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昂热拉说,“我也是,罗伯特。但是特别害怕。咱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没什么不对,我对你讲,我的婚姻只剩下了装模作样。”
“是的,这点我现在相信了。否则我现在也不会搭理你。但这还是不对。”
“不是。”我说。
“就是!”昂热拉说,“上帝会因此惩罚我们。”
“为了我们彼此相爱?”我问。
“你知道为什么。”昂热拉说,“你不能跟上帝赌。”
“但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只能这么做。”我说,“自从我爱上你之后,就不能了,昂热拉。”
又是一段无尽的间歇。电话听筒发出了杂音。
然后她说:“我也不能,罗伯特。”昂热拉说,“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
“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我说。她默然不语。
“你不相信吗?”
“不,”她说,“可我真想相信它。你喝醉了酒,对不对?”
“对,”我说,“很厉害。”
“我希望我也能醉。”昂热拉说,“那就明晚再说。我等你的电话,罗伯特。我……”然后线路突然断了。我考虑是不是再挂一个电话,但后来我放弃了。我坐在那里,双脚搁在一张桌子上,喝着酒,眺望飞机场上的无数灯光。那许多灯让我回想起戛纳。一架飞机直接从酒店上空飞走了。我看到它的航行灯闪烁着直冲我飞来,后来飞行员将它陡然拉高,但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很轻。我蓦然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了,一点也不真实。
六
33
一部电话响起来。我睡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我听到了,我只是梦到,电话在响。我刚刚梦到蛇,很多、很大的蛇,我为了求生跟它们相搏。蛇群准备让我窒息死去。一部电话响起来。不,这不是梦。我惊跳起来,一下子醒了,不知道身在何处,几号,几点,我是谁。真的不知道,我说不出来。一部电话叮呤呤响。我看不见那部电话机,因为窗帘拉上了,房间里几乎墨黑一团。我仍然感到,群蛇在压迫我的身体,头发、身体和额头都汗淋淋的。
我在哪里?这部该死的电话在哪儿?我摸索,碰翻了一杯水,它放在我的床头柜上,一只手抓进水里,水往地上滴,嗒、嗒、嗒。手落在什么硬东西上——是电话。我拾起它。当我把听筒拿近耳朵时,我的手在颤抖。
“喂?”
“早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位姑娘的声音说,“您要求我们叫醒您。现在是七点钟。”
“七点。”我荒唐地重复说。我想放回听筒,但是找不到叉簧,于是双手寻找床头灯的开关,摁下,讨厌的光线突然太刺眼地照亮了房间。这是什么……我随即恍然大悟。对,我的酒店房间。对,我请求过七点叫醒我。对,我在“洲际酒店”里。对,我离开了我妻子,因为昂热拉。我四点钟已经跟她通过电话。这么说才睡了不足三小时。我的眼睛火辣辣的。我知道,如果我不马上起床,很快就又会睡着。我不能再睡着。我看到杯子里的水浸湿了床头柜,在地毯上形成了黑色的斑痕。我深呼吸,从床上跃起——动作太快了,头发晕,几乎跌倒。我头疼。这是由于威士忌,昨夜的许多威士忌。我还是醉醺醺的。我脚步不稳,跌跌撞撞地穿过卧室走向窗户,拉开窗帘。强烈的阳光宛如一种突然的剧痛洒在我身上。我双手抵住额头。那边就是飞机场。
今天是星期四,五月十八日,我想。我的旧生活结束了。一场新生活开始了吗?是的,我希望如此。一种充满爱情的生活。可现在我如何能到达这种生活呢?今天早晨我没想过此事,后来才想到——在我前往昂热拉的路上横亘着麻烦和困难的高山。这天早晨,一半是因为威士忌,我晕乎乎的,头痛欲裂,只想到,昨夜你做了一个了结。这个了结里蕴藏着开始。我非常认真,认真而担心,现在不能走错一步。我也觉得不知所措,突然感到孤独,无比孤独。我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是我担心吵醒她。我冲了个热水澡,再把头埋在冰冷的水下,剃胡子,但我头痛不止,迷糊依旧。我叫了两壶茶、一瓶阿尔卡苏打水和一瓶矿泉水。茶和阿尔卡苏打水终于管用了。我感觉好了一点。
七点四十五分。
我今天有好多事要办。我先是给冯塔纳打电话,打他的私人号码。这位保尔·冯塔纳博士是我的律师——已不下二十年了。我把发生的一切全告诉了他,说我急切地想跟他谈谈。
“什么时候?”冯塔纳问。他的声音像医生的声音一样平静友善。我从没听过他不这样讲话。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保尔。我得去公司。有可能勃兰登伯格派我到什么地方去。但晚上我无论如何是空闲的——最迟晚上。如果这也不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行。你到事务所里来。我有案子要处理。半夜之前肯定在这儿。如果行的话,六点过后再来。那时候所有的当事人都走了。”
“谢谢,保尔。”
“不用谢。我警告你,你将面临一段艰难的日子。”
“这我不在乎。”
“你现在这么讲。咱们等着瞧吧。”
“那你会等到我死去。不管面临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必须离开卡琳。我爱另一个女人。她也爱我。”
“这很好。但是这帮不了我们。我将想办法让事情对你尽可能容易些。但你到时候得真听我的,照我的建议去做。”
“因此我才想尽快见到你。”
“许多人想尽快见到我,可是又不按我说的去做。你的银行账户怎么样?”
