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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演奏着。更大的困难在等待着他。尽管他曾经以妇熟的技巧，甚至带着几分天才，演奏过上百次，但是有那么几段总让他望而生畏。就在他明白已经度过难关的一刹那，汗水从他的肩肿骨和腿窝流了下来。期待之中，他的身体开始和着音乐扭动，尽管血还没有从他的一双黄眼睛里喷射出来。
这支乐曲确实征服了那些敢于演奏它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征服了那些听曲子的人。塞尔玛·福斯迪克在这场攻击面前垂下了眼睑。由于自己逼近了崇高而感到震动，并且因之而惊恐。几乎任何一个人在他的一生的某个时候，都可能被抬高到连他自己都不敢想象的高度。因此，这个妇人看了看便退却了。她对眼前的局面了解得那样清楚，感受那样强烈，禁不住热泪盈眶。当然，她也可以几乎马上就把这种局面忘到脑后。她的一双手被花得生痛，不是被她自己的指甲，而是被那令人生畏的山峰。
就在这时，音乐把这个犹太人带到——几乎是扔到——乐队指挥的脚下。有的人被这个夸张的动作逗得味味地笑了起来。可是塞尔玛·福斯迪克这时简直被这首乐曲摧垮了，或者吓坏了，手里那张卷成小街的节目单掉到了地上。她的邻座看了都朝她皱眉头。她是个穿着质地考究的黑衣服的可怜巴巴的女人，发青的耳垂上镶嵌着很小的钻石。
这之后，她悲伤地倾听着，或者被那音乐拨弄着。乐曲伸出来的枝权在她身上横扫而过，悲凉之情进涌而出。所有那些已经成熟的面孔都准备从这些树枝上跳下来。她从牧场上走过，腰肢纤细而略略倾斜。那是J种属于她个人的悲哀或者病态，注入到这音乐之中使她无法忍受。她平日里的种种毛病都翻腾起来，显露出真实的面目。
她在那张很不舒服的椅子上侧身而坐，希望设法溜出去，可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紫罗兰。她正站在房子那边那条坑坑凹凹的混凝土铺成的小路上。盘根错节的忍冬灌木丛长得太繁茂了，延伸过来，一直爬上房子这边的砖墙。而这堵墙被紫罗兰映成一片蓝色。她看见父亲正站在那儿，这天早晨他没有刮脸。然而，那是父亲吗？是他吗？哦，爸爸！一阵恐惧涌上心头。因为她还从来没有这样呼唤过父亲，没有。
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这种极度的痛苦。因为对于像她这种小心谨慎的人来说，即使把所有的神经节都切断，也不会将这种痛苦表露出来。
我必须出去，塞尔玛·福斯迪克心里说。
她终于这么做了。当那才华横溢的演奏结束时，她擦着人们的膝头挤出去，嘴里吮着一块手提包里装的口香糖。
福斯迪克太太渐渐走回到她那幢似乎是变得陌生了的房子。这幢房子白色的木头门窗和巨大的轮廓闪闪烁烁，就像一条船，在树叶和月光组成的深蓝色的大海里颠簸。因为在这个清冷的夜晚，风正徐徐地吹。她在踏上那条与坚硬的土地相联接的不长的跳板之前，长久地凝望着。她的两只脚在干燥树木头地板上留下白色的音符，几乎是立刻，一个身影推开一扇玻璃门，沿着走廊向她走了过来。红色的烟头照亮了那张脸。
“是你吗，达德利？”她问。
“是我，”他说。
他们都有点尴尬。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这种关系是完全可能产生这种困窘的。
“我试着给俱乐部打电话找你，”他说，“可是你已经走了。”
“我不是对你说过要去听音乐会吗？”妇人提高嗓门说。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月光之下。那如水的月色沐浴着他们上了年纪的面孔和被这个环境包围着的躯体。
“他们从家里打来个电话，”达德利·穆斯迪克说。他态度十分和蔼，那是从别的体面的男人那儿学来的。
“哦，”她那张小小的嘴巴赶快说，“一定是父亲……”她没有再细问。
“恐怕是这样，”达德利·福斯迪克说。“老头今天下午死了。”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塞尔玛心里想。刚才被音乐激起的崇高的感情一辈子也不会再回到心头了。
“啊，天哪！啊，天哪！啊，天哪！”她似乎只会这样说，两条瘦长的腿从地板这头走到那头，留下苍白无力的脚步声。
“葬礼什么时候举行？”她问。
“我想，可能是明天下午，”达德利·福斯迪克说。
“我得国去，”她说，“明天。一早就走。我自己开车去。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去，达德利。你会理解的。花在路上买。”
安排得圆满而且很有情趣。
“可是，还有那个宴会！”她好像突然之间冻住了。“政府大厦的宴会！”
“是呀，”达德利·福斯迪克说。
因为老于世故，或者是由于残酷，他不想给她什么帮助。
