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大嫂子又回转头来，冲着杜善人的小儿媳，叫她说出她婆婆的金子来。这个妇女，才十九岁，胖得溜圆，长一副白瓜瓢脸庞。这时候，她笑着说道：
“她金子搁在哪儿，咱哪能知道？”
她婆婆瞪她一眼，瘦麻秆子也冲她做出威胁的气色，白瓜瓢脸慌忙改口道：
“她没有金子，咱们家底根儿没有过金子。每年余富的钱，都置了地。”
这和她妯娌说的一样，只是句子倒了一下。白大嫂子和刘桂兰和别的妇女都笑起来，外屋老孙头问道：
“笑啥呀？抠出啥来了？”
白大嫂子笑着说：
“可不能告诉你。”完了又对杜老婆子说：“要是不说，咱们动手了。刘桂兰，叫她们把鞋子脱下，上炕。”
杜家娘们都脱下棉鞋，爬上南炕。小孙子一个人剩在地下，哭叫起来，杜老婆子说：
“上来，别哭，哭了脑瓜痛。”
鞋子和脚上都搜遍了，不见金子的影子。白大嫂子跟刘桂兰到一个角落里合计一小会。刘桂兰过来，冲着瘦麻秆子说：
“把衣裳脱下。”
瘦麻秆子装做没听准似的，问道：
“你说啥呀？”
“衣裳，快脱下。”
瘦麻秆子笑笑，却不脱衣，说道：
“你看你，还没上头，还是姑娘家，叫人脱衣裳，你能抹得开？”
“别罗嗦了，刁娘们，快脱罢。”
白大嫂子也说：
“自家不脱，咱们动手了。”说着，白大嫂子当真带领几个妇女上炕来解瘦麻秆子的衣裳。她慌得瘦脸煞煞白，用双手护住裤腰带，一面叫道：
“别解我的裤子呀，我身上来了。”
外屋，小猪倌仰脸问老孙头说：
“啥叫身上来了呀？”
“一月一趟。”老孙头说了这一句，不再往下说。
小猪倌笑着问道：
“一月一趟啥？一月赶一趟车进城？”
车老板子骂起来：
“扯你鸡巴蛋，滚开！”
里屋，刘桂兰脚跟跺得地板响，催那女人说：
“快脱罢，别罗嗦了。”
这时候，杜善人女人光脚丫子跳下地，扑通跪在地板上，冲着刘桂兰磕头：
“姑娘，积德饶了她，她身上来了，叫她脱衣裳，冲犯了佛爷，家口闹病呀。”
白大嫂子说：
“上炕不脱鞋，必是袜子破。不脱衣裳，就有毛病。”说着，她和刘桂兰二人亲自动手，抄她下身。裤腰带扎得绷紧，解不开来。瘦麻秆子哭着，老婆子叫着：
“没有啥呀，姑娘，嫂子，别叫冲犯神明呀。”
刘桂兰说：
“八路军不信这一套，啥神神鬼鬼，都是没有的。”她们解开了那女人的下衣，解开那并没有来啥的，没有一点血污的骑马带子①，豆油灯光里，两个黄灿灿的玩艺叮咚掉到地板上。刘桂兰欢天喜地，撇开那女人，也不管她穿好了衣裳没有，手拿着镏子叫道：
“大伙瞧瞧，这是啥呀？”
①月经带。
女人躲到漆黑的角落里，穿好裤子。门开了，人们拥进来，围住刘桂兰，老孙头问：
“打哪儿起出来的？”
刘桂兰没有回答，白大嫂子笑着说：
“你问那干啥？反正是抠出了金子就得了。”
老孙头抢过镏子来，伸得很远，笑眯左眼说：
“这不像金子，是黄铜吧。金子是甜的，黄铜是苦的，让我搁舌子尝尝。”说完，他把金子搁到嘴边去。刘桂兰一面叫唤道：
“哎呀，快别搁嘴上。”一面从人堆里扑了过去，从老孙头的手里夺下金镏子，“把人吓坏了。埋汰呀，你都不知道？”老孙头给弄迷糊了：
“金子有啥埋汰呢？”
白大嫂子连忙接口说：
“金子搁在大肚子家里，就是埋汰。”
听到从杜家女人身上起出了金子，全屯男女黑天白日地搜找。有些地主把金镯子扔在灶坑里；有的坏蛋把金镏子套在秫秸障子的秫秸秆子上；有的老财把金钳子胶在窗户玻璃上的白霜里；有的娘们把金镏子缝在裤裆里，嵌在鞋底中，套在脚趾上。这一切都白费心机，都瞒不了群众这尊千眼佛的眼。金子越起越多了。五天以内，光元茂屯一个屯子，起出了三斤多金子。金镯子和金镏子都用线串好，一嘟噜一嘟噜地放在农会一个躺箱里，用锁锁住。
两马爬犁还不停不歇拉来粮食、豆饼、布匹、衣裳和农具。宽敞的韩家大院堆得满满堂堂的。东下屋做了衣库，堆着成千件衣裳、成万尺布匹。西下屋做了粮仓，装不完的粮食，堆在院心用茓子围三个大囤，囤尖跟房檐一般高，金光闪闪的小米和苞米上面，蒙一层白花花的干雪。有些地主，地窖里起出的粮食，因为窖起来的年代久，都沤成了石头似的大大小小的疙疸。
萧队长在农会里屋，接待着刚从哈尔滨来的《东北日报》记者。他陪他看了起出的浮物。替郭全海他们照了一个像。回到里屋，两个人唠着，萧队长告诉记者：
“起出来的金子，老百姓要卖了买马，打下生产的底子。咱们同意这个意见，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嘛。”第二天，《东北日报》的记者走了以后，萧队长也决定离开元茂屯。这屯子的群众这回是在广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了。郭全海变得更老练，不会出什么岔子。萧祥想带着老万，往三甲去。那是一个靠山的夹生屯子。郭全海和其他一些积极分子，伴送出南门，临别时，萧队长叮咛郭全海：