“用的是我的名字。我只答应卡琳有签字权。”
“那你现在去银行,取消她的权利。”
“这我已经想到了。我得马上去办。”
“这当然。从现在开始,你妻子会想尽一切办法伤害你,让你吃亏,从一开始就尽量多捞好处。”
“她冲着我的背后喊,她要让我一贫如洗。”
“瞧瞧,”冯塔纳说,“你当心,罗伯特。一个被遗弃的女人,什么都做得出。仇恨是一种比爱情强烈得多的感情。卡琳也有个户头吗?”
“是的。在另一家银行,好多年了。我不知道上面有多少钱。”
“你也有签字权吗?”
“没有。”
“当然不会有,”冯塔纳说,“这就对了。那我今晚等你。这之前,除了办好户头一事,你什么也别做。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向我保证。”
“我保证。代我向维拉问好。”
“我会的。”维拉是他的妻子——十七年了。他们有两个女儿,生活幸福,一对理想的夫妻。这种事是有的。昂热拉和我也会是一对理想夫妻,我想。我穿上衣服,在总台要了一个保险箱,将我的文件和一个装有十一点九万法郎的信封存进里面,那是我剩余的钱。然后我坐进“海军上将”来,开车进城,去我的银行。那位微笑着冲我打招呼的工作人员,我从一九四九年就认识他了。他叫克拉塞,有一只假眼,不知道的人看不出来。他有一次给我看过。岁月流逝,克拉塞头发花白、苍老了。我告诉他我的愿望。他走开,取来我的档案,填了一张表格。我在表格里撤消了我对妻子的授权。我只需要在这张表格上签上字。这一下我妻子就动不了这个户头了。就这么简单,花了不足五分钟。我把我的新地址告诉克拉塞,让把银行账单寄到那里去,“洲际酒店”等等。他记下这个,没提一个私人问题。他是个非常羞怯的人。那只假眼是来自苏联狙击射手的子弹。他老是讲,他一生中有过两次幸运,比别人的一百次都幸运得多;那位狙击射手本来也能致他于死命,只差分毫。这是一个幸运。另一次幸运是他跟一个他称为“恩心”的女人结了婚。他跟“恩心”结婚二十八年了。他们没有孩子,恩恩爱爱,宛如新婚。这些年来克拉塞变得有点饶舌了。这天早晨,营业大厅里还差不多是空的。克拉塞取出一份日历,指给我看那一页,那一页印有全年的所有日子和月份。那些日子已几乎有一半用红笔画过。
“看起来很好看吧?”克拉塞的脸神采奕奕。我感觉到,不仅仅是他的真眼睛,连他的假眼睛也在高兴。“我每天晚上划掉结束了的一天。”
“为什么?”
“十二月二十日我退休。到时候‘恩心’和我就离开杜塞尔多夫,一庆祝完就走,全都安排好了。我们离开德国。我们从战后就开始省钱,好在特内里弗岛上买一座平房。在巴亚玛。您知道,卢卡斯先生,这是难得的好主意。那座有着黑色火焰海滩的岛。那里便宜许多。我们将在巴亚玛度过我们的晚年。美吧?”
“太美了。”我说,“我为您高兴,克拉塞先生。虽然在这里再也见不到您,会让我觉得遗憾。”
“我也会难过,卢卡斯先生。不过,也许这回您也不留在这里了。”这是他惟一能讲的宽慰话。
“不,也许不留了。”我说,盘算着我要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不管那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我会遭遇到什么。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以及除夕。不管发生什么事。
“那里的小房子已经盖好了,配了家具。我们出租到十二月份。这里的家具我们卖掉。我们卖掉这里的一切。我们要在巴亚玛美美地生活。”
“咱们还会再见的。”我说,“请代我问您妻子好。”
“谢谢,卢卡斯先生。”他说。我们相互握手,克拉塞摆出立正姿势。他总是这么做。我走出银行,有点眩晕。我思忖我刚才所做的是不是一桩非常卑鄙的事。我对自己说,这是一桩卑鄙事,但为了昂热拉的利益和我自己的利益,我必须这么做。当我觉察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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