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惯例，首先是再四精读原作，吃透原作的精神和全部细节。不理解的地方，
查书，找内行研究，写信向国外专家求教。准备成熟，才开始落笔。初稿译
成，至少再大改两次，然后誊清付排。亲自看校样，边校边改，直至清样，
没有改动。译文要求做到既符合原著风格，又有精纯透明的民族气派。他曾
1 ①后来于1979 年4 月26 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市出版局为傅雷同志平反昭雪，开了追悼会。
说过：“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文字的，译本就是
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这个话大概可以概括他对翻译工作的全部主张。
细心的读者，都会在傅雷的译品中体味到他斑斑的心血，用不着我从旁喋
喋。我这里想说的只是一句话：就傅雷工作的认真、严肃、负责这一点来说，
真值得大家为他虔诚地唱一支赞歌。
过分的认真，在傅雷的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的色彩，那就是耿直。而因
此也显得执拗。长期的书斋生活又使他相当严重地脱离实际，对政治问题和
社会问题上的某些看法，自以为中正，其实却难免偏颇。他身材颀长，神情
又很严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
泥淖。
作为可与倾谈的朋友，我和傅雷交游30 余年。但彼此的观点不尽一致，
其间还曾发生过剧烈的争执。40 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
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
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
他化名迅雨，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评介张爱玲的小说。其
时张爱玲在文坛上初露头角，傅雷大力揄扬，也严格指责了她的缺点。文中
有一段话，涉及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
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并评骘“五
四”以来文风的得失。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相互切磋。但一
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
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处前线的战友，哪怕这
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
施，发表时把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上更
正，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
我后来发现，他尽管很固执，但骨子里是通情达理的。与人交，如果感到气
味不投，绝不稍假词色，否则就总是以宽厚待人，既坚持原则，又十分旷达。
50 年代中期，由于对某些问题看法有分歧，我和他两次当面争论，争得不可
开交，以致他的夫人梅馥在旁边坐立不安。但争论是从善意出发的，不含有
任何渣滓，因此不但没有产生隔阂，反而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因为直来直
往的争执正是推心置腹的表现，而虚与委蛇必然成为友谊的障碍。傅雷对中
西文学、音乐、美术都有很深的素养，我对他的学问和为人怀有真诚的钦佩。
现在分析，我当时对他一定有些潜在的政治优越感，否则完全可以用心平气
和来代替面红耳赤，何况他当时正处在拂逆的困境。进一步看，我的观点基
本上也是书生之见，并不比他更切合实际一些。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由
衷的悔愧，遗憾的是我再也无法向他谢罪了。
抗日战争刚胜利，内战接踵而起。傅雷对国民党的独裁政策极端不满。
1945 年12 月1 日，昆明发生了军队屠杀学生，镇压民主运动的大血案。但
在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全国人民都处在迷离惝恍的状态中。《周报》发
表了“昆明血案实录”，才把黑暗的帷幕揭开。“实录”叙述了事件发生的
经过，刊载了昆明全市大中学校罢课委员会的全部油印宣言，教授的呼吁
书，还发表了殉难者的照片，题为《血的控诉》。封锁线突破了，这期《周
报》激起社会强烈的反应，连续再版了两次。而这场战斗的弹药，就是傅雷
提供的。他正巧有朋友从昆明坐飞机到上海，带来了这些材料，立即全部交
给了《周报》。对“一二？一”惨案的抗议，轰轰烈烈，很快形成了民主斗
争的高潮。
解放以后，傅雷照旧闭门译书，足不出户。领导出于对他的爱护，动员
他走出书斋，接触一下生活，安排他参加了一些宣传部门的全国性重要会
议，还选他当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他一面埋怨浪费了时间，耽误了工作，一
面还是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他的眼睛一向在云端里，对许多事情看不顺
