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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本营紧急派出特使前往调解，调解结果是华北派遣军退回徐州，海军维持占领，“连云港危机”暂时得以化解。事实上东京的袒护立场最终成为妨碍日本帝国走向胜利的绊脚石之一，１９４２年美军进攻瓜达尔卡纳尔群岛，时任南方军总司令的寺内寿一请求海军运兵船支援，海军则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加速瓜岛守军覆灭。
寺内总司令对大本营的偏袒态度深感愤慨，既然大本营无力约束海军，那么陆军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下克上”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呢？历史表明，这个看似同中国战局无关的“连云港事件”却将对１９３８年的抗战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它的直接后果是刺激华北派遣军自行其是越权行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尽管大本营命令“保持各自态势，暂不扩大战面”，但是野心勃勃的寺内总司令根本不打算服从命令，他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东京绝不会惩罚打胜仗的将军。幕僚支持总司令的决心，他们说：占领支那（中国）是陆军的责任，所以怎么做都不过分吧。
徐州会战接近尾声，两大日本派遣军实现胜利会师，前来增援作战的华中派遣军陆续撤回南方战区，北方战场开始呈现短暂的平静局面之际，一道蓄谋已久的秘密命令被下达了。下达命令的是总司令本人，他对参谋长口授电文道：致电土肥原贤二将军，华北派遣军命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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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经历过东北沦陷的老百姓来说，日本奴役下的沦陷区如同一座人间地狱，中国人稍有不从即被抓进特务机关，轻则严刑拷打，重则砍头喂狼狗。而指挥东北特务机关的“奉天特务长”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职业间谍头子，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１９１３年以陆军上尉身份来到北京“坂西公馆”（特务机关），自此开始其长达数十年的特务生涯。在西方人撰写的《世界间谍史》里，土肥原被列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际间谍之一，因为他的间谍活动已经“影响和改变了亚洲的某些历史过程”，有的西方学者则干脆将其喻为“日本的劳伦斯”（劳伦斯为英国著名间谍）。当然这种评价只表明一种西方人的观点，与中国的历史结论无关。从照片上看，这个凶残的特务头子外表却更像一个踌躇满志的日本商人，他身穿条纹和服，蓄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日式仁丹胡，五官肥大面孔松弛，神情和蔼笑容可亲。当然这些都是伪善的表面现象，史料记载，仅“九·一八事变”之后短短几年，土肥原指挥东北特务机关就逮捕和杀害中国抗日军民达数万人之多。
土肥原是日本关东军里有名的“中国通”，他不仅能说一口道地的东北土话，熟读中国史书，熟悉中国历史风情，而且长期活跃于动荡不宁的中国北方，出入于北京、天津、沈阳的官邸豪宅，收买汉奸，培植亲日势力，搅乱政局，唯恐天下不乱。当年声名狼藉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土肥原一手培植的亲信。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的二十多年岁月里，大特务土肥原无孔不入地插手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比如挑动直皖战争，浑水摸鱼坐收渔利；插手直奉战争，扶持奉系军阀张作霖，以突然中止银行兑换来致使北洋政府纸币作废，颠覆北洋政权；但是仅仅四年之后他又亲手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土肥原还参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扶持成立伪“满洲国”，一手导演末代皇帝溥仪出逃的政治丑剧；阴谋策划华北自治独立，试图把华北诸省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挑起种种事端，为侵华战争制造借口等等，真是劣迹昭彰罪恶滔天。
昭和十一年（１９３６年）抗战前夕，土肥原的特务生涯走到尽头，他忽然奉调回国并且改任军职。西方观察家对此大惑不解，在他们看来，土肥原指挥的满洲特务机关日趋活跃，其特殊作用无可替代，日本军部何以将其调离担任并不擅长的军职呢？多年后内幕曝光，原来正是土肥原权力太大为所欲为令东京大本营深感恼火，于是奏请天皇将他调任回国。改任军职的特务头子失去用武之地，他先被任命担任东京近卫师团指挥官，后任第十四师团中将师团长。土肥原的意外调职使得他的死对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据说蒋介石闻知此事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竟一连声说了三个“好”字。
第十四师团在日本中部的宇都宫市编成，亦称“宇都宫”师团，是“七·七事变”后最早登陆华北的主力部队。当时华北守军多是些战斗力不强的杂牌队伍，比如原西北军、东北军等等，特工出身的土肥原指挥第十四师团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把一份份胜利捷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华北派遣军和东京大本营。按照命令，隶属于第一军的土肥原师团作战范围当止于黄河北岸的豫北，其任务是屏护徐州作战的侧翼安全。所以直到徐州会战临近尾声，这支三万人的大军才慢吞吞地抵达豫、鲁交界的濮阳县城，此时他们距离硝烟弥漫的徐州城尚有数百里地之遥。
