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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关于潘托，我们大家已经完全忘了，只是我有一天晚上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他的存在。我跟我丈夫在伦敦听完布鲁诺·瓦尔特的音乐会，深夜归来，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不能入睡。是因为我不自觉地努力回想那朱庇特交响曲的悠扬曲调，还是因为这白色的月朗星稀的柔和的夏夜？我起床了——大概已经是凌晨两点钟左右——然后往窗外望去。月亮以极小的威力在高空滑行，像被一股看不见的风所驱动，透过由它的银光照亮的薄云，每当它纯净、光亮地走出来，整个花园都亮得像裹在白雪中一样。一切都寂静无声。我有这样的感觉，哪怕只有一片树叶轻轻抖动，也逃不过我的耳朵。所以，当我发觉，在这样绝对的寂静中，在隔开我们两家花园的围篱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无声地移动时，我吓坏了，那是一个黑色的东西，被照亮的草地留下了它不安地动来动去的轮廓。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了，就朝那里望去。那不是人，绝不是活的东西，绝不是有躯体的东西在那里不安地移动。那是影子。仅仅是一个影子。但那必定是一个活物的影子，这个活物在围篱的掩护下小心翼翼鬼鬼祟祟地移动着，是一个人或一个动物的影子。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表达，但这个沮丧的东西，这个隐秘的东西，这个潜行的无声的东西，却蕴藏着某种使人不安的成分。像女人害怕时那样，我首先想到是盗贼或杀人凶手，于是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但这个影子已经从花园围篱移到上面篱笆开始的台地，这时正沿着木栅蹑足行走的那个活物奇怪地抽紧身子，出现在他的影子的前面——哦，原来是一条狗，我立刻认出了他，那是潘托。他走得十分缓慢，十分小心，你看得出，他随时准备在听到第一个声音时赶快跑掉，潘托就是这样用鼻子嗅着朝林普利的房子走过来；我不知道我怎么会闪电般地产生这样的想法：好像他想要探察出什么来似的，因为一条寻觅踪迹的狗决不会这样轻松自由地搜索；他的举止泄露出，他是在干某种被禁止的事，或是在筹划什么阴谋诡计。他不把嘴凑近地面去闻，他不放松肌肉去跑，而是肚皮紧贴着地面往前挪，为的是尽量不让人看见他。他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像一个猎犬悄悄接近他的猎物。为了观察得更清楚，我情不自禁地弯下腰。但我笨手笨脚地轻轻碰了一下窗户，弄出一个不大的声音，潘托无声地一跳，就消失在黑暗中了。这一切我觉得好像是在梦中见到似的。花园又处在月光中，是那样的空荡荡，那样的白，那样的光亮，那样的静止不动。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羞于向我丈夫讲述这一切，说不定这真的是一种错觉呢。第二天早上，我在街上遇到林普利家的使女时，顺便问她最近又见到过潘托没有。这个使女显得很不安，有几分狼狈，鼓励了她几句以后，她才对我说了实话：她曾多次在特殊的环境里碰到过他。她实在是说不清楚，但她见了他总是很害怕。四个星期以前，她带着儿童车进了城，忽然听到一阵恶狠狠的犬吠，从街上路过的屠夫的汽车里，潘托对着她，或如她所想，对着放了孩子的车拼命吼叫，摆出往下跳的架势。幸亏汽车开得快，他没敢跳，但他那刺耳的吼叫却使她听了特别难受。当然，她没让林普利先生知道。根本没有必要使他不安，再说她认为这条狗在巴斯是有可靠的保护的。但在最近的一个下午，她想从木屋取点木柴出来，发现屋里的暗处有一个东西在动，她吓得正想大喊，竟认出藏在那里的是潘托，他立刻穿过我们花园的围篱不声不响地走了。打那以后，她就怀疑这狗常常隐藏在这里，他肯定是在夜里围着这所房子转来转去，因为最近在那夜的大雷雨过后，她在潮湿的沙地上清楚地看见过狗爪子印，她能清楚地告诉人们，潘托怎样多次围着这整座房子转。当然，他从来也没公开露过面，毫无疑问，他只在他确信无人看见他时，偷偷地穿过我家或邻家的围篱。我是否可以想像，他还想回来呢？林普利先生恐怕不会再让他进家门了，而在屠户家里他也不至于挨饿呀，不然他会首先到厨房里向她讨吃的。不管怎么说，对于狗围着房子转，她心里有些害怕。我要不要说呢？即使不告诉林普利先生，至少也应该告诉他的夫人呀。我们经过仔细考虑，一致认为：如果他再露面，我们就告诉他的新主人，那个屠户，让他阻止潘托的不可思议的来访；至于林普利，我们根本不想让他记起这只可恨的畜生的存在。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因为——谁能说得准呢？——也许能阻止第二天事情的发生。那是一个可怕的、令人难忘的星期天。我丈夫和我都到林普利那边去了，我们坐在轻便的公园软椅上聊天，地方是紧挨着下边的小台地，从台地起草场经过一个相当陡的斜坡向下一直延伸到运河。那个儿童车放在我们旁边的那块平坦的草坪台地上；我没有必要去说，那个疯疯癫癫的父亲在谈话中间每五分钟就要站起来一次，去逗逗孩子。她终于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在那个金光照耀的下午看上去实在讨人喜欢，她在那支起来的车棚阴影里眨着蓝色的眼睛朝天空笑，用她那纤细的、不大灵活的小手朝着车棚上的太阳光圈抓——父亲乐不可支，好像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理性的奇迹，我们也高高兴兴地帮他逗孩子玩，好像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喜人的场面。这情景，这最后的幸福的情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接着，林普利太太从房屋游廊阴影中上边的台地上喊我们去喝茶。林普利抚慰着孩子，好像她能听懂他的话：“就来！我们就回来！”我们把放着孩子的车留在那美丽的草坪上，那里有密匝匝的树叶像屋顶似的遮住炎热的阳光；我们只用几分钟就登上那阴凉下往常喝茶的地点，从下边的台地到上边的台地也就是二十米左右远，两个台地之间有一个带圆花窗的蔓藤凉棚隔着，上下都看不见。我们闲聊着，我无须说我们在聊什么，林普利非常快乐，但是这一次，由于天空像蓝绸缎一样好看，由于处在这样的礼拜天的宁静和一所喜庆的房屋的阴影中，他的快活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快活好像只是这个罕见的礼拜日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我们忽然被吓了一跳，从运河那里传来惊恐的尖