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会来吗？”“马车夫”问，然后自己作了回答，“当然会来……要不然您上他那儿去……这会叫人高兴……”
塔尼亚脸红了，她问“马车夫”还需要些什么东西。他要一支铅笔，想“在路上练习用左手写字”。她给了他一支铅笔。
他由一个女卫生员扶着，向一辆公共汽车走去。不多一会，汽车开动了，可是塔尼亚依然战着。她黯然伤心，以为鲁缅采夫不会再来了。现在“马车夫”又走了——她觉得她跟鲁缅采夫最后的联系也中断了。
玛莎在伤员们运走后，找到了鲁特科夫斯基，她愤怒地对他说：“您看见柯尔切娃没有？她的脸色那么难看，站也站不稳啦！您哪怕让她休息几小时也好，真是岂有此理！”
第二天，鲁特科夫斯基让塔尼亚休息。她已经很疲倦了，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出。
因为“闲着没事”，塔尼亚整个早晨都在村子里遛跶，她不知怎样做才好。后来她想起了“马车夫”的劝告。
“真的，为什么不到鲁缅采夫那儿去一趟呢？”她心里想。不，她不会在他面前辩白，她对他的猜疑只字不提。她在什么地方和谁见面，这毕竟是她自己的事情。她只知道他到医疗营来过，但是没有见到她，所以她决定去回访。
塔尼亚作了这样的决定后，突然高兴起来，并且觉得自己非常勇敢而且独立不羁。
她穿好衣服，为了壮胆，在腰间挂了一支小手枪。她离开医疗营，穿过树林，望大路上走去。一个运送“一、二、三”的快乐的司机让她搭车，不知为什么他给炮弹起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
在师部里她仔细地询问了邻近几个师的驻扎地。作战科长高兴地给他解释了情况。
“我们就在这儿进攻，”他用粗大的手指在地图上指示着，“这儿是谢列达……而这……”
虽然这位中校仔细地给她解释着前线业已形成的态势，可是她却不再用心听了。她暗暗记住了谢列达将军的司令部所在的那个村子，打算要走了。可是通讯科长把她留住了，他向她诉说自己的一支伤腿很痛。跟着别的病人也出现了，因此塔尼亚一直忙到中午。
她终于离开了村子。在这儿她搭上了一辆属于谢列达将军师里的汽车。很星云，汽车是开往司令部去的。塔尼亚在一条村街中间跳下来。在一所宅子旁边停着一辆“爱姆卡”。
塔尼亚走到一个在修理引擎的司机跟前：“请问，”她说，“你们的侦察兵驻扎在哪儿？”
司机问：“您是从哪儿来的？”
她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可是这当儿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戴着高加索皮帽、蓄着一撮黑胡髭的身材高大的将军。谢列达看见一个披着长长的德国防水披肩的年轻女子，微微吃了一惊。
“您找我吗？”
她回答道：“我找您的侦察科，”她大胆地正眼望了望他，又说，“我要找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
“请进来，”将军沉默了一会说。
她跟着他走进了屋子。他们走过一条很短的走廊，坐在窗下的一个士兵看见他们走来，跳起来立正。他们走进了一个大房间。这儿没有一个人。在一支小柜台上放着一架战地电话机。
将军站住了。
“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他追问了一句，又沉默了，然后邀请说：“请坐。”
她仍旧站着。
“请坐。”他又严厉地重复了一遍，一边在桌子上的图囊里面翻寻起来，仿佛打算从那儿找出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似的。
在他奇怪而注意的目光下，她忸怩不安起来。她认为解释一番是必要的。
“我跟近卫军少校，”她说，在椅角上坐下。“是老相识，还在一九四一年就认识了。我们曾经在莫斯科近郊一起冲出了包围圈。几天前鲁缅采夫同志到我的医疗营里来过，而这一次，可以说，是我的回访。请您不必费心，我自己会去找侦察科。我打搅了您，请原谅。”
塔尼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很关心别人的将军顽固地一言不发。她一边解释着自己来访的原因，一边望着他的图囊。她终于抬起头来，跟将军的目光碰上了。突然她看见了一种东西，使她说不出话来。这对聪明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忧郁的眼神。
将军说：“鲁缅采夫大概阵亡了……事情是在昨天发生的。”
电话铃响起来了，可是将军并不去拿听筒，电话不断地响着。
“我很难过，”她说。
她依然坐着，虽然她知道该走了，不能再坐在这里打搅师长了。可是她没有力气站起来，而且什么也不想做，甚至也不愿意从椅子上站起来。整个屋子里寂然无声，只有电话铃在顽固地响着。
她终于站了起来，说了一声再见，就出去了。
