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的秘密。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在小说、戏剧、电影、绘画中，都占着非
常重要的地位。
1963 年8 月26 日
读《傅雷家书》 ——在全国政协讨论宪法草案座谈会上的发言
知识分子问题，是革命和建设中至关重大的问题，统一战线中极其重要
的一环。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过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就
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应当永远引以为戒。最近我读了《傅雷家书》，感触很
深，这是统一战线工作失误的一个典型例子，值得提出来谈一谈。
大家知道，傅雷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翻译家，他的长子傅聪是著名的钢琴
演奏家。反右运动中，傅雷被打成“右派”，那时傅聪正在波兰进修，消息
传到国外，傅聪就从波兰出走，逃到了伦敦。傅雷后来摘了“右派”帽子，
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夫妻双双被迫含冤去世。直到粉碎“四人帮”，
拨乱反正，才得到平反昭雪；傅聪也才有回到祖国的机会，为祖国人民演奏，
并致力于培养年轻一代的音乐人才。《家书》就是傅雷生前写给傅聪的信。
这些家书的公开发表，使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
全部家书证明，傅雷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的精神是一贯的。
反右前夕，他又成为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他对一般青年音乐
家“不关心大局，对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很冷淡”的这种现象很不满，亲自
找他们谈，还写信告诫远在波兰的傅聪。他不断给傅聪寄书，叮嘱傅聪“毛
选中的《实践论》，可多看看，这是一切理论的根底”，并在信中表示对毛
主席的衷心钦佩。整风开始时，傅雷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由来已久，要改也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们尽管揭发矛盾，提意见，
可是心里不能急，要耐性等待，要常常督促，也要设身处地代政府想想。”
“总之，我们不能忘了样样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要从农业落后、工业落后、
文化落后的具体形势出发；要求太高太急是没有用的。”
傅雷对党和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一种积极、热情的态度，但转眼之间，
他却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反右斗争开始，傅雷作了几次恳切的检查，但是没有通过。许多人不切
实际的意见也使他十分反感。几次批判会以后，傅雷向有关领导声明：他应
负什么罪责，领导上可以依法定罪，他以后不再出席会议。值得注意的是：
党内对傅雷是否应划为右派，意见并不一致，事情拖到1958 年春天，上海
市委宣传部一位分管文艺的副部长，要我以朋友的身分向傅雷做工作，动员
他再作一次实事求是的检查，明确目的是要把他保护过关。我好不容易说动
傅雷出来开会，但会上却给他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件事我至今觉
得对傅雷抱歉，好像是我把他诱进了陷阱。现在看来，有一点很清楚：当时
上海市委的第一把手，执行的是极左路线，而他的得力助手就是张春桥，他
们要把傅雷这样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是当然的。我不能理解的是，当时上海
市委宣传部的负责人，既然对傅雷有一定的了解，为什么不对上面据理力
争？这件事恐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党内党外，当时都没有丝毫民主
可言！而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恶果，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接着就是傅聪的出走，这件事给傅雷造成的压力，不难想象。据我所知，
陈毅同志曾经想挽回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夏衍同志当时曾要我向傅雷转达
陈总的意思：希望傅雷能说服傅聪回来，只要傅聪写个检查，保证他平安无
事。但傅雷谢绝了，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傅聪回来很难处，况且我要他
回来，他也不会听我的话。”当时我察情度势，也觉得很困难，也就没有再
加劝说。现在想想，傅雷的看法还是对的。如果当时傅聪回来了，在“文化
大革命”中，恐怕除了傅雷夫妇这两条老命以外，还得赔上一个傅聪！而且
陈毅和夏衍同志，也必然会更担上一条莫须有的罪名。
傅雷尽管被打成“右派”，但他热爱祖国的心始终不变，他经过通信来
往，把爱国主义的纽带和傅聪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他不断地给傅聪寄国内出
版的书籍、文件，还不断寄中国古典艺术的复制品，其目的是满足傅聪“思
念故国，缅怀我们古老文化的饥渴”。他感情深挚地对傅聪说：“关山远阻，
而你我之间思想交流，精神默契未尝有丝毫间隔，也就象征你这个远方游子
永远和产生你的民族，抚养你的祖国，灌溉你的文化血肉相连，息息相通。”
他谆谆告诫傅聪，不要受外国演出代理人的左右，由庄严的艺术家堕落为庸
