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广大，变化更剧烈，影响更深远。两次全球性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出
现，积弱百年的中国在群雄逐鹿的世界崛起，就是明显的例子。
夏衍不是歌德。他是作家，同时是战士。他生活的时代比歌德的时代更
伟大。时代孕育了他，考验了他，他把自己无保留地献给了时代。他不仅是
健在的历史见证人，而且是历史的参与者。这使他拥有旁观者和后来人都不
可能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
无论是经过那个时代的，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只要谁真正关心祖国命
运、人类前途、思想领域的发展变化，他就会用特别亲切或特别新鲜的感受
来读《懒寻旧梦录》。
三 向现代文明寻求机会
一个人出生的时间空间，由不得自己挑选；走什么道路，却可以有一半
自决权。——另一半不得不受制于客观条件，成功失败，各占一半。美国人
类学家罗伯特？路威用无可辩驳的事例证明，人类文明的发展，“机会”占
很大的力量（见吕树湘译：《文明与野蛮》）。
但“机会”可以丧失，也可以寻求的。
夏衍降生于一个暗淡无光的年代，国家、民族、他所属的社会和门第，
都衰落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童年就经历辛亥革命，看到“亚洲第一顶皇冠
落地”。穷愁潦倒伴随着他的惨绿年华。品学兼优的特点帮助他摆脱困境，
幸运地踏进了工业学校的大门，获得富家子弟才能享受的教育权利。又以名
列前茅的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攻读电机工业。他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生
命，就像一条涓涓的溪流，冲过乱石嶙峋的山谷，投入宽广的大河。
现成的“机会”给他提供了一种顺理成章的出路，那就是当一名优秀的
电机工程师，沉浸于“实业救国”的美梦，并建立个人较为平坦和优裕的生
活境界。但他毫不顾惜地放弃了，作了另一种选择。他在中学时代就卷进“五
四运动的狂涛”；东渡以后，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风云际会，
由孙中山先生直接汲引，投身于国民党左派的政治活动。回国以后，又在中
国革命存亡绝续之秋，迎着汹涌的逆流，成为忠诚的共产党人。——那时共
产主义运动正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成败之数，是谁也无法预见的。
歌德认定“自然派给他的工作”就是写诗，当拿破仑入侵德国的时候，
他声称对法国“恨不起来”，连反对侵略的诗也不愿写。而革命家的夏衍和
艺术家的夏衍，却是浑然的一体——也许更确切地说，首先是革命家，其次
才是艺术家。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锲而不舍地寻求献身的“机会”，是中
国士大夫阶级到新式知识分子主流中一脉相承的民族特点。在中国近代政治
史和文化史上，就有过龚自珍、魏源、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邹
容、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杨杏佛、闻一多、李公朴这样光辉的姓名。
但他们有的不幸牺牲了，有的半路走了岔道，有的不能善始善终。他们始终
是在暗中摸索，也都来不及看到祖国的黎明。夏衍却在现代革命的马拉松赛
跑中，一直沿着跑道坚持，不但参加旧中国的破坏，也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不但经受旧世界的灾难，也亲历新世界的风雨。
中华民族和她的优秀儿女，向现代文明寻求“机会”的故事，是可歌可
泣的。
四 两个惊涛骇浪的十年
30 年代是血与火的年代，天灾与人祸，内忧与外患，光明与黑暗，希望
与绝望，汇成一股卷天地的风涛，摇撼着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存堤坝。当代著
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
激烈变化，概括为这样的两句话：
就是莎士比亚复生，也写不出这样的情节来。这出戏剧至今还没有结束，也许永远不会结
束。
在本世纪的世界大事年表中，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最打动人心的事件
之一。在事件发生整整五十年后，索尔兹伯里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两次远
渡重洋，来到中国，并沿着红军长征的草鞋印踏勘了一次，用不少新的材料、
细节和比较客观的态度，重新叙述了这“伟大的人间英雄史诗”，这本书中
文译本的书名是《长征新记》（另一中文译本的书名是《长征——前所未闻
的故事》）。
夏衍称之为“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就发生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紧急关头，在两个战场上进行殊死的战斗，主战场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那是真刀真枪的武装革命；第二战场在上海的租界里，
那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著名的左翼文化运动，囊括文学、戏剧、电影、
美术、社会科学等各种各样的联盟和活动。这不仅仅是武装革命的必要配
合，而且是革命运动的直接产物，革命运动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所谓革
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这场文化斗争，和武装斗争同样激烈，同
样的充满血与火，许多徒手的作家和艺术家，用自己的生命作了神圣的殉
献。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30 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都是极端重要的历史现象，
不管你对它是肯定否定，是颂扬贬抑，是无条件的赞美或有保留的分析。它