在街上，一阵神经性的寒颤攫住了她，她的牙齿格格地响得那么厉害，以致直到她走过在村子里跑来跑去的军官们身旁的时候，这才勉强抑制住了颤抖。她想找个地方独自坐一会儿，可是在所有的屋子里大概都有人。
这时候，她的视线落到一所附有庭院的奇怪的棚屋上，它的四周围绕着有刺的铁丝网。那儿阴暗而寂静。她走了进去，在铺在地上的干草上面坐了下来。
牙齿格格地响得更厉害了。
“别发疯，”她对自己说。她抬起头来，看见墙上用木炭和粉笔写的几句话：墙上写着：“我们永远脱离不了这个苦海。永别了，我的故乡沃伦！”“亲爱的妈妈……”一句话是这样开始的，可是其余的都很潦草。这儿还有许多用各式各样的笔迹写的“斯大林”。
这个关于几千人的无尽痛苦和希望的提示，异常有力地感动了塔尼亚。这个提示使她伤心，同时也使她的心感到轻松。她走了出来，在街上慢吞吞地走着，悲伤地 泣，看见任何人不害羞了，对过路人的惊讶的脸色也不加注意了。
第二十四章
鲁缅采夫吃力地踏上了两段阶梯，听见底下有说话的声音——男人和女人的说话声。他爬得更快了，打开了一扇门，发现自己是在一条阴暗的走廊上，接着又打开一扇门，面前是一条街。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通的房间——有一支沙发、一张写字台、一支小柜、一口橱、几把椅子，墙上还挂着几幅画。但是再过去些就是街道、一棵孤零零的树和立在对面的一座给毁了的多层楼房。
房间的前墙没有了。地板上和家具上全是碎砖且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鲁缅采夫在这个类似居家的奇怪的地方，就好象演员在舞台上一样。
这个房间差不多没有什么损坏，墙不是给炮弹轰倒的，而是给震坍的。
从对面的一座房子里飘过来一阵尸体的臭味。远远的信号弹闪光不时照亮了废墟、房间里墙纸的花纹、摆在写字台上的几张上了年纪的德国男人和女人的相片以及挂在沙发上方的一副油画。
鲁缅采夫爬到房子边缘，向街道望了望。可以望见下面堆着沙袋的底层窗口。对面有一堵石墙，跟那座毁坏了的房屋相连，在残存的横墙上画着一大副“萨拉曼德”制鞋公司的广告——一只很大的穿着皮鞋的女人的脚。房子内部的一切东西在石头的骨架中间象大堆瓦砾似的堆到两层楼，从这个瓦砾堆中露出了许多损坏了的床脚。
一道堑壕沿街道伸展着。对面那座房子的院子里有两座交通壕，直通到阿尔巴特罗斯工厂的中央建筑物——鲁缅采夫是凭那座耸立在屋顶上的钟楼认出这座建筑物的。凭那座钟楼他也能够确定自己的所在地：他是在奎尔大街上。左面是柏林那大街。在转角上立着两根街灯柱子，灯已经被打碎了。
街上空无一人。有时可以听见在附近走过的德国人的脚步声。
鲁缅采夫决定脱掉靴子，把伤口包扎起来。可是脱掉靴子是不可能的了：完全给血粘住了，只能把靴子割开。
鲁缅采夫一瘸一拐地向一口橱走去。这里挂着几件男人的衣服——几件上衣和几条领带。他把领带绞在一起，包扎了自己的脚，又披上了一件大衣御寒，然后他躺在沙发上。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在他眼前飘过。叫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一切事件都发生在一天里面，就在今天早晨，他还和米谢尔斯基和伏罗宁并排坐在灌木从生的谷地里。不过就是几小时以前，齐比列夫的脸还在他左肩旁摇晃，可是现在没有了而且也永远不会再有齐比列夫了。
一个微小的黑影在眼前闪过。一只野猫循着排水管爬上去，溜着闪光发亮的小眼睛，象人一样有理性地瞪了鲁缅采夫一眼，便跳下去了。
鲁缅采夫很想喝些水。他心里想：“在这些房间里怎么没有厨房？套房里应该有厨房。”他用尽气力迫使自己站起来，拖着一条伤腿，向走廊爬去。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受伤的。
走廊里漆黑一片。鲁缅采夫擦亮了一跟火柴，黄色的火光照亮了漆黑的墙壁、几只箱子、放在衣架上的一顶丝绒大礼帽、一把牢固地挂在钉子上的柄很光亮的伞。
真的，从入口马上向右，这儿是第三道小门。他把门推了推，门一动不动。他又使劲地把它推了一下，它终于稍微闪开了一些。果然是厨房，可是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瓦砾堆。天花板塌落了一半，悬空掉着，露出里面弯曲的铁梁。地板上张开了一个黑窟窿，从窟窿里听得见轻轻的说话声。
他悄悄地爬到洞口，朝下面望了望。在底层坐着几个人，点着一盏煤油灯。一个完全秃顶的、瘦削的、长鼻子的人斜躺在一把摇椅上。一个戴眼睛的德国女人躺在卧榻上。几个孩子跟她并排睡在包袱和枕头上。
鲁缅采夫走得尽可能地小心，把厨房仔细察看了一遍。在一口小橱里放着几只罐头，边上凝结着残余的酱油汁和果子酱。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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