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很低的《阳关》尚且如此，高稿酬的一些刊物和报纸副刊的情况更不待言了。
大量的是强作姿态、空洞无物，或平庸不新，或学生腔或追潮调之类的东西。我注意到几位文凭较高、在诗坛上走正红的青年诗人，他们铺排着欧式的长句子，中间突然插入一句带有引号的好似大有哲理的话。他们的感情同现实的社会心理是那样格格不入。他们一味模仿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希腊诗人，模仿皮毛模仿得太专心太使劲，显得洋得憋脚、滑稽得令人悲哀。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刊物竟会给他们提供整本的版面。
现在能打动人的诗作太少是现实，追潮追星、幼稚浅薄的编辑存在也是现实。
《阳关》没发过这类东西。我以我的眼光而不是以别人的也不是以潮流的眼光取舍稿件。诗坛上一些人为的争论也未波及到《阳关》。这些争论往往带有功利性，非诗的成份太多，是炒作。我曾应山西《都市》刊物之约在该刊发表一篇短沦《我们不关心这些》，其实绝大多数读者对争山头王的论辩没什么兴趣。
对于诗歌编辑来说，他最重要的责任是坚守真正的诗歌，而不是别的。
在功利性太强、商业气息弥漫的现实社会中，你只要稍稍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有的人较有名，你只知道他的名字，却从未见过他有什么好作品；有的人作品极平庸，却不断上刊物上报纸，甚至经常获奖。所以你不必相信什么名不名的，保持住自己的判断力就是。
23年来，我认认真真处理着天南海北每一份来稿。我不拒幼稚，努力从新人来稿中发现闪光的东西。《阳关》有一个短诗栏：“当代短诗”，这个栏目的头条诗往往是不见经传的新人的意味深远之作。
《阳关》是远离文化中心的边远小城酒泉市的刊物，但它离作者、读者的心灵绝不遥远。
退守与匮乏：晚近诗歌的精神内伤（节选）
■ 杨斌华
有的人会强调沉潜前行的晚近年代的诗歌创作，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写作空间，日常性和个人化经验及其文化立场同样标示了一个时代的特性。然而，这可能更多仅是一种理论描述，令人难以忍受的庸常乏味、苍白无力的顾影自怜，同样是它已然付出的真实代价。人们不再接纳狭隘冷漠、黯然神伤的诗歌，不再宽容情感的虚假和精神的偏执，人们期待真挚明朗、富有思想活力的真情告白。正是这种种心灵内伤使一部分当下的诗歌在喧哗的时代失却了宣示的声音，更失却了富有时代感的诗性魅力与价值。而时代深度和心灵厚度，本应是一种诗学上的“必要的张力”。
如果将晚近年代的诗歌创作放在一个整体的文学背景下来看，人们也许会得出一种同样的感受。可以说，正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发展现状越来越显现出一种对复杂的生活现实与历史境遇的疏离和忽视，逐渐拘囿于封闭退缩、日渐逼仄的精神视野和消极无力、自我纠结的叙事困境，明显匮乏本应具有的自我创新的机制与活力，才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文学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退守和自我边缘化。
文学在精神立场上的某种后撤与退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钝化了它自身质询、应答现实与历史境遇的言说能力，遮蔽了当代生活及人的精神发展的丰富性、开放性。这已然构成了我们反思偏执、保守的文学理念的一个基本视点。而如何重新寻找一种言说方式，恢复文学本应具有的现实活力，并以自己独特的阐示方式竭力保持面向现实情境的敞开性、交互性，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回顾以往的岁月，历史的胜景使我们无法忘却，更未敢奢求。公允而言，晚近年代的诗歌虽有传统的承继，却匮乏创造的风度；既是历史的延展，又多少延宕了拓进与超越的机会。人们有理由感到失望，并且为诗歌本在的智慧生命深怀忧伤。诗坛需要重新审视和自我反思。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关注和探询当下的诗坛状况，就无法不在内心交织复杂的心情，既充满期待，又平添忧思。
关于诗歌“草根性”问题的札记
■ 李少君
常常，我们喜欢说大地上最有生命力的是野草，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为什么有生命力？我想，无非是野草扎根于脚下这块土地。
2003年的秋天，我偶尔得以到长江三角洲的各个城市间游历。一路过去，一个一个小城，、个一个乡镇，我不断碰到生活在各个地方的诗人，很多地方都不知名，但藏着一些优秀的诗人。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些诗人，他们多么像原野、大地上那些自然生长的草啊，默默地，在各自偏僻的角落里生长着。而中国的新诗，如果也是这么一种自然的原生态，那该多有生命力啊。而各地的花草都会有各自的不同，那中国新诗的园地里将充满各种奇花异草，该多么多姿多彩，生机勃勃啊。
后来在长江三角洲更深入地探询，我的感触也更深了。人们都知道长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这些年如雨后春笋，充满活力，构筑了江浙大地上的主要经济基础，支撑了社会发展的繁荣兴旺。当地人则习惯于将这样的企业称为草根经济。因为这样的经济，是立足于脚下坚实的土地的，最有顽强的生存能力，也最能抵抗风险，它不同于那些“三来一补”似的外来加工贸易企业。
