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陷入一片死寂。
８
在这个决定抗战命运的历史关头，与会者泰山压顶忧心如焚，他们都是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这些人的地位和肩负的重大责任决定了他们必须做出回应，以应对和化解这场迫在眉睫的失败危机。但是令人绝望的是，他们个个如坐针毡，似乎难以拿出什么有效手段扭转乾坤和阻止失败命运的到来，于是只好把目光重新投向主持会议的蒋介石。
委员长稳坐钓鱼台，身为国家最高领袖，他手中握有一份最后的应急战略方案，只不过那是中国的最高机密，非万分危急之时不得提交最高军事会议讨论。
早在抗战爆发之前的１９３５年，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陆军上将在一份对日战略书中预测说，如果中日开战，侵华日军将沿长江水道和京（北京）汉（汉口）铁路夹击武汉，导致战局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德国人为此开列一个应急方案说，一旦日军威胁开封、郑州，“最后战线应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据说当时批阅文件的蒋介石对此深感震惊，在报告下面重重划了两道红杠，并打上一个大大问号。
徐州会战之初，国民党元老陈果夫谏言蒋介石，建议在豫北之新乡境内武陟县掘开黄河大堤，以阻敌人渡河进攻中原。因为该建议关系重大，经论证军事价值有限，故未被采纳。后来又有各方要员向蒋介石献计献策，不乏进言掘黄河以水代兵者，亦未被采纳。
古往今来，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不会不知道黄水危害之巨和掘开黄河的严重后果。古语云：“玩火者必自焚，玩水者必自溺”。肆虐亿万年的滚滚黄河令任何一个统治者包括蒋介石都不敢掉以轻心，谁敢视千百万民众的生命财产为儿戏呢？
随着北方局势骤然恶化，德国将军的预言果然应验，面对南北日军两路夹攻，中国抗战已经到了生死关头。这时郑州第一战区将一份紧急御敌方案秘密呈送大本营，方案内容有二：第一，建议在中牟县赵口镇掘开黄堤，以泛水阻敌前进，解除敌军对武汉侧翼的威胁。第二，以黄泛区为界与敌军对峙，确保中原地区战略安全。云云。
大本营将该方案命名为“Ｋ作战”，决定正式提交最高军事会议审议通过。
本来武汉地区气候已趋炎热，但是与会者们却好像遭遇寒流袭击，他们的嘴巴一时间都被冻住了。如果说上次这些人在庐山军事会议上同仇敌忾，投下的是坚决抗战的爱国之票，反抗侵略和名垂青史的勇烈之票，弘扬民族气节的正义之票，那么现在轮到他们全体目瞪口呆噤若寒蝉。因为此时一个重如泰山的惊天历史悖论摆在众人面前，令他们无法回避、左右为难，那就是无论这些决策者投下的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他们都有可能变成千古罪人，要么祸国，要么殃民，从此堕入罪孽深重的历史深渊。
有人小声说：倘决堤仍不能阻敌，当如何？
蒋介石俯视众人，他问：公有万全之策么？
无人能应。
最高军事会议全体通过“Ｋ作战”，无人投反对票。该项作战命令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下达的，换句话说是国家行为，不由个人承担责任。另有史学专家考证说，现存于南京第二国家档案馆的有关文件主要是电报往来，迄今无人得见“Ｋ作战”命令原件。
第二十章黄水咆哮
１
滔滔黄河，奔腾不息！
文字记载，孕育中华文明的黄河流域大约每六年发生一次较大灾害，洪水冲毁田地肆虐神州，给中原人民带来无法估量的灾难。自两汉到近代，黄灾愈演愈烈，发展到平均两年必有大灾，每年数次小灾，仅史书记载的黄河较大规模改道就达二十六次之多，决口达一千五百多次，因此人称“害河”。
黄河之害，害在泥沙。
据统计，黄河含沙量高居世界之首，当滔滔黄河昼夜冲刷风化裸露的黄土高原时，每年带走的泥沙量约为十六亿吨，如果将这些泥沙排列成高宽各一米的土堆，可环绕赤道达四十圈之多！而挟带大量泥沙的黄河一旦冲出高山深谷水流变缓，那些泥沙就在平坦的中原大地上迅速淤积，导致下游河床不断增高，因而形成“地上悬河”，也就是“高于地面的河流”。
《黄河水利志载》：清光绪十三年（公元１８８７年），黄河三次暴涨，花园口大堤漏水崩塌，初时水口宽四十丈，因北风大作，昼夜不息，两日后水口宽达三百余丈，中泓水深达一丈七。至九月初，水口宽达五百五十丈。洪水首冲石桥，经郭当口、马渡、来童寨、黄冈庙，泻中牟、祥符、尉氏、扶沟、鄢陵等十五个州县，灾民达一百八十余万。
而上述灾难仅为历史上无数次黄河大决口中的一次。
既然古人无法将黄水变清，无力阻止上游水土流失和下游泥沙堆积，所以只好眼睁睁看着河床增高。但是人们不甘心听凭黄水肆虐，他们唯一能做的抗争就是年复一年加高加固堤坝，水涨堤高，因此到了近代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名副其实的“天河”。据１９３７年黄河河工局测定，黄河下游河床比古城开封高出二十多米，换句话说，黄河的底部竟比雄壮的开封古城墙还要高出三尺多！