俗的匠艺人。他情见乎辞，恳切地呼唤：“孩子，珍重，各方面珍重，千万
珍重，千万自爱！”这许多年来，傅聪处身海外，环境是复杂的，但他始终
坚持两条：一是不说一句不利于党和国家的话；二是不到与祖国相敌对的地
方去演奏。这一方面是傅聪热爱党和祖国的具体表现，一方面也是傅雷进行
教育的结果。在《傅雷家书》里，有劝阻傅聪去古巴的话。据我所知，傅聪
到英国初期，香港邀请傅聪到港表演，傅雷就曾加以劝阻，说是：“在祖国
的大门口，面子上不好看。”傅聪一直拒绝去台湾，直到最近，才到台湾作
短期演出。台湾报界说他是“投奔自由”，傅聪对此很不满，特地在临走时
举行记者招待会辟谣，说他是为台湾同胞来演出的，因为台湾同胞也是中国
人。
傅雷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也始终没有冷却。在1961 年的一封信里，他
慨乎言之地说：“以往四年简直不和你谈到这些，原因你自会猜到。我的感
想和意见写起来也许会积成一厚本；我吃亏的就是平日想的太多，无论日常
生活，大事小事，街头巷尾所见所闻，都引起我许多感想；更吃亏的是看问
题水平提得太高（我一向说不是我水平高，而是一般的水平太低），发见症
结为时太早：许多现在大家承认为正确的意见，我在四五年、六七年以前就
有了；而在那时的形势下，在大家眼中我是思想落后，所以有那些看法。”
傅雷在《家书》中反复强调，艺术不能离开道德，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
人，要关心国是。
《傅雷家书》的出版是一件大好事，这是培养青年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
的绝好教材。从统战工作的角度看，则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清楚地照出了我
们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对知识分子缺乏了解，怀有成见，是一大弊病。许多人提到知识分子，
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几乎和资产阶级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而事实却并非
如此。例如傅雷，在一般人的观念里，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在
建国后的全部言行，特别是在《家书》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却充分证明他
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因为正直敢言，勇于提
意见，摔了那样大的跤子，却始终不改初衷，经住了最严重的考验，这是特
别难能可贵的。了解人是一种艺术，是不容易的。我和傅雷是熟朋友，但他
最隐蔽的内心活动，也只是读了《傅雷家书》以后才了解到，想起来真是令
人感慨万千！
对知识分子要了解，更要信任。要求信任，也是在知识分子中经常听到
的呼声。而信任是相互的，党应该相信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要信任党。在
处理傅雷的问题上，我认为有一点，党是正确的，那就是在当时的具体情况
下，容许傅雷父子自由通讯联系。这种近于“肝胆相照”的做法，今天已看
到了积极的成果。现在读了《傅雷家书》，我们不妨回过头来设想一下：如
果当时断然割断了他们的通讯联系，将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正确的历史结
论，党中央已经明确提出；统一战线重新出现生气蓬勃的活力，统一战线和
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作用，也已明文载入宪法修改草案。让我们在新宪法精
神的鼓舞下，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勇往直前，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洪流中去吧！
1982 年6 月15 日
钱钟书创作浅尝 ——读《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
一
初读钱钟书同志的《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还是三十几年前的
事。1948 年，避难时带到香港，次年北返，因为积书渐多，携带不便，托人
寄存，结果扫数散失海外。最近才设法把这两本书搜求来重新读了。《围城》
最初是读手稿，因为那时连载这部长篇小说的《文艺复兴》和《周报》同在
一处出版，《文艺复兴》每期发稿以前，大家有机会先睹为快，读得兴高采
烈，满室生春。但忽断忽续，并未读全。后来出了单行本，才有机会一口气
通读，有如饕餮。此情此景，早已恍如隔世。直到1980 年尾，《围城》在
长时期的销声匿迹后重新露面，剪烛西窗，百忙中重温一过。现在再度披卷，
算来已是第四次浏览了。
世事沉浮，人生易老，而书还是这些书，字里行间，依然耐人流连，情
夺神飞，会心不远，这真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二
《写在人生边上》是散文集，篇幅不多，而方寸间别有一天，言人所未
言，见人所未见。《人兽鬼》是短篇小说集，收《上帝的梦》、《猫》、《灵
感》、《纪念》四篇。如集名所揭示，这里写了人，写了兽，写了鬼，还写
了上帝；但“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归根到底是写人。《围城》却是人物
辐凑、场景开阔、布局繁复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某一时代某一社
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
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