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我脱去上装,解开领带,走进更衣室,先是从壁橱最上面的格子里取出三只大箱子。在飞机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我必须带上的所有东西。这张纸条是这样的:
象 玳瑁纽扣 鞋
西西里亚的小马 电话地址本 保险单
打字机 支票簿 旅行闹钟
西服 汽车证件 小收音机
换洗衣服 资料 米诺克斯相机
领带 法郎 雨衣
这单子很可笑,不过我还是照着它收拾。我先是收拾了整整一箱子衬衫、内衣、袜子、鞋和领带。有一大堆东西。每当我停下来歇一会儿时,我就听到卡琳在抽泣。她的抽泣声更大了。
我走进杂物间,找到一只内有木棉的大箱子,拎进卧室,拿木棉小心包好我的象等等,再拿报纸包起,一个一个地包。然后是那只彩色的小马。然后是那只半导体小收音机,它放在我的床头,虽然我们有一台高档音响,我还是很喜欢它。最后是米诺克斯相机。我把我放在写字台里的个人资料、我的私人电话本、汽车证件、玳瑁纽扣、领带别针和三块手表收进一只旅行包里。我带上了我的全部手表,这尤其可笑。那些手表,包括我戴在手上的,全是卡琳送给我的。
收拾完,我就把箱子和纸箱搬下去。我的车停在楼前。我使用电梯,把箱子放进车尾的行李箱。好在它很大,但还是不够大。一只箱子和旅行包放在后排坐位上,装象的纸箱子放到前面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我不得不几次上楼。第二趟时,对面的门开了,我们的邻居哈特维希夫人站在那里。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
“晚上好。”我说,想往前走,可是她跟着我。
“您在干什么?您搬出去?”
“暂时搬出去,是的,哈特维希夫人。”从室内能听到卡琳的抽泣。
“您可怜的妻子……”
“是的,”我说,“请您原谅,哈特维希夫人。”
“您这么做不公平,卢卡斯先生。您有这么个好妻子……”
“哈特维希夫人……”
“什么事,卢卡斯先生?”
“您管好您自己的事吧。”
她说声“不要脸”就走了,摔上了她的门。当我开始将我的西服连同衣架运下去时,我感到,她正在透过门上的猫眼观察我。它们很沉。我在潮湿的闷热中淌汗。我的腿和脚疼起来。我吞服药片,没效果。这活儿真累人,我真想休息,但是没办法。我把西服挂在后座上,挂不下的就放在箱子上。街上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着我,他们出来透透气。我大声地诅咒。衬衫、裤子,全粘着,汗从头发上流经额头淌到脸上。我终于全弄完了。车子超载,陷了下去。我再一次乘电梯上去,打开卧室门。我把两千八百马克的百元钞票扔在一个橱柜上。卡琳横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嚎啕大哭,哽咽不止。
“这是第一批钱。一旦我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会通知你。”我说。
她默不作声。
“好好过,卡琳。”我说,“如果你能的话,请你原谅我。”
“要我原谅你?绝不会。绝不!上帝会惩罚你!你这恶棍!”
这样做没有意义。现在我得赶紧走。我走向门口,突然听到卡琳从床上跳起,跟在我身后跑过来。我来到门口。当我走进过道时,卡琳追上了我。她抱住我,嘶声喊:“留下来!留下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要走,原谅我。”我说,挣开她。对面的门拉开了,哈特维希夫人又站在那里。一见到她,卡琳就喊道:“哈特维希夫人,我丈夫离开我了!”说完,她扑进哈特维希夫人的怀里,痉挛地大哭,听起来很吓人。
“这看得出来,”当我走进电梯时哈特维希夫人说,“但您不是孤独的。您还有朋友们。我丈夫和我也是您的朋友。可怜的、亲爱的卢卡斯夫人。您丈夫会明白的。您丈夫,他会大吃一惊!”
我摁下行的按钮,电梯滑下去。我听到卡琳突然在我身后嗄声嘶喊:“罪犯!猪!可怜的狗!你会受到我的惩罚!我要让你一贫如洗!”