眼，心直口快，勇于提意见。在“反右斗争”的风暴中，他被卷进去了。他
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写了大量的笔记，而且带着痛苦的心情严肃地检查
自己的问题。但是几次检查都没有通过。他思想不通，对有些过火的批判非
常反感①。于是他向领导断然声称：如果他有罪行，愿意接受惩处，但以后
不再出席会议了。这就把事情弄成了一锅夹生饭。这是1957 年夏季的事。
到了1958 年春天，我正在西湖改编夏衍同志原著的《秋瑾传》电影剧本，
一位在上海主管文艺的同志把我招回上海，给了我一个任务：以朋友身份劝
说傅雷，实事求是地作一次自我批评，以结束这一重公案。我好不容易说动
了傅雷，并对他的书面检查提了意见，然后再度去了杭州。不久接到傅雷一
封短信，说开会的结果，他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他强作达观，说处在这
样的大风浪中，牺牲区区一个傅雷，算不了什么。我像猛然坠入冰窖，从头
顶一直凉到脚心。特别使我难受的是，好像我有意把他诱进了陷阱。我在僻
静的净寺一带蹀躞了大半天，想来想去，想不透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大转
折。因为从那位同志的谈话中，市委宣传部的意思很清楚，他们不认为傅雷
是右派，所以决心要把他保护过关。傅雷嫉恶如仇，热爱光明，热爱祖国，
解放后是跟着党走的，熟悉他的人都看得见。我坚信他迟早会被了解。我当
晚在灯下写了简短的复信，把我的信心告诉了他。
我回到上海，找到那位同志，探听对傅雷问题的处理，葫芦里卖的究竟
是什么药。那位同志向来作风明快，此时却沉吟半晌，只说他也没有料到。
我意识到他本人大概碰上了一些麻烦，不好多问。这很像是个谜，现在这个
谜底揭晓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海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觉
醒来，突然成为“四人帮”“文革”基地的。张春桥的鹅毛扇子，早就在上
海摇动。据现在揭露出来的材料，张春桥的反革命历史，当时并不是什么秘
密。但是他受着上峰的保护，稳如泰山。“牺牲区区一个傅雷”的确不过是
“牛刀小试”而已。那时上海文艺界出现许多怪现象，现在看来，决不是偶
① 当时姚文元已成为上海那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手里一根打人的棍子，对傅雷提了许多蛮横无理的意见。
然的。
傅雷又回到了书斋，杜门谢客，但还是勤勤恳恳，一心一意译他的巴尔
扎克。唯一的消遣是在小园子里种花。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继续印行他翻译
的书，但建议他另用一个笔名。按照规定，“右派”应该剥夺写作和出书的
权利。他的回答是“不”。——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他的译本。出
版社顺从了他。
1959 年，建国十年大庆前夕，傅雷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前有关部门把这
个喜讯告诉他，并希望他有个认识错误的表态。他的回答还是“不”，宁可
戴着右派帽子也罢。后来接受了再四的劝告，才实事求是地表了态。
傅雷回到他自己的天地以后，不再在社会上露面了。一度的活跃，成了
他一生中特殊的片段。他工作得加倍的勤奋。从1958 年到“文化大革命”
前夕，译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
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重新修改了《高
老头》。这一张书单就证明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
“文化大革命”！这把火一点燃，一切妖魔鬼怪就在刺眼的光影掩护下
开始阴谋活动。1966 年9 月3 日黄昏，我被投进了监狱。当我被送进一间屋
子以后，就听见背后关门上锁，传来刺耳的铁器撞击声，我的心立刻紧缩起
来。一个人只要听过这种声音，终生就再也不会忘记。我在抗日战争时期，
已经在日本宪兵队里听过两次。在解放战争时期，本来还要在国民党特务的
监狱里再听一次，幸而我事先避开，逃掉了。——现在我才知道并没有逃掉，
“四人帮”终于给我补了课。
大约过了两个月，我在狱中读报，有一条消息说：上海江苏路地段“运
动搞得很出色”。这种特定的语言表示，那里的过火行为特别突出。而傅雷
正住在那个地区。我忧心忡忡，不知道像他这样的性格，怎么应付得了这种
出乎常情的局面。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担心是白费了，因为那时他已经不在
人世。凑巧得很，他的去世就在9 月3 日，我开始坐牢那一天。我那时虽然
被这突然袭击弄得晕头转向，但平生不作亏心事，上床后照常进入了睡乡。
那一年的秋天似乎特别来得早，监狱又在郊区，到半夜里，我感到一阵凛冽，
一时冷醒了。傅雷夫妇双双含冤辞世，正是这个时刻。
倒行逆施决没有好下场，归根到底，历史是要前进的。像傅雷这样踏踏
实实、刻苦耐劳、卓有成就的文艺家，正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财富。今天也是
知识分子大有作为的时候。傅雷没有等到这一天，为公为私，都是莫大的遗
憾。
也许会有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