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昂热拉,我每天失去它又找回它。”
“我必须听你的声音,罗伯特,我必须。”
“这我很能理解,昂热拉。不过你现在向我保证,不再喝酒并且上床睡觉!”
“我服一粒药,”她说,“再喝完一瓶啤酒,然后就行了。但愿。原谅我,罗伯特,我叫醒了你。”她看来还醉着,“晚安。”
“晚安。”
当我放下听筒时,透过窗帘我看到太阳正在升起,那燃烧般耀眼的光束落进宇宙。
八
44
苏黎世的第三位银行家表现得跟所有其他人一样。那是位老先生,长着白头发和白色的络腮胡子。在我们简单的谈话结束时他说了句奇怪的话:“卢卡斯先生,我知道,这是您的职业,但我想建议您的公司,停止调查,结束此案。”
“为什么?”
“因为您永远也不会获悉真相。”
“您怎么知道?”
“也许您会了解到真相,”他引导地说,“但是您无法拿它怎么办。谁也不能拿它怎么办。”
“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我不能告诉您。请您相信我,我在这一行里算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行当,它有着非常奇怪的规矩。”
“但不该有非常奇怪的法律。”我说。
“还是有的,卢卡斯先生。”他抚摸着他的胡子,“如果您继续调查此事,我看得出您还会这么做,对吗……”
“对,肯定无疑。”
“那就还会发生更多的事故。不是金融事故,是人命事故。”他站起来,这就算结束这席谈话了。他说:“不管对方是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马上诅咒别人。我们应该和善、原谅、宽恕……”说时他用苍老、疲倦和伤心的眼睛望着我。
“什么?”我喊道,可是他似乎没听到我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一切情况,”他继续说,“那么每个人就会很容易原谅一切,人类就没有了高傲、骄傲、自满和貌似公正了。公正,卢卡斯先生,这是抽象的。”
“不,”我说,“对不起,我不得不反驳您。公正不是抽象的。公正是具体的。”
他盯视我良久,然后默默地耸了耸肩。
45
在“多尔德”酒店里有给我的一条消息。要我立即跟古斯塔夫联系。他已经打来过两次电话,急切地等着我回电。两分钟后我接通了他。
“喏,”他那懒洋洋的、狡猾的声音说,“你有什么成果吗?”
“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我说,“可这才是我访问的第四十一位银行家。”
“我相信,你不必再跟其余的人谈了。”古斯塔夫说,“乘下一班飞机飞回法兰克福吧。你的朋友,那位‘法兰克相宫’的门卫领班打来过电话。他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你,要你去找他。给我打电话,好让我知道,你何时飞回杜塞尔多夫。”
“又是瞎报警。”我说。
“不是,”古斯塔夫说,“这不是瞎报警。我从尿里就感觉到了。这始终是最高的警报标志。快飞吧,罗伯特!”
我飞了。三点钟左右我到了“法兰克福宫”。当我走进厅里时,门卫领班喜形于色。
“这可真是神速!我去通知卡灵。他还等在酒店里。你们不能在这里谈,这太引人注意,他不想这样。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害怕。”
“卡灵是谁?”
“一位侍者,”门卫领班说,“还相当年轻。自从您上次来过这儿后,我一直在员工中打听——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了点东西。”
“什么?”
“卡灵会亲口告诉您的。现在是三点。三点四十分,您在火车总站前的大报亭那儿跟他碰头。”
“我非常感激您。”
“废话!您知道的,我会尽力帮您!也许,卡灵对您讲的话对您一点用处也没有。您还是别太早地感谢我吧。”
“我如何认出卡灵来?”
“他阅读《慕尼黑晚报》,体育部分。他会靠在报亭上。他跟您一样高大,棕色头发,三十二岁,脸瘦长苍白,叼一支雪茄……”
46
“卡灵先生吗?”
那个长着棕色头发、瘦长脸、站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报刊亭旁读《慕尼黑晚报》的人,从嘴里取下他的雪茄,打量着我说:“您好,卢卡斯先生。”
火车站里和站台上人头攒动,不停地有喇叭声响起,火车开进开出,那噪音正好合适,人群也是。没人注意我们。
“门卫领班说,您有什么情况要讲。我当然付费。”
“除非您分文不付,我才会讲。”卡灵说,“您跟我们的门卫领班是朋友,我理所当然帮您忙——但是不要报酬。”
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那好,”我说,“好吧。”
“是这样的,”卡灵说,人们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孩子们哭闹,火车头鸣笛,车轮滚动,“事关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那次银行家大会,对吗?最后一天晚上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用英语。”
“关于什么?”我问,“详细谈了什么?”