“你还是得搬进农会，多加小心，提防坏根烧果实。”说完，他坐上爬犁，在风雪里，一点钟奔跑二十里，驰往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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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依照萧队长的话，郭全海搬回了农会，住在萧队长住过的，原先他也住过的东屋的里屋。
元茂屯的男男女女，黑价白日地忙着，七八宿不睡，也不觉累。第八天下晚，原是在老初那组的老田头跑到农会里来告诉郭全海：
“旧中华民国，杜善人在苇子河山里当过把头，挣不少元宝。”
郭全海说：
“我也知道他能有。要他自己说，可真不容易。”
老田头说：
“找他大小子问问。他是杜善人头一房媳妇生的，后娘嫌唬他，起小折磨他。到长大了，他对外人说：‘咱死也不死有家里。’如今他在东门里，另立灶火门，你找他唠唠，兴许能露出点头。”
郭全海听了这话，又打听杜家大小子好喝烧酒。他上合作社，从酒篓里舀两棒子酒，又买一斤豆腐，自己动手炒一个豆腐，还炒一碟豆子，完了把那家伙叫来，请他喝酒。在农会的里屋，两个人边喝边唠。郭全海喝得很少，噙着烟袋，盘腿坐在炕桌边，瞅他喝完一樽，又倒一樽。喝得多，话也多了。两棒子酒完了，郭全海又去舀一棒子来。这事叫儿童团听到，告诉妇女会的刘桂兰和白大嫂子。白大嫂子说：“由他去，咱们犯不着去管他们爷们的闲事。”刘桂兰却说：“这可了不得！萧队长才走不几天，他又腐化了，走，咱们找他说理去。”
刘桂兰从杜家大院跑到农会来，后尾跟着十来多个和她一样年纪的姑娘，此外还有小猪倌带领的七八个放猪放马的小嘎，他们呼拉呼拉地拥进农会的里屋。刘桂兰领头，跑到炕沿边。杜大小子吓一跳。他有些醉意，人们跑进了院子，也没听见，人们冷丁拥进屋，儿童团手里都执着扎枪，只当是来抓他的来了。他心里哆嗦，端在手里的一樽白干，都洒在炕桌上和炕席上。刘桂兰脸颊飞红地说道：
“郭团长，咱们请你上那屋去，有话问问你。”
郭全海看见他们的样子和气色，早猜着九分。他笑一笑，跳下地来，跟着他们到西屋，刘桂兰气得胸脯一起一落，站在郭全海跟前，仰起脸来，噘着嘴巴子，半晌说不出话来。小猪倌站在她身后，脸上也不大好看。还是刘桂兰首先开口：“郭团长，你们这算啥？大伙起早贪黑，抱着辛苦斗封建，你好不自在，跟大地主的浑小子喝酒。你学张富英的样，半道妥协呐？”
郭全海笑着，小声地跟刘桂兰唠了一会。她这才明白，气也消了，点一点头，跟小猪倌合计一下，就说：
“走，咱们别管爷们的闲事，反正他自己要负责任。”说完就带领儿童和妇女走了。
杜大小子的脸吓得煞白，躲在里屋，不敢出来。郭全海回来，还是陪着他喝酒，也不知道他又喝子几樽。那小子喝得多了，就哭鼻子，这是他的老毛病。他捏着酒樽哭诉他的后娘压迫他，支使他干这干那，叫他喝稀的，穿破的。他说：“‘满洲国’垮台的那年冬天，我没鞋子穿，外头下大雪，她叫我出去喂猪，小脚趾头也叫冻掉了。我那小兄弟舒舒坦坦躺在炕头上，还没醒来，我进屋去切豆饼喂马，老母猪出来骂我：‘你安的啥心？他刚睡着，非把他吵醒，消停点不行？’我媳妇死了，他们不给我续弦。我早料着，那份家当没有我的份。使劲斗吧，把他们斗得溜干二净，我也不心痛。”这时候，郭全海插嘴问道：
“你后娘有小份子钱吗？”
“那还能少？咱们家的干货都是她的小份子钱。”
郭全海又故意问道：
“她这份钱，日后打算给谁呀？”
“还不是给我兄弟。”
郭全海噙着烟袋，从容地又追问一句：
“你真没有份吗？”
“咱还能有份？”
郭全海凑近他身边，小声问他道：
“你可知道你们家的金银搁哪儿？”
“你说啥呀？”杜大小子端着的酒樽里的酒直往外淌。郭全海说：
“金子银子搁哪儿？”
“金子可不知道。”
郭全海紧接着问道：
“银子呢？”
“听老母猪说过：‘去到地里山丁子树下去瞅瞅，别叫野猪啥的给扒开来了。’”
“哪儿的山丁子树？”
“那可不知道。”
看他喝完第三棒子酒，郭全海打发他走了。他吆喝小组上的人，到农会开了一个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