也许，乡村的葬礼，那种无足轻重的普通老百姓的小型葬礼——送葬的人穿着各式各样糟透了的衣服，坐在雇来的汽车里头，从枯黄的牧草间走过——很快就会完事儿，已经浑身无力的塞尔玛想。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对于她实在是太多了。她走进餐厅，喝了一杯苏打水。
到了早晨，她的精力已经得到恢复，足以独自一人为父亲的去世而哀伤了。可怜的爸爸。她怀着一种迷恋想起他那双手，那是一双干体力劳动的人的手。她也想起他的沉默。她一直没能穿透这种沉默。并不是真的做过什么尝试，而是有时候她总怀疑那沉默之中包含着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当她开着汽车从郊外的景物中驶过，一种恐惧袭来，妨碍了她进一步思索。不管怎么说，对于她不会有任何大彻大悟的机会。
当她向那幢被死神统治了的房子走过去的时候，恐惧攫住了她的心。那株玫瑰光溜溜的枝干颤动着，上面栖息着几只小鸟，潮湿的泥土下过霜以后又蒸腾着水汽。她沿着那条小路走着，并没有将自己和她出生的这幢房子联系起来。
一位腰里系着围裙的女人走到门口。她是雷的遗孀，塞尔玛几乎不认识。她想她的名字是埃尔西。她那张奶油色的脸扁平，相当迟钝，头发按照自己那个永远不变的发型束在脑后。她是一个长得不好看的女人。不过她的额头挺高，恬静而宽阔，使她显得有点儿与众不同。
“母亲怎么样？”塞尔玛问道。
如今她已经飞黄腾达，便害怕地意识到，在这幢房子里没有任何东西仍然属于她。
“她在厨房里烤饼呢，”埃尔西说。
雷的妻子好像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到惊讶。
“你进屋去看看她吗？”她问。
“是的，”塞尔玛说。“哦，我还买来一些花。”
埃尔西立刻从车上取下花，捧在她那双结实的大手里，给这个瘦弱的女人带来一种举足轻重的感觉。她们站在台阶上，嗅着被压坏了的菊花难闻的气味。不过花开得很大，是很名贵的品种。
“这花多可爱呀！”埃尔西对塞尔玛说。
她确实爱花。因为，说来奇怪，爱是她的天职。
而塞尔玛·福斯迪克对生活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仍然把握不住，最多允许自己被不近人情地领来领去。她跟着埃尔西走进这幢房子，这房子里尽管发生了这样一桩大事，但四面八方仍然向小鸟和树叶大开“方便之门”，还让人们可以在这里寻觅阳光。塞尔玛的无足轻重完全彻底地显露出来了。
斯坦·帕克去世那天，一直在后花园摸摸索索地干点杂活，或者坐下来休息，大多数时候是坐着。他穿着一件她让他穿的褪了色的旧粗花呢外套。因为明朗、坦荡、变幻莫测的阳光很快就要从这附近消失，而将那无底的冰冷的水池和蓝色的夜的湖泊裸露在大地之上，老头便穿着外套、戴上帽子坐在那儿。他有一根黑色的拐杖，是别人扔了不用给他的。自从几个月以前中风之后，他就拄着它走路，或者把它靠在他那把椅子上竖着。
艾米·帕克不说这件事。人们是不愿意谈论中风这种事情的，特别当倒在地上的是自己家里人的时候。她只是在他的手够不着这根黑拐杖的时候，把它递给他，而且做得自然，就好像谁也不曾看见似的。斯坦这样一个大块头的男人在得到上帝的默许倒下来的时候，竟是那样简单。他躺在那儿，被完全摧毁了。那天，芬莱森家的人正来他们这儿。杰克和莫利过来办点事儿，讲点奇闻轶事。时间大约是十一点，她已经把茶倒了出来。他们都口转头，长时间地望着斯坦，向他请教应该怎样行事。不是指眼下，眼下把一个人从地上扶起来，那是很容易的。而是指长远。看起来他们需要对将来怎么办得到斯坦的指点。可惜现实不会等待，它自身就是潜在的未来。但是没有听到什么人的口答。杰克·芬莱森走上前，抱起了斯坦。事情就这么简单。老太太役哭也没叫，她只是眼巴巴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可是从后来的情形看，她显然是受了惊。她不愿见人，生怕不得不对人们解释那些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事情。
发生在帕克先生身上的事当然很快就传开了，因为芬莱森兄弟在场。他们总想把自己的亲眼所见告诉别人，因为长这么大，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异乎寻常的事情。这周围有些人听了这事儿开始躲避帕克家。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在别人家出这种事情的时候袖手旁观。特别是这位“活死人”是个老熟人。这跟你在旷野里或大路上碰到一个陌生人倒毙并不一样。那种事可能是很刺激人的。
老太太很高兴没人来打扰他们，高兴大家的关心仅限于礼貌的范围。这样，她便可以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在还剩下的这点时间里，全身心地去揭示他是否真的爱过自己，他是否明白她曾经给他造成巨大的创伤而使他蒙受痛苦。她还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