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未灭，月亮出现在烧得通红的天空，而敌机又来夜袭，残暴的轰炸激起更
强烈的敌忾与仇恨。《我的母亲》是悼念之作，感情沉挚的至性文章，寄托
他对慈母病逝北平的悲痛。骨肉情亲，因战乱而愈切，正是人同此心，收入
本集的同类作品，就有六篇之多，其中包括当时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
一篇。巴金风尘仆仆，不断有长篇巨制问世，同时也进入了散文的丰收季节。
热情如火，笔致如大江奔流，依然是他的特色，这和他表达的内容是浑然一
致的。他的心似乎永远为真挚的爱和深厚的同情骚动不安，梦、灯光、友情、
温暖，是他散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形象和字眼。他晚年震撼性的《随想录》，
可以在此找出一脉相承的渊源。王统照和郑振铎蛰居上海，前者在“孤岛”
时期以《炼狱中的火花》、《繁辞》为题，抒写蕴含诗意与哲理的短章，为
数可观。后者在战后作《蛰居散记》，劫后余生，痛定思痛，回顾黑暗岁月
的悲愤怆痛，足为千秋龟鉴。叶圣陶所作不多，谨严笃实，一如往昔。茅盾
长于论析，理胜于情。沈从文执著于湘西神秘朴野的风土描绘，冯至借憧憬
荒山僻野唱人的赞歌。吴伯箫、刘白羽、孙犁、杨朔、丁玲诸家，展示了战
斗场面，也展示了解放区的新生活、新文风。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不妨相提并论。
这两家都是学者兼翻译家，所作小品，冶散文杂文于一炉，风貌颇多近似，
有的连内容题目也几乎雷同，但剪裁意蕴，各有蹊径。人情长短，世态纷纭，
信手拈来，都成妙谛，而谈笑从容，庄谐杂出，弦外有音。如听博识家清谈，
娓娓入耳；又如倩麻姑搔痒，惬意快心。工作更贴近现实。
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戛戛独造，使人耳目一新。思路活跃、深
刻、犀利，或天马行空，或鞭辟入里，或一针见血。针世砭俗，或锋利，或
婉曲，或反讽，或借喻，都能耐人低徊，有会于心。钱钟书和王、梁都学贯
今古，博通中西，而文字雅驯，合乎中国民族传统，不见“五四”以来泛滥
成灾的西化影响。不过王、梁是文白交融，流转圆熟，而钱作则是精纯透明、
富有表现力的白话，三者都显示白话文的成熟程度。比较而言，钱作更迫近
现代，给散文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作家慷慨献身的事迹，应该载之史册、与日月长存。创造社的两位元老，
郭沫若在第一次革命失败后，亡命东瀛，流放十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才别
妇抛雏，潜返祖国，《由日本回来了》一文，纪录了这段经历。郁达夫曾为
此事奔走活动，煞费苦心，而自己却怀着国仇家恨，投身南荒，蓬飘海外，
最后在苏门答腊被日寇杀害，从容就义。他传奇般的舍身事迹，一直惝怳迷
离，40 年后才大白于天下。他在新加坡编报时，写了很多战斗的评论和杂文，
《槟城三宿记》、《马六甲游记》是他初履南洋时的作品。郁达夫曾以游记
脍炙人口，从此竟成广陵散。陆蠡在上海沦陷时期，陷于日寇的罗网，严词
谴敌，终以身殉，《囚绿记》近于谶兆。李健吾的《萩原大旭》，许广平的
《遭难前后》，都指控了日本宪兵队野蛮如兽的暴行。
也有在国难中贫病相煎，心力交困，春蚕丝尽，蜡炬泪干，含恨以殁的，
缪崇群就是一例。缪崇群的散文，论质论量，都有可观，抗战时期已臻于炉
火纯青之境，而忽成绝响，是特别令人惋惜的。他的遗文，巴金搜集出版了
《碑下随笔》，侍桁选编了《晞露新收》。后者在序言中还追记了一个伤感
的故事：缪崇群病寓重庆，恹恹僵卧，寓处来了一位外地的少女，无意中发
现了他，当作奇遇，立即写信通知她的好友，预约携手同来，因为这是她们
崇拜的作家，但作家已等不及和他的文字知己相见了。
在敌伪统治下的上海与北平，也出了少数新的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和散
文，都有不容忽视的成就。她的散文集《流言》，隽思闪烁，妙语缤纷，大
胆的真实，巧妙的比喻，幽默的讽嘲，得心应手、自然熨帖的文字，蕴凝重
于洒脱轻倩，在散文领域中，显出她独有的风格。
抗战中也有使新文学运动蒙羞的纪录，那就是有些作家的失足落水，其
中最堪痛心的是周作人，因为按照他的身份和修养，这事不该发生而终于发
生了。本集收了他六篇文章，《炒栗子》一文，引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
一则宋代轶闻：汴京李和以炒栗子闻名四方，金兵破汴，李和辗转流徙到金
人治下的燕山——即抗战时期日寇占领的北平，从此湮没无闻。南宋小朝廷
遣使入金，到燕山，忽然有人送来炒栗，自称李和，挥泪而去。岁暮天寒，
周作人在苦茶庵中偶吃炒栗，触景生情遂有此作。文中有七言两绝：“燕山
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妙栗，伤心最是李和儿。”“家
祭年年终是虚，乃翁心愿终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声