的产生有国内因素，有国际因素；它的影响也不局限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
到60 年代，中国又爆发了一个“惊涛骇浪的十年”，但和前一个“惊
涛骇浪的十年”，性质刚好相反。这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疯狂的历史颠倒：
曾经参加长征的革命元老都成了罪人，蒙受人世罕见的磨难；当年左翼文化
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被打成了“黑帮”。夏衍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
人之一，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以九死一生的机会摆脱了被镇压的命运，
却终于逃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罗网，锒铛入狱，被折腾到双腿折一，两
目近盲。
前一个“惊涛骇浪的十年”，使中国的命运起死回生；后一个“惊涛骇
浪的十年”，却把中国推向毁灭的边缘。
这就迫使人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反思，追索造成这一场大悲剧的来踪去
迹。
《懒寻旧梦录》用大量的篇幅，总结了左翼文化运动的荣枯得失，人事
际遇，以及环绕在它上下左右、内外纵横、纷繁错杂的矛盾冲突，由此清楚
地展示出一幅哑铃形的历史图案，横贯在两个“十年”之间的，是一条愈演
愈烈的极左路线。
夏衍承认，他也曾经以“左”为荣，以“左”为正确，而不尊重辩证法，
就必然招致严峻的惩罚。个人如此，党和国家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杰出的意义，在于“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
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事实的演变使这个经典性的结论发生跛脚现象，因
为封建主义的幽灵依然在空中游荡，随处有借尸还魂的迹象。早期的中国共
产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中国的革命，按照斯大林的理论，是世界革命的一部
分。完全不懂中国的共产国际实行着遥控指挥，这就使教条主义有了最适宜
的温床（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
想正好相反）。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残余和僵硬死板的“左”倾教条一结合，
加上错误的形势估计，旧式的权术迷信，新式的政治斗争，宗教式的个人崇
拜，牵丝攀藤，盘根错节，这就是十年浩劫扑朔迷离的背景。
在这样艰巨的革命工程中，从幼稚到逐渐成熟，失误和过火行动是难于
避免的，因为有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乃至国际因素在起作用，人的
因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清醒的头脑，诚恳的态度，善于远避覆辙
的智慧与果断。
五 历史潮流不可逆转
“历史潮流不可逆转”，这是夏衍经常说的一句话。但历史在前进中打
趔趄，兜圈子，屡进屡退，是常见现象，有时还会出现惊人的巧合和类似。
我们试列一张时间表，检阅一下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脚印。孙中山1894
年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到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花了17 年。国民党
1927 年当政，在南京建都，到1949 年仓皇辞庙，退踞台湾，在位仅22 年。
共产党1921 年在上海诞生，到1949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花了28 年。
以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后紧接着的是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到目前为止，已经38 年了。这个进度表明，无产阶级
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艰巨得多。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思
索的问题：为什么辛亥革命那么轻易地一举推翻了绵延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
度——当然，在兴中会以前，从太平天国算起，已经有无数先行者慷慨捐躯，
不能忘记前贤的功绩；但更重要的，是封建制度已经走到了末路，“朽木不
可雕也”，清王朝的极端腐败又帮了孙中山的忙，替自己撞响了丧钟。国民
党的金陵春梦为什么那么短促？——蒋介石手里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雄厚
的经济力量，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背后还有帝国主义撑腰，在30 年代，他
完全可能把红军消灭在穷山恶水的长征路上；抗日战争胜利声中，他的政治
威望一度从最低点升到最高点，但在掀起内战后立刻一落千丈，他的倒行逆
施和刚愎自用给共产党取得政权帮了大忙。清王朝和国民党的致命伤是一样
的：那就是丧失民心，遭到了人民的反对。他们都把自己命脉攸关的东西送
给了对手。政治的成败得失，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历史上多少次起伏变迁，
都是这出戏的反复重演。
人心向背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中国大地在封建制
度下沉睡得太久了，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并没有
给这老大民族带来光明。鲁迅曾把这种令人失望的现实比作无法打开的铁屋
子。“五四运动”高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