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尔曼。
“出什么事了？”
拉克洛斯向我冲过来。
“谢天谢地！”他激动地迅速拥抱我，“您活着！原来是个谎言！”
“什么谎言？”
鲁瑟尔和迪尔曼过来了，他们的脸上也显得大松一口气。
“我们接到一个匿名电话。”鲁瑟尔说。
“怎么说？”
“打电话的人说，您跟您的车跌进了码头内港里。”
“我？”
“对，您。”
“谁会想出这种事来？”
“我们不知道，那是个男人，当然乔装了声音。反正我们马上出动，开始在这里寻找。水油腻腻、脏乎乎的，但码头内港里果然有一辆车。是蛙人发现的。”
一名潜水员从水里钻出来。他戴着面具，背上背着氧气瓶。他给吊车司机打手势。
“他们现在真正系牢钢索了。”鲁瑟尔说。
“他们是谁？”
“下面还有一名潜水员。钢索总是滑脱。我们希望这一次成功。”潜水员又消失在油腻腻的水里。我听到，两辆吊车开始工作了。迪尔曼站在我身旁。他看上去累坏了，不讲一句话。
我们全都盯着钢索，它动起来了。吊车司机非常小心地把它们拉起来。过了一会儿，肮脏的水里露出一辆车子的发动机盖子，很快，整部车就悬在空中了，从车子里往外淌着水。那是一辆深绿色的旧谢夫洛特车。吊车晃动。车子向我们移过来，从我们的头顶转过，然后落下来，咯嚓一声，轻轻地落到码头上。车里面还在往外流水。我们急忙过去。司机座位旁边的窗户被旋下来了。一个男人坐在方向盘后，瘫作一团，头靠在垫子上。他还紧抓着方向盘。这人头发稀疏，个子矮胖。左太阳穴上有个小洞。他的后脑壳被掀掉了，那是子弹射穿出去的地方。当我看到这破开的头颅和脑浆时，我感到恶心，沾得到处都是，后来我大声说：“这是达侬！”
“他是谁？”拉克洛斯问。
“阿兰·达侬，您会想起来的！‘巴黎宫’的那个家伙，他在那套本来说好是倪科尔·莫尼埃等着我的房子里。‘巴黎宫’！我被人打的那个地方！倪科尔·莫尼埃，她想把真相卖给我！”
“您肯定这是达侬吗？”迪尔曼问。他头一回讲话，忧伤、迟缓。
“绝对肯定！这家伙，后来他跟那个莫尼埃躲起来了，失踪了。您还说，不可能找到他。您记不得了吗，拉克洛斯先生？”
“我记得一清二楚。”那位小个子说，“现在他又出现了。”
“是的。”鲁瑟尔说，他探身到车子里看过，“他是被一支大口径手枪的达姆弹打死的，跟维阿拉一样。”他望着迪尔曼，“对新闻界——这也是一场小小的事故，对吗？”
“这是谋杀，”加斯东·迪尔曼冷静地说，“告诉新闻界。下层世界的谋杀。一个靠妓女养活的人被枪打死了。也许是两个帮派之间的仇杀。这样够了吧？”
“什么都够，”鲁瑟尔愤懣地说，“一切，迪尔曼先生。总是由您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传下去。”
加斯东·迪尔曼盯着他，盯视了那么久，直到鲁瑟尔再也承受不了那目光，把头掉开了。
31
我让一辆警方的巡逻车送我去“庄严”酒店，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我向他报告了最新的事件，请求指示。当有人叫我接电话时，我刚刚在电话总台交发了电报。我走进电话间，拿起挂壁电话的听筒。
“我是罗伯特·卢卡斯。”
一个女人的声音，抖抖索索，几乎听不清，说道：“咱们认识，先生。我曾想卖东西给您——在您的酒店的酒吧里，您还记得吗？”
倪科尔·莫尼埃！我不会听不出这声音来。
“一支红玫瑰。”我说。
“对。”现在我听到她哭了。“您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很难过。”我说。
抽泣声更响了。
“难道一切都是白搭了吗？他没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一切都白搭了吗？不，不，不！您还想买点东西吗，先生？”
“当然。”
“那您得来我这儿。尽快，因为我不能在我现在呆的地方呆久。我得离开，远远地离开，但还是要先让您得到您想要的东西。我有它，您需要的一切。”
“您在哪儿？”
“在弗雷瑞斯。请您叫辆出租车来这儿。单独来！我警告您！如果您带警方的哪个人来，如果有人尾随您，我就不在这儿了。我是诚心的。您也得这样。”
“我单独来。”
“请您别将此行告诉任何人！”
“不告诉任何人。我应该去哪儿？”
“沙尔瓦雷里大街一百二十一号，找于勒·吕蕾。但您不能直接坐车到屋前。请您告诉出租车司机，让他送您到老广场。您熟悉弗雷瑞斯吗？”
“不。”
“那您得打听，不远。如果您不在老广场下车的话，您来时我就不在了。我警告您！”
“这您已经讲过一遍了。”