那么，中国的新诗在最初拿来，经过学习模仿的阶段之后，是不是也应该强调具备这种“草根性”？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从土壤中汲收营养与水分，在原野上获取阳光，清风掠过，就摇曳出其自身的节奏。这样，新诗才会茁壮成长，才会万紫千红。我个人认为，就新诗的发展而言，当代诗歌真正具有实质性历史影响的有这么三种：朦胧诗、口语化努力、叙事性的强调。前者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它最大的贡献就是唤醒了一种现代意识。一种新诗现代化的意识。但它的问题也出在这里，它过于重视所谓时代性。突出的是时代特征、意识形态功能。与五四时期的诗歌具有异曲同工的特点，将诗歌纳入了民众启蒙与国家改革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功利性太强，且容易流于口号化、宣传化。技术上也缺乏中国性。后两者则是新诗在从一种拿来的状态转换成自然生长状态的过程中的两次有意义且实效明显的努力，是向新诗“中国化”的尝试与探索，但要指出的是，它们更多地还只是形式上的转化，艰难而缓慢的寻找新诗的“中国形式”的不懈努力，还没有触及“根性”的问题——而这其实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那么，是到了该强调内容的时候了。这就是我说的“草根性”问题。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草根性”并不是乡土性，乡土显然已经不足以描述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如今城乡正在一体化，越来越相似。我们说的“草根”也常指都市的社区、街道、底层，比如草根民主。同样，“草根”也不是指民间性，所谓民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一的，而“草根”则是一种良性的向上的力量。草根可能有一点本土化的意思，但它不是指僵化的死的传统，而是指一种活的生长着的力量。本土和传统在这里都是还需要转化的潜能，并不是伸手取来就行，而需要重新审视、重新发现、重新认识，并进行转化，转化得好了，成为了融人当下活生生的语境的要素，才能使“草根性”成为真正有活力的源泉。
如果再概括一下：草根性实际上是指从自己的土地上、土壤里自然地生长出来，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东西。一首诗或一个诗人是否具有草根性，就是指你能否从里面读出其背景、生存环境、个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甚至诗人自身的学养、脾性。草根性同时还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个性气质一样的东西。是一种原创性的东西。
发现青年诗人推出青年诗人是诗歌编辑的第一重任（节选）
■ 陈有才
一个诗歌编辑的力量是有限的，诗人的成长全靠诗人自己去悟，去体验，诗人和编辑关系，我爱用鸡蛋和石头来比喻，你是鸡蛋编辑就是抱窝的母鸡，给你一定的温度就可以孵出小鸡来，这叫鸡蛋里飞出金凤凰；你是石头再好的编辑也不会孵出小鸡来的。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在一家民间诗刊上读到一首讽刺当今编辑的诗，诗中说有一些诗人的诗在全国的刊物滥发，这些诗人都是诗歌编辑。这说明有些诗人对诗歌编辑很有成见，认为他们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才成为诗人的。其实刊物和编辑的关系，也可以套用我的“鸡蛋与石头”的理解，你是鸡蛋你所在的刊物就是母鸡；你是石头，再大的刊物也成全不了一个诗歌编辑成为诗人，近两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得主就是很好的证明，不是所有的诗歌编辑都会成为张新泉和曲有源的。
诗的赐福及其他（节选）
■ 柳宗宣
现代汉诗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越来越回到它的本身，一切发言在它的内部进行。但让人遗憾的是非诗的因素充斥着我们的视野，使读者对新诗真假难辨，这一事实造成了对真正新诗的伤害。作为一个诗人一个诗歌编辑，有许多去伪存真的工作要做，让真的好的重要的诗歌显现出来，弱化或紧缩伪诗和非诗的市场。另外一点要做的工作即新诗的解读，古代诗歌的解读体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而建立一套新诗的解读体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这是一个诗人和诗歌编辑的份内事。
同时让自己的写作更具难度，在诗歌练习的过程中培养一个编辑的眼光，让自己更具诗的敏锐和对重要诗歌的发现能力，在我看来最理想的诗歌编辑是不断地在写作中提升自己创作能力并将这种能力应用到诗歌编辑上的人。诗歌永远走在一切艺术的前沿，一个诗人和编辑稍不留神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