千年黄患同我的河南老家命运息息相关。
老人说，我们河南老家位于中原腹地的贾鲁河流域，也就是历史上称为黄河故道的泛水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水灾，也许不会发生“河南邓彭氏”逃难的故事，我们家族的历史也将重新改写。关于河南老邓家的来龙去脉，一种说法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邓氏封地在赵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邯郸一带，后来逐渐迁入中原地区。另有一种说法是，我们老邓家与黄河以北的燕赵无关，而是来自南阳邓州府，为当地最古老的一族姓氏。据说元代之后遭遇战乱，才有一支族人迁徙到今天的中州地区，也就是邓氏宗祠的先祖。如今均已无从考证。
据说邓氏宗祠曾经出过一任广西道台，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地委书记，还有一位未到任的七品县令，令族人足足荣耀了上百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老邓家的族谱上此后再无奇迹出现，就像人们期盼黄河变清的奇迹始终没有出现一样。
历史终于走进烽火连天的抗战时代。
公元１９３８年，随着生长一冬的小麦沉甸甸地低下头来，侵略者的炮声也如同打雷一样在东方天际隐隐可闻。战争迫近的脚步声打破中原大地的古老安谧，把我的家乡族人变成一群惴惴不安的小鸟。农村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肤浅城市，农民也不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的城里人，他们的命运属于土地，土地是一根延续千年的粗大绳索，把他们双腿牢牢缚住。
他们眼下的使命是争分夺秒把成熟的粮食收割回家。
２
初夏子夜，担任豫东河防任务的第三十九军刘和鼎军长被一封急电催醒，急电下方那个冷冰冰的签名令他脑袋一震，所有睡意顿消。因为发电人是远在武汉的最高统帅蒋介石。
电文如下：
为了阻敌西进，确保武汉，依据冯副委员长（冯玉祥——注：原文如此）建议，决于赵口和花园口两处施行黄河决口，构成平汉铁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该军担任赵口之决口，限两日完成。已另电洛阳第一战区程长官（程潜）负责主持，规划实施……花园口之决口，已电令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负责，仍由第三十九军统一指挥。并希电报后即向程长官切取联系，接受指示，认真办理具报。（见《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第１６１页，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北京出版）
刘和鼎把电文反复阅过，不由得大大地犯难了，其实令他为难的不是任务本身，而是籍贯。
因为他是安徽人。
第三十九军改编之前为皖系军队，参加淞沪抗战后奉命驻守豫东黄河，防止日军渡河，亦称河防军。尽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掘堤放水是大本营下达的命令，但是刘军长还是坐卧不安如同芒刺在背，因为这个任务直接关系到他的家乡安徽省，也就是史称“水患之乡”的淮河流域安危。史载，仅明、清以来，淮河共发生大小洪涝千余次，其中尤以黄河改道，泛水淹没半个安徽危害最烈，这就是中国治淮史上令人谈虎色变的黄水“夺淮出海”事件。安徽地处黄河故道下游地势低洼，一旦黄水破堤泛滥，安徽将要遭受的洪灾无异于天上来水，这个重大责任令人不可掉以轻心。
刘军长赶紧找来参谋长商议。
参谋长谨慎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当然不是反对大本营，而是反对掘堤任务。
但是没等刘军长打定主意，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上将亲自赶来河防军驻地。总司令是个行伍出身的职业军人，他开导刘军长说：波鸣老弟（刘和鼎字波鸣），敌人大兵压境，中原局势危在旦夕，中央不得已“壮士断腕”，舍此别无良策啊。你往远处看，中国历史上不乏“以水代兵”的先例，非祸国殃民而是救国救民啊！虽说淹了咱中原老百姓，但是我中华民族因此得救，多数老百姓不做亡国奴呀，所以这笔血海深仇一定要记在日本鬼子头上。此事关系重大，战区程长官亲自督阵，若有闪失谁也无法向中央交待……你就抓紧执行任务吧。
刚刚送走总司令，电话铃响起来。对方操着浙江口音说：刘军长，你执行命令没有？
刘和鼎浑身一颤，一股寒气直透背心。他赶紧立正回答：是的，卑职正在准备执行。
委员长仿佛已经看穿部下心思，他在电话那头加重语气说：此举关乎抗战大计和国家前途，是最高军事会议做出的战略决策……你记住，你的任何行为都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