濮阳古渡口为豫北往来鲁西的咽喉要道，也是中国军队防守的薄弱区域，黄河对岸为山东重镇菏泽。土肥原举起望远镜来观察，他看见枯水季节的黄河袒露出大片干涸的河床，正是渡河作战的大好时机。但是山东地面属于第二军作战范围，第十四师团没有得到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渡河指令，无权越界作战，于是土肥原遗憾地放下望远镜，下令返回濮阳城休整。
但是一份急电改变队伍的前进方向。
发报人不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而是远在徐州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总司令的命令只有短短一行字：渡过黄河，坚决占领菏泽。
第三章国破山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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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春天，一位神秘来客造访了戒备森严的武昌东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访注定要成为一根导火索，从而引得蒋介石大动肝火怒不可遏。
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来陶大使是个受人欢迎的尊贵客人，他不仅是德意志帝国驻华全权代表，同时也是蒋介石夫妇的私人朋友，为当时西方大国中为数不多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外交官之一。但是此刻这位国民政府的老朋友却并非为友谊而来，他不得不遗憾地照会蒋委员长，德国政府决定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团，单方面中止两国之间所有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已经签订的购买军火合同。
蒋介石当场愤怒地砸碎一只玻璃水杯。
对于身陷困境的国民政府来说，德国人的背叛不啻于从背后插上一刀。１９３１年日本悍然侵占东三省，站在中国一方伸张正义的国家既不是标榜民主楷模的英美各国，也不是社会主义苏联，恰恰是后来成为法西斯邪恶轴心之首的希特勒德国。德国政府给予中国全力支持，不仅派出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进行军事改革，提高军队战斗力，还免费接收中国军官赴德国受训，出售以及无偿提供德式武器和军火援助，帮助中国政府制定对日作战计划等等。直到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中央军拥有的先进装备大多为德国制造。
但是这种国际援助并不能说明德国是个主持正义的国家，当初德国人反对日本侵华，目的并非主持公道而是为了避免“使他们的战略野心发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希特勒语），也就是妨碍未来轴心国联盟的全球战略计划，所以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德国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据说希特勒亲自带口信给日本天皇，试图说服日本不要在中国扩大战事，而应将注意力用于对付“来自北边的危险敌人——共产党苏俄”。陶大使始终以双方盟友的身份在东京与南京之间进行穿梭外交，斡旋一度出现和平曙光，东京方面同意停战撤军，和谈眼看就要成功。
但是这一切努力随着南京陷落而化为泡影。
其实蒋介石对德国人的背叛未必没有心理准备，秘密情报显示，“七·七事变”前德国就与日本秘密签订反共防共的《柏林协定》，随着意大利加入三国联盟渐成雏形，这样日本人就后来居上，在德国的全球利益天平上挤掉中国，使得国民政府成为轴心国联盟条约的第一个受害者。屈辱和悲愤令中国委员长一时情绪失控，欲将手中水杯扔向德国大使。其实蒋介石很清楚，德国人离开只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处境将会越来越艰难，在一个强权林立的世界上，你无法指望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被改变。国际社会果然对德国人撕毁合同背信弃义反应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国外交官用懒洋洋的腔调评论说：是吗？希特勒干吗要帮中国人的忙……他们早该离开了。
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国际社会毫无公理可言，侵略成性的日本人并未受到制裁，相反他们依然到处受到尊敬，顺利地从英美和西方各国采购到急需的战争物资和原材料。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拒绝把军火卖给中国，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担心节节失败的国民政府偿还不起巨额债务。
根据战后公布的文件，抗战爆发前的１９３７年，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国民生产总值）仅有四亿美元，以四亿五千万人口而论，人均不足一美元（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而不到一亿人口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则为六十六亿六千万美元，是中国的十五倍多，人均为中国的七十倍！其中仅军费开支就达九亿二千万美元，超过中国全部政府预算的二倍多！
中日国力对比，由此可见一斑。
１９３８年，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白宫拜会罗斯福总统。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