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打上了烙印，永世不得翻身。于是，我把放在车上的一把剑揣在身上，去到我
的罹难之地去复仇。
秋天的田野满是成熟的气息。我赶到了和平公社，那是我父亲一九六二年甄别
平反全家搬走后再也没有回去过的地方，我不太熟悉那里的路，但仿佛有神祗的导
引，我径直到了二贵家。
剑在我手上捏出了汗，这是一把家藏的“中正剑”，上面刻着“不成功则成仁”
六个字，锃亮发黑。那天二贵一大家子正在吃中饭。听到车响早有小孩围上来看稀
奇。我在村外停下车一声不吭地走进他家堂屋，如果二贵上来，我肯定会一剑捅去。
上来的偏偏是他嫂子，他嫂子是十多年前那声枪响的见证人，她啊了一声放下碗就
向我扑来。他的父亲也看出了我是谁，面如土色，喊着纪家兄弟呀，竟上来跪倒了。
我凛然不动，眼睛死死地盯着二贵。二贵像雷殛一般痴痴地望着我。他父亲喊道，
二贵呀，你还不向他认罪呀。二贵僵硬地站着，挺着脖子一副任杀任砍的样子。我
的剑快要捏断了。这时他嫂子死死抱住我，纪县长家的，饶了我家二贵吧。你看他
多可怜哪，遭到报应了，在家熬制炸药，把一只膀子给炸没了，到现在媳妇也找不
上呀。我一看二贵的一只手袖子确是空的，顿时松解了紧绷的神经，我的心一软，
眼泪一泻如注。就在那一瞬，我被海一样深的苦楚淹没了不知道方向。我什么都想
说，什么也没有说。呆呆地站了一会，我猛然拔出剑来，大吼一声，向那张桌面狠
狠扎去。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的疯狂举动受到了父亲的严厉斥责，他收去了那把剑，勃然大怒道，无法无
天了你！你凭什么报复人家？就凭你老子是县长？人家当时不是一个孩子吗？这一
过失让你痛苦他们同样痛苦，这都是当时的政治造成的呀，二十年了，罪责也就过
了。他家大贵一直没提上武装部长，有人还说是我公报私仇呢。你这样搞影响有多
坏你知道吗？那是父亲最后一次命我跪下，我低着头，任他像以往一样，用八路军
的武装带狠狠地抽我，一下一下，皮开肉绽，我没有哀求，反正是不想活了。母亲
母鸡护雏般抱住了我，中止了父亲的抽打。我仍是母亲多灾多难的孩子，母亲为我
把心操碎，母亲的泪和我的泪交织在一起，汇成了深潭。
离开北京前的那天郑珏要去颐和园。颐和园我虽去过，但没去过冬天的颐和园，
更没见过冬天里银妆素裹下的颐和园。
啊，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噢……一进园内，一身红装的郑珏喜儿那样高兴
起来，连走带跳，而我像是捎给了喜儿一根红头绳的杨白劳，看着她乐，心里却苦。
昆明湖结了厚厚的冰，郑珏胆大包天地跑上去，几步就摔倒了。我去拉她，自
己也倒下去。我们都哈哈大笑。郑珏要我就地拍下她的狼狈相，还要跟我拍照。我
用手遮住镜头，不让她照。我们相携着从冰湖上走过时，我说，我没有一张六岁前
的照片，如果有，我愿开价万元找回它。我的第一张照片是小学毕业时照的，那是
要办毕业证书。从此所有的照片都记录了我的残缺，我一般是照侧身照片。
眼前出现了无名氏小说《北极风情画》里的意境，一对异国男女在寒冷的雪域
北国行走。可惜的是，身边的她不是奥蕾莉亚，我也不是出家前的一行僧人。我们
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不可能有共同经历。我不该跟她讲得这么多，尤其在这样的环
境里。
我说郑珏，我们认识已有三年了吧。
是的，真没想到我们会同游北京。
上海的堵车是严重的，车辆几乎在每个路口都要习惯性地停车，这时间足以让
你断断续续地看完一部长篇小说。这句话是我的发明我的专利。有时候我不坐小车，
就是想在公交车上饶有兴致地观赏风景。城市行人在一种俯视的角度下流动，摇摇
晃晃。有一天在双层巴士上，我想，是谁在开动这辆汽车呢？就从梯上下来到驾驶
室。
你有没有觉得我当时是去劫持你？
没有，觉得你挺好玩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了你吗？你看着我就像看平常的人一样微笑，这足以让我
感动。
我就这样认识了郑珏。她作为司机竟是一个穿牛仔裤着迪多鞋的姑娘，瘦削、
短发、很清秀，倒有点像日本小姐。没有想到这庞然大物由这么娇美的小姐驾驭着，
当我说出这话，她侧头礼貌地笑了，笑得很甜，突出了嘴角上的那点小痣。她回答
我这车叫利南牌，英国的，烧柴油。她说开车很好玩的。每天在固定的街上转上十
个小时，竟从没去过外地，连浦东也没去过。我认定她是可塑性很强的青年，就给
了她一张名片，说，将来说不定你想改行的。下车时我们互道再见，相视一笑。那
时的上海变得晴朗极了，淡淡的晨雾像杯新鲜的牛奶。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想长大了当司机，笛笛叭叭，以为这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