我还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夹杂在其间的喊叫,我不理解她说的是什么。我累得喘气,直淌汗,我的脚很疼。我想,这一切现在应该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把上衣搭在肩上。我来到地下室,在身后关上了房门,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穿过这道门,对,最后一次。
32
我驾驶得非常谨慎,因为我情绪激动,担心发生车祸。我朝着城外的洛豪森机场开去。那里有杜塞尔多夫的“洲际酒店”,环球保险公司总是把它的所有来访者和客人安顿在那里。我认识门卫、经理和总经理。我们享有折扣价。我落地之后给总经理打过电话,告诉了他我会来,因为我要跟我妻子分手。我问过他,能不能给我一套有许多壁橱的大房间——时间不定。我们就价格达成了一致意见。天气还很闷热。今天夜里是凉不下来了。当我来到“洲际酒店”时,我还在汗流不止。这回是酒店服务员帮我把所有的东西运上楼去——运到八楼一个漂亮的大套间里。果然有足够多的地方放我的内衣和我的西服。经理室让人给我在门厅里放了两瓶香槟酒,可我却没有心情喝香槟。我让酒吧里送来一瓶威士忌、许多冰块和苏打水。我开始从箱子里往外取东西,一边喝着酒,渐渐平静下来了。我脱得光光的,虽然房间里开了空调,但我根本不适应体力劳动。我喝酒,把西服挂起来,放好换洗衣服以及其它一切。象和那匹小马我放在门厅靠墙的两块大搁板上。我想,文件明早得存进酒店保险箱。然后我得从银行取钱,将户头冻结,不让卡琳取钱。这又是一桩卑鄙的行为,但是我不想冒风险。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收拾停当了。我累坏了,空落落地坐在那里,急促地喘气。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继续喝酒,感觉醉了。我所能想的一切是:我离开卡琳了。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但我离开卡琳了。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她马上就来接了。我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和她丈夫的声音,他们显然是在我妻子身旁。
“卡琳,我住在‘洲际酒店’。”我说。
“噢。”她说完就挂断了。
我坐到客厅里一扇窗户前,眺望夜空,望着机场的方向。那里亮着很多白色、红色和蓝色的灯光,灯光照得起飞跑道亮如白昼。不时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这一定是运送邮件的飞机,我想。或者是中途降落的飞机,它们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还得飞很长的一段距离。飞机有时候紧贴着酒店飞,奇怪的是听不到它们的隆隆声——就像戛纳的飞机一样,它们降落在尼斯。
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因此我打开我的小收音机。频率指针指着法兰克福美国军队网络台,那个美军台。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鲍勃·迪兰的声音,千真万确。“……那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我马上又把机子关掉了,继续喝酒,想昂热拉。我的身体因渴望她而疼痛。
凌晨四点我已酩酊大醉。于是我要求接通戛纳的电话。过了一会儿昂热拉来接听。我讲话有点儿费劲,但是特别清楚。起初她没反应过来。
“我不想再跟你来往。”她说,“你在哪里?在‘庄严’酒店吗?你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
“我在杜塞尔多夫。”我说。
“哪里?”
“在德国。在杜塞尔多夫。”这回我们互相讲的是法语。昂热拉还迷迷糊糊的,没法讲德语。
“你不在戛纳?”
“不在。我不得不回来。”
“你事先没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勇气打。”
“昨天刑警们到过我这里。他们找你。在你离开我这里之后,你失踪了。你上哪儿去了?”
“去了一家酒吧,然后去了一个婊子那儿。”我说,“基尔伍德被杀了。”
“这我知道。你以为这里出了什么事呢?记者,记者。来自全世界。基尔伍德的律师们。美国的警官。但一切都进行得很保密。报纸只报导了谋杀,显然是要避免一场丑闻。噢,罗伯特,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对你讲了真话。”
“是的,到最后。但你起初撒谎了。”
“现在我不再撒谎了,昂热拉。”我说,“我不在我妻子身边。我离开了她……”
“噢,老天。”昂热拉说。
“我是从一家酒店打的电话。”我告诉她是哪家酒店,给了她电话号码。
“等等。等等。我先得取我的眼镜……取点写字用的东西……号码是多少?”
我又从头说了一遍,她记下来。
“我离开了我妻子,让你看看,我对你讲的是实话。我不再爱我的妻子了,已经好长时间不爱了。明天我去找律师——我指的是今天——申请离婚。当然,我对离婚负有责任。”
昂热拉听后沉默了许久,我甚至以为她挂掉了。
“昂热拉!”
“嗯。”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你再来吧,罗伯特……”
“行,昂热拉,行。”我说,这时我体内的疼痛消逝了,像是被一场奇迹吹走了。
“你什么时候来?”
“我还不清楚。”
“很快吗?”
“我尽量快。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快。我在这里有事。我明天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你随时可以打,”昂热拉说,“上午,晚上,夜里,凌晨,就像现在这样。我会一直在家,等你的电话。你感觉怎么样?”
“可怕,”我说,“非常幸福,幸福无比。两者都有。”
“我也是,”昂热拉说,“我也是,罗伯特。但是特别害怕。咱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没什么不对,我对你讲,我的婚姻只剩下了装模作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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