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说吧,快说吧,你的妓女怎么做?她有什么秘密的把戏?”
“我没跟她睡过觉。”
“我没跟她睡过觉!”她模仿我的话,“你这无辜的天使。她对你讲绝对不能承认此事吗?”
“这是事实。”我说。
“事实!原来她做得更好。那好极了。你和你对妓女的爱情。你一定是为那个女人发狂了。跟别的妓女,你总还要回家来休息休息。但这次不一样。”
“这回一切都两样。”我说,“这女人不是妓女。”
“一位身着闪烁甲胄的高贵的骑士。”卡琳说,从额上拂开一缕金发。她还在哭,但是讲得很平静。“这回不是个妓女。突然,一下子。恰恰恰。不是妓女,对吗?”
“不是。”
“不是妓女?妓女!妓女!戛纳妓女!”
“你住口。”我说。
“要我住口?我?如果我不住口呢?那怎么样?你就要打我吗?你会杀死我吗?竟然要我住口!她比我漂亮吗?”
我不回答。
“我问她是不是比我漂亮!”
“是。”我说。
“好极了。”我妻子说,“她比我年轻吗?”
“不重要。”
“那就是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上帝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堆屎。你知道咱们结婚多久了吗?十年。”
我担心她现在会说出那句话。“我将我生命中最好的十年赠送给了你。”卡琳说。这一下她说出它来了。
“赠送。”我说。
“对!”她突然像疯了似的嚷道,“赠送!是谁照顾你,是谁等着你?经常是一等好几个月,变丑变老了,现在就要像一片纸那样扔掉吗?是谁拒绝了许多可爱的男人,接受了你?当时有许多可爱的,这你知道。我?是我!我手上戴着你的戒指。是你将它戴在了我的手上。你向我保证过,你要一直呆在我身边,不管是丰时歉时,不管是生病还是贫困,直到……”
“不。咱们没有在教堂里结婚,”我说,“只去了结婚登记处。卡琳,请记住。”
“因为你不愿去教堂!你也永远不愿戴戒指!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我的可怜的父母向我警告过你,尤其是爸爸。现在他们死了。现在我谁也没有了,只有你。连你我也没有了,你远离我数千公里,始终是这么远,这我能准确地感觉到,但你至少还回家来。你回来时,这里的人们就说,我有个丈夫,他老出差,身体不健康,睡觉时大喊大叫。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睡觉时大喊大叫了。”
“别胡说,”我说,“我喊叫几年了。那女人是我去戛纳后才认识的。”
“她叫什么?”
我沉默。
“要查出这个来,不会很难。”
“是的,不会很难。”我说。
“我会查出来。”我妻子卡琳说,“到时候我会对付那个妓女的,这我可以告诉你。我要搞得她不得不离开戛纳。”
“你想怎么做?”
“这不用你操心!破坏一场婚姻!为了一个妓女!这个天杀的……”
“我对你讲了,她不知道我结了婚。我没有同她睡过觉。”
“我也要搞垮你!去古斯塔夫那儿!去公司里!我要把你的事讲给他们听!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还能继续保留你的这份美差,这份嫖妓流浪的美差。”
“你不可能搞垮我而不搞垮你自己。”我说,“你要生活,对不对?咱们需要钱,不管结没结婚。你不想饿死,不是吗?”