郑珏从不对我讲什么知遇之恩之类的话，她时时流露出的感激表现在对我的认知和
某种安慰上——尽管我并不需要。在万寿山西麓雪迹斑驳的松林，她说，人为什么
总是追求外表的、形象上的美呢？内在的、心灵上的完美才是更有震撼力的。
我说，前者是无条件的，而后者是有条件的，只有很少的人才会要求这种公正。
反正对小齐，我看中的是他的内在魅力。
但是开始，我看中的是你形象上的优美，可能他也是吧。当然，秀外还得慧中。
你就是说人不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吗？郑珏笑了。
不知是她挽着我还是我搀着她，在林海雪原中行走，一步一个脚印，踩出嘣滋
嘣滋的脆声。我们都喜欢听这音符，有点神圣地步入教堂的意味。郑珏说，我真不
想这雪化掉，雪很仁慈博大，总是想掩盖天下的缺憾和不平。
雪白到极处就黑了，上面还跳跃着火苗，那不是历史的闪现，而是因为雪盲—
—那次灾难给我的眼神经留下诸多后遗症。
突然一团雪球向我掷来，冰冷地在我的脸上绽放。好你个小郑珏！我抓起一把
向她还击。她格格地笑着跑开，又投来一团彗星状的白色。我们就这样疯闹了一阵，
飞雪散花，两人的身上和颈脖里都是雪，结果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大声狂笑，剧烈
喘息。
天上是瓦蓝瓦蓝的北京的天空。
我说，这，要是，你和小齐，在一起，多好。
我也想，要是你和路露阿姨，这样躺在雪地里，多美多酷啊。郑珏抹了抹笑出
的眼泪，接着说，昨天，我在王府井，给她买了一套唐装。
哎呀，那正是我想跟她买的。
回去的旅程总有似曾相似之感。但对郑珏来说仍很新鲜，因为她要继续听我讲
往事，而我一旦开闸就不能止住，索性来个竹筒倒豆子。
在软卧车厢里，我说，跟你出差憋死了，又不能抽烟。
她幸灾乐祸地说，烟给我管着，讲得好就给你奖一支。
我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抽完一根烟回来，脑海里的往事就风卷云舒了。
是的，我不愿意谈我的命运。它的不幸完全是早就注定了的。脸上的创伤带给
我的是心灵的创伤。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忍受苦刑，到上海第九医院做植皮手术，
医学上叫皮瓣移植。那真是残酷啊，简直就像进了一次渣滓洞白公馆。开三刀补三
刀，那个痛啊。我的左手被绑起贴在左脸上，让手臂上的肉跟脸上的肉长在一起，
整整二十九天！然后再把它们割开。你可以想象我已经变得多么坚强。出院之前，
还包着纱布，我才去看沈妈。她心疼地喊我的小名，大元，侬又吃苦了。怎么不告
诉阿拉一声？我说我就怕麻烦您。说什么麻烦，那就把阿拉看外了。沈妈又做糖醋
排骨招待我。那次我没有好心情呆在上海，一出院就回家了。
在那前后，很长时间我不愿夜间出门，倒不是害怕夜色而是害怕别人看到夜色
中的我而受到惊吓。从十岁开始我就操练武功，让谁也不敢欺负我，但这只能在肉
体上维护自尊，并不能改变我的命运。一九七二年我就坐过一次班房，当作坏分子
关押遣送，原因就是那如魂附体的伤疤。那一年我曾想报名参军，让血洒疆场来结
束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就求过父亲这一次，按照父亲的地位，他完全能办好这件
事，但他那老布尔什维克的秉性是绝不会为我开后门的。母亲找他的一个部下帮忙，
其实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伤疤超过多少公分就不能参军是有规定的，不然就有
损军容。但他们怕伤害我的自尊心，让我去正常地办手续、体检，一切像真的一样。
接兵的副团长对我说，当兵可要能吃苦啊。我们在一个小礼堂滚地铺，等待早上抽
血，我激动得差不多一夜没睡。但入伍通知书一直没来，最后我得知是因为查出我
有肝炎。而事实上我没有任何肝炎的症状。我的两个好朋友参军走了，送他们的时
候我真是悲痛欲绝，但表面强作镇定。我明白了伤疤对我一生的意义，这是我走向
成熟的开始。
我无所排遣心中的郁闷就想到上海去看沈妈。我到芜湖一个朋友那里去玩了几
天，走时在码头候船室被一个革命警惕性极高的联防队员盯上了。那时当地正在追
缉一个逃犯，他看我形迹可疑，就把我带到治安室。我说你凭什么抓我？他布满血
丝的眼睛盯着我的脸，说，我一看就晓得你不是个好人。我气得一拳朝他打去。他
大喊大叫，来了几个人将我制服，要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被关押起来。他们
讯问我是哪里的？我当然不能说真话，让家里人知道我犯案关了牢房还不把他们急
死？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