如哀蝉鸣秋，无疑是他的内心独白和当众表白的二重奏，使人感慨不尽。
抗战胜利，内战接踵而起，作家多数卷进了风起云涌的和平民主运动。
著名的爱国诗人闻一多，不死于抗战，却为和平民主壮烈牺牲，《最后一次
的演讲》，就是他勇敢献身的宣言。
三
新文学运动的三十年，早成陈迹，回头一看，已不免有“人远天涯近”
的苍茫之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前人的辛苦跋涉，足为后人识途的
轨迹。
散文创作最需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因为散文领域涵盖时空，广大无
边，大至国家社会兴衰治乱，山岳江海沧桑变迁，小至个人一言一行一闪念，
一颦一笑，一饮一啄；自然界的虫鱼鸟兽，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作家
的主观世界必须与客观世界不断磨擦，才能使灵感发火。散文又是对作家的
挑战，由于篇幅有限，没有回旋进退的余地，筹思运笔，更需要才华功力。
“五四”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原是双轨并行，一身
二任。新文学的幼年时代，散文成绩最为绚烂，已有定论。回顾一下当时的
名家名作，大都选材自由，情趣盎然，而各有个性色彩，不容代替。各家根
据各自的切身体验，有感而发，不是向着统一的口径勉强凑合。就思想倾向
而论，容有深浅广狭疏密偏正的差别，但都不背“五四”的大方向，因此综
观全局，如万壑争流，富有生气。到了30 年代，气候一变，风格渐趋昂扬，
调子渐趋单一，同时忌讳渐多，“风花雪月”，“身边琐事”，成了散文的
贬义词、同义语，活像是对付孙悟空的紧箍咒。抗战一起，更认为散文“飘
飘然”，不合时宜，主张“放逐抒情”。当然，这全部都出于战斗的要求，
以适应紧迫的时代，无可非议。琐屑无聊、空洞无物、无病呻吟，任何时候
都应该反对。但这种提法，却是有意无意地给散文创作出难题、穿小鞋，而
且也使人不能无惑：一、人与社会、自然、相生相克，三位一体，构成我们
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天地无私，江山多情，不知评论家何以对自然现象如此
痛恶和轻蔑？风花雪月，何害于人，何碍于文，又何损于革命？难道一沾风
花雪月，就是闲情逸致，颓废消极，玩物丧志？二、作家生活在自己特定的
环境里，先天后天，浸淫濡染，如鱼在水。身边琐事，就是他的创作源泉，
海阔天空的想象，也要有生活基地，才能起飞。要求作家舍熟就生，舍亲就
疏，好高鹜远的结果，怎么能不成为涸辙之鲋？除非发生破壁飞龙的奇迹，
唯一的出路就是乞灵于公式概念。作家自然应该力求增加阅历，扩充经验，
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说的“深入生活”，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问题不在身边天边，琐事大事，而在于作家有无敏锐的感觉，精到的识
力，能否于细微隐秘处透视人生，剖析世情。否则即使踏破铁鞋，走遍天涯
地角，也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鲁迅在上海10 年，不出“且介亭”半步，
却写了那么多辉煌的杂文和散文。你不给言论自由，他有《伪自由书》；你
希望多谈风月，他有《准风月谈》。《龙虫并雕斋琐语》和《雅舍小品》，
都是在轰轰烈烈的抗战时期写的，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现象，并非大言炎
炎，却谈言微中，言近旨远，可读性很高。前者在1949 年初版出书，流传
很少，似乎已经湮没，终于在1982 年再度问世，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后者
在台湾行销不衰，已再版数十次。这种事实，岂不发人深省？三、感情在文
学创作中具有特异功能，尤以诗与散文为然。思想极端重要，但没有血肉的
思想是苍白的，事实上思想感情经常互相渗透，互为表里，如果思想感情处
于不可调和的分裂状态，那就很难产生创作冲动了。情之所钟，正是创作的
动力，无论是有感而发，或有所为而作，都不能出之以冷漠寡情的纯理性态
度。放逐感情，啼笑皆非，如何还能创作？何况大敌当前，正是热血沸腾的
时候！试看这散文卷里180 家的作品，哪一篇没有抒情的成份？举例而言，
像《回首可怜歌舞地》这样浩然沛然、文情并茂之作，没有感情的升华，如
何写得出来？至于写散文不能陷于滥情，应有清明深湛的理性调节控制，那
又是另一问题了。
有一件特别使人感动的事，是作家极为普遍的自律精神。从小我到大
我，从有我到无我，成为大家努力的目标。何其芳的经历最有代表性，也最
引人深思。朱自清曾以为散文“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品、戏剧，有
高下之别”。何其芳却以没园诗人的身份，用精致的艺术“证明每篇散文应
该是一种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