“我是认真的。”
“我照您说的做。”
“请您带钱来。”
“多少？”
“十万。我们本来想要更多，要一百万。但是我不能再等了，我得离开，有十万我就满足了……现在，阿兰死了，我对什么都无所谓了……我不需要一百万。”
我有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给我的三万德国马克的旅行支票，上次出发前他又给了我超过五万马克的旅行支票。我足够了。
“我有旅行支票。”我说。
“不行。”倪科尔·莫尼埃说，顿时住声不哭了，“不要支票。我告诉您，我得离开。支票您可以通知冻结，或者您可以透支。我要现金。您把支票兑好。请您照我说的做，否则您根本就不必来。”
“银行中午关门。我要等到两点才能兑换支票。那我下午来找您。请您不要不耐烦。”
“我不会不耐烦。从现在起，您每走一步都受到监视，先生。您懂这个，对吧？我不想也像阿兰那样……”那声音停了。
“我明白。”说完我就挂上了。
我略加思考，然后打电话给昂热拉。她正在作画。
“我下午得离开。你晚上等我。”
“什么时候？”
“我还不知道确切时间。”
“很重要，对吗？”
“我想是的。”
“小心。罗伯特，请小心！”
“我会当心的，晚上见。”我说，然后挂上了。
我在饭前走上平台，坐到一只大遮篷的阴影下“我们的”角落那张桌子旁，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杜松子酒加奎宁，心里想，今天，在不多几个小时之后，我终于要了解到有关赫尔曼之死的真相了。我有一种非常肯定的感觉。今天得知真相，结束此案，我的左腿还有六个月。在这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会发生什么事啊？我想，戛纳传开了有关昂热拉和我的流言飞语。比安卡·法比安会不遗余力地糟踏我们的爱情。我想，当我晚上回家时，我有一大堆话可以讲给昂热拉听。
饮料很凉，我请求过往杯子里多加点冰。
32
弗雷瑞斯距戛纳大约三十公里。我的出租车司机走的是艾斯特莱尔蓝色海岸公路，他开得很快。离开戛纳后，我们先是来到曼德略，进阿根廷山谷。我们穿过泰奈隆和艾斯特莱尔之间的界坎，从底下的一条大蓄水坝经过。
出租车司机半转过身来，说：“马尔科姆。您记得吗？”
“记得什么？”
“一九五九年，”他说，“十二月二日，那山上一座坝决口了。四百多人死亡。”
“是的，”我说，“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时老谈到弗雷瑞斯附近的蓄水坝。”
“喏，”他说，“咱们快到那里了。”
他实在是位言语不多的出租车司机。
我们来到雷隆河河谷，然后，高速公路穿过艾斯特莱尔荒凉凄清的山区。红色的岩石在太阳下燃烧。离弗雷瑞斯还有几公里时高速公路结束了。我们驶上一条宽阔的公路。这座城市位于雷隆河上方约二十米处，距海一公里半。我看到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和很漂亮的古老城堡。司机很急。我们一下子驶经许多废墟，它们估计是出自罗马时代——一座圆形露天剧场，一个巨大的水管桥，肯定有二十米高，穿过山谷。出租车穿过空地，颠簸地驶向废墟中的一堵墙。司机在这里停下来。
“呃，好了，老广场，先生。”
我下车，付钱。回戛纳我想另叫一辆出租车。我站在无人的广场上，面对倒塌的墙，等着看会不会有另一辆车出现，但一切都是静悄悄的。这座城市在中午的炎热里打鼾。我碰运气地走回我们来广场的那条路，看到这是戛纳路。在一座房子的影子下，一个残疾人坐在地上。他缺了一条腿，拉着小提琴。他身前放着一只帽子。我注视柏油路面上的那个地方良久，如果这人有两条腿的话，缺的那条腿本应是放在那儿的。他缺的是左腿。我把几枚硬币扔进空帽子里，问怎么走才能到萨尔瓦雷里大街。他没有停止拉琴，向我作了解释。我沿戛纳路朝着城市的方向走了一段，然后向左拐上保罗·维尔内林阴大道。从这里我能眺望到圣拉斐尔和艾斯特莱尔的秀美风景。
我停下脚步，欣赏那非常美丽的风景，因为我的左脚又开始疼了。我吞下两粒药继续左拐，后向右拐上城门街，又沿着它往右走。在一座小广场的左边我看到了城门。这是一座肯定曾经巍峨过的建筑的废墟。那个截了肢的拉琴人向我讲到了它，说它建于四世纪，是罗马人修建的。那现在是残墙的地方，过去曾经是码头。紧接着我就到了萨尔瓦雷里大街。除了那个乞丐外我没见到一个人，只有两条狗和一只猫，它们躺在旧屋影子下的沥青地面上。那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