“你这卑鄙的禽兽,”她说,“我蔑视你。我打心眼里蔑视你,蔑视到死。”
“放我走吧,卡琳。求你了,”我说,“我请求你。咱们过的已不再是婚姻生活了。咱们俩还能怎么样?我答应你,永远照顾你,我将……”
“哎呀,瞧瞧他!你可真是高尚啊。活见鬼!摘帽致敬!一位绅士!这么说你要继续照顾我,你这头猪?你不想抛弃我不顾,逃走。你不想说,你找个活干干吧,你年轻、健康,还能工作。”
“你也能。”我说。
“我为什么要去工作?”她问,“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过错。是你想走,不是我。有法律。”
“这我知道。”
“谢天谢地,还有保护妇女的法律。”
我从莫金斯那里的死人屋坐车回了戛纳。我在“庄严”酒店发现了一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要我速回杜塞尔多夫。我洗澡剃须,收拾了一下我的旅行软包,穿了一身休闲西服,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第二套。下一架经由巴黎飞往杜塞尔多夫的飞机三个半小时后才起飞,于是我坐到了空无一人的平台上。由于太阳炽热,那上面撑着许多伞。在“我们的”角落里,那个昂热拉和我坐过的角落里,我喝着一瓶香槟。但我心情越来越难受,在这个角落里我已无法忍受了。我走进大厅,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后来还是没打。我在厅里坐了两个小时,老想打电话,但终于没打。我没有勇气打。我的上衣袋里放着那两只钻石耳环。我玩着它们,然后我想将它们扔掉。这时我发觉,我都快神经失常了。我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尼斯,去机场。我在那里继续等,在尼斯喝的也是香槟。
当呼叫我们的飞机时,我晕乎乎地出去上汽车。我像个傻子似的抬头望参观台,但昂热拉当然不在那儿。我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在我上汽车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发觉我喝醉了。后来,在飞机上,他们也看着我,虽然我非常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再喝了,只想着我现在必须跟卡琳分手。那些人,他们还老是看着我,也许我脸上有脏东西。
后来,我坐着一辆出租车回家,给古斯塔夫打了电话。他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我明天九点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吃了奶酪面包,卡琳和我,喝啤酒。后来我告诉她,我爱另一个女人,想跟她分手,她作出了回答,一切正如我至此所写的。杜塞尔多夫的天气变得非常暖和,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开着窗户。
我妻子卡琳从她的晨服里取出一块手帕,擦去眼泪,摸鼻涕,十分冷静地问:“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这一瞬间我心乱加麻。瞧,我充满负罪感地回家来,开始了这席谈话。我知道,我是一头猪,因为另一个女人就想离开妻子。我对自己说,只有一头猪才干这种事。但我非这么做不可,别无选择。我太爱昂热拉了,以至于我无法跟卡琳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忍受一夜。尽管如此,我害怕这席谈话,害怕歇斯底里大发作和爱情的呓语。请求、哀求、誓言。看来男人们对跟他们结成不幸婚姻的女人们完全想象错了。他们以为,这些女人,当她们因为另一个女人被抛弃时,她们会自杀、崩溃、自暴自弃。因为尽管这一切,她们仍然爱着她们的丈夫。但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我妻子卡琳实实在在、冷冷淡淡地问。
这一下我的负罪感骤然消失了。
“我当然把房子留给你。”我说,“我搬出去。随便去哪儿,去一家酒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已经知道了,但现在我不直说。“我身边有三千马克,可以马上给你两千八。我付房租、保险等等,你得到足够的钱,足以生活,直到我们拿到官方的判决。”
“什么叫官方的判决?”
“如果我们离婚的话。”
“谁讲我要离婚了?我一句也没这么讲过。你很想这样,但是我不答应。一句不讲。我现在得跟我的律师谈。在此之前我什么也不讲。那么你给我多少?”
我报出一个对于我的状况相当高的数字。
“这太少!这样我无法维持生活。这倒很适合你。我得点零钱挨饿,你给我一个月的钱只够你跟你的戛纳妓女两天之内就奢侈地花光。”
“我也只有我的工资。”我说,“我没有财产。”
“你有一个银行户头。”
“你知道那上面有多少。”
“户头上是你的名字。我只有签字权。如果我把上面的全提光,你怎么办?”
“你不会这么做的,”我说,“免得理亏。”我说,打算明天一大早就禁止卡琳使用这个户头。
“瑞士的股票,其中也有一半属于我。”卡琳说,“我可以飞往苏黎世,卖掉那一半。”
“你可以这么做。”我说。奇怪的是我对瑞士的股票无所谓。我明天也得去找我的律师。他二十年来就是我的律师和我的朋友。我得跟他商量。
“我现在什么都不讲了,”卡琳说,“你别诱我钻陷阱。我得跟我的律师谈。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你怎么想的?想我今天就说同意,让你跟你的戛纳妓女结婚?让你随便娶哪个妓女?你从我嘴里得不到一句话。我现在得为我想想。我需要安全——如果我别的什么也得不到的话。我们拥有的钱,是我们的钱,不是你的。”
“这是对的,”我说,“我们有共同的财产。不过,你存的钱也不是你的。它也是我们的。”
现在,当我们只谈到钱时,我们谈得非常平静冷淡,声音轻细,互相不看对方。
“好吧,你这头猪,”卡琳说,“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搬出去,现在立即搬。”
“可笑。你的东西呢?”
“我带上,只带最必须的。”
“怎么拿?”
“放在我的车子里。”
“那是我们的车!”卡琳喊道。
我站起来。
“你想去哪里?”
“收拾东西。”我说,“天晚了。”
这一下她又哭起来了。她从我身旁跑进她的房间,摔上门,我听到她在哽咽。接下来我听到她抽泣了整整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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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脱去上装,解开领带,走进更衣室,先是从壁橱最上面的格子里取出三只大箱子。在飞机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我必须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