“谈现代工业社会里银行家的伦理和义务。”卡灵说,吸着他的雪茄,“电梯旁有块黑牌子,对不对?我是指酒店里。那上面总是公布,何时何地有何事。因此我知道了这个题目。据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和人性的讲座。我是从其他银行家嘴里听到的,他们来到宴会厅出席自动冷餐会。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自助餐和一个酒吧。我在自助餐那儿服务。于是,我当然就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当然。”
“银行家们对赫尔曼充满敬佩和热情,他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那席演讲一定非常出色。赫尔曼也是国内最有声望的银行家,对不对?”
“对。”我说。前往多特蒙德的直快车暂时晚点十五分钟,喇叭里的声音说。
“可不是所有的银行家都充满热情。”
“什么?”我说。
“不,”卡灵说,“有一个人不是。因此,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是说,如果您站在自助餐台后面,只听到对一个人的欣赏、夸赞和溢美之词,这时您突然听到一点完全不同的话,您就会竖耳聆听,对不?”
“肯定是的。”
“赫尔曼先生走近自助餐,跟另一位先生一起。他们径直向我走来。他们挑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我盛进他们的碟子。”
“赫尔曼如何穿着?”
“燕尾服——跟大家一样。”
“您见多了所以认识他?”
“认识?他多年来就是我们法国餐厅里的常客。”
“是吗?接下来呢?”
卡灵说:“这两位先生站在我面前。另一位先挑。赫尔曼先生后挑。当我往他的盘子里装时,另一位先生对他讲:‘您的演讲真出色,我的亲爱的。这么多的人性和高尚连石头都会流泪。’”
“这您记得字字清楚,一字不误?”
“对。或者至少差不多。也许词的顺序不一样,但这祝贺是有的,那怀有恶意的词汇,包括‘人性和高尚’。这我还一清二楚,因为后来发生了那小小的风波。”
“什么风波?请您原谅,您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吧,卡灵先生。”
“好,按顺序来。那只是一席短短的谈话。赫尔曼先生听后茫然不解地望着另一位先生,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他是问:‘此话怎讲?’或者他是问……”
“好了,我已经理解了。”我说,“还有呢?”
“还有,”卡灵说,“这时,那另一位先生以真正厌恶的表情望定他,讲了几句话,然后——我记得一清二楚:‘老天,请您现在别再演闹剧了!您自己最清楚您在于什么。好极了,好吧,如果您能无愧于您的良心,那您就做吧。但如果那样的话,见鬼,请您别再给我们作如此令人麻木的报告!’”
“这是字字如此还是差不多如此?”
“字字如此,卢卡斯先生。”
“后来呢?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那另一个人扔下赫尔曼先生就走了,拿着他的盘子走了。赫尔曼先生根本不看我递给他的盘子。他靠在餐台上,我甚至以为他马上就会晕倒。我担心得要命,喊他,一次,两次,可是他根本听不见。他全身抖索,双手攥拳,后来他走了,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端着他的盘子站在那里。”
“他提前离开了大厅?”
“对。这我可以起誓;他再也没有回来。这对您有帮助吗?”
“我相信,它对我帮助很大。”我说,“这另一位先生,您还能记得起他吗?您知道他是谁吗?”
“他看上去像个意大利人,但也可能根本不是。说英语带口音。不引人注目的那种。比赫尔曼先生年轻。另外,我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有可能他不久就回他的房间了——或者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这席谈话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肯定是在半夜左右。有可能还要晚些。”
据保安公司的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讲,赫尔曼先生于零点三十分左右来到他的银行里,心绪不宁,几近精神崩溃。
“您帮了我很大忙,卡灵先生。我不能就这么接受这一帮助。请您允许我为此支付您一笔报酬。请收下!”
“绝对不行。”他说。
“卡灵先生!”
“我说绝对不行!可您知道吗?我有个小女儿。她想要个男的布娃娃。那对面有一家玩具店。”
47
“我早就知道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瓮声瓮气地说道,“我早就知道了。我说过,我的尿!我们的朋友赫尔曼,他还真是干了坏事!他的一位同事知道了情况。这一下赫尔曼失去了理智。后来……后来……一切都吻合,罗伯特,一切都相互吻合!我对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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