，没别的意思。”
“我也想，”我说，“但无认如何，比方说……他们没等维阿拉结束他的检查就把他谋杀了，他们盗走了所有的碎片和废墟，这说明那并不是自杀。”
“赫尔曼当然不是独自一个人做的。”勃兰登伯格固执地说，“他当然有助手。你怎么想，罗伯特？”
“另外，基尔伍德也不想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弗里瑟说。
“非常不想。”克斯勒说。
“因此不会简单的。”勃兰登伯格假装和好地说，“两点钟。如果咱们想吃点东西的话，得赶紧。咱们下午继续谈。”他气喘吁吁地站起身。
41
这一天我们在古斯塔夫的办公室里一直工作到二十一点。因为浓烟弥漫，空气到最后都无法呼吸了。到处是啤酒瓶子，我们全都穿着衬衫工作。这回我们详细研究金融的技术性方面——我不想以此让您感到无聊。老实说，到最后，对所有那些有关货币和金融操纵的谈论，我感到一句也听不懂了。商定了我明天就飞回戛纳，去亲眼见见那位约翰·基尔伍德。当然也见见其他人。也许一切果然是两样，也许我会发现什么克斯勒没有发现的东西。克斯勒今天就飞，晚些时候。表面上我们俩互不相识，如果我们有什么要谈的，那就得用电话商定一个碰头地点。
“我为这一合作感到高兴。”克斯勒在告别时说，用力地摇着我的手。
“我也是。”我说。我真的感到高兴，但也有一种巨大的疲倦。
波恩的来人走了。
古斯塔夫和我留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他让他的女秘书回去了。现在，这幢大楼里只剩下我们和保安公司的人了。
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罗伯特，我的朋友。全都是说谎者、骗子和盗贼——那些富人、‘大富豪’和贪污受贿的政治家们，那些道貌岸然的牧师，背后有梵蒂冈的银行撑腰，那些皇帝、国王和银行家，他们明知这是一种罪行，为什么不加惩罚！就因为他们也从中牟利，正如咱们的亲爱的环球保险公司靠我从前的信息赚了大钱一样——那些穷人也会赚的，如果允许他们这么做，如果他们有机遇的话。这是我们跟所有人唯一的相同点——我们全是骗子。”
“我们？”
“对。”古斯塔夫说，在他的沙发椅上咯吱吱地从一侧滚向另一侧，“我，因为我保护你，你，因为你知道，我会保护你。”
“你到底在讲什么？”
“骗子，互相帮助。”古斯塔夫说，“我避免了最严重的事情。我阻止了他们马上让你停职，他们本来想这么做的。我也欺骗了他们，说医生夸张了。”
“你快点明讲吧！”我说。
“我这里，”古斯塔夫说，“有董事会的书面委托，立即取消你负责此案，让你长期休假，好让你能彻底地总休息。贝茨大夫送来了他的报告。你病得很重，罗伯特。”
“我一点病也没有！”
“间歇性跛足，”他说，望着一张表格的末端，“上面这么写着。贝茨大夫是个好医生。”
“我对你讲，他弄错了！”我喊道，想起昂热拉，昂热拉，突然感到左脚一阵抽搐。昂热拉！我得回到你身边，哪怕我得徒步跑回戛纳！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没有什么，任何人也不能。
“我不承认你的董事会的通知。”我说，“你也不承认，古斯塔夫。因为如果你承认了，你不会叫我在这里一整天为未来的事作准备，你会找个人代替我来跟弗里瑟和克斯勒坐到一起。”
他眼睛眨动。一只开心的猪。
“对。我说过，咱们是骗子。你是我最喜欢的人，仍然是，即使你为此翘辫子。你别无打算，我只想听到你亲口这么说。你会有你的理由。我觉得好，我宁愿这样。但如果你继续干下去，还有一件小事。”
“什么小事？”
他望着我，我本以为他的目光里会含有同情，但是他无情地笑了。
“你得在一份小小的保证书上签字，他们一定要这样。这就是保证书。你坚持，继续工作下去，虽然按照规定你被要求休息，等等。你自担风险地工作。从现在起不管你出了什么事，那是你的事。如果有必要，如果你的状况恶化了或者你不再适合工作了，环球保险公司保留随时将你召回的权利。那你就得回来。你可以工作，但如果你遇上了麻烦，就别指望任何额外的支持。没有借款，没有补贴，一无所有。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骗子。”他期待地望着我，“全写在上面。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说。我的脚还能走很久，我想。宁愿发生心肌梗塞。我不相信脚。但假如……无所谓，就这样。我必须回戛纳。我必须回到昂热拉身边。这是我所能想到的一切。
“如果出了什么事，你死了，你妻子将得到一个长期雇员的正常的寡妇养老金，你知道那有多高。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还能活一段时间，你得到你的养老金。”一个不动感情的人，“你当然想签字了？”
“拿来。”我说，一行也没读就签了字。我害怕发现某些词，比如死亡这个词。
“有个女人在撑腰，是吧？”古斯塔夫咧嘴冷笑。
“你怎么会猜到的？”
“克斯勒来此之前做过暗示。这跟我无关。我为你高兴，打心眼里为你高兴。这回好好玩玩，罗伯特，你这个可怜虫。”他边看我的签字边咂嘴。“全妥了。这是件棘手事，对不对？好叔叔古斯塔夫和他的乱拱的猪嘴。咱们去喝一杯好吗？”
“我还没回家。”
“想卡琳了？”他坏笑道。
“想洗个澡。”我说。
“你洗澡——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你的吧。”我说。
“这倒很适合你。你好好地洗个澡。可别再跟卡琳吵架了。为了戛纳，全部取消吧。”他递给我两只信封，“这里，你的飞机票。汉莎航空公司的，十点从洛豪森出发，这回经过法兰克福。你十三点五十分到达尼斯。那里面是旅行支票，三万。先一次性给这么多。用于情报和其它支出。我当然需要详尽的明细账单。好好干。”
他向我伸出一只软绵绵、红通通的手，手指甲黑乎乎的。
“你还不走？”
“如果咱们喝完这一杯，我就走掉了，”古斯塔夫说，“这样我就还呆在这儿。很多工作。我估计得睡在这儿了。”
“换了我就会先通通风。”我说。
“我会的。如果你的脚指发紫了，打电话给我，懂吗？”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42
我步行回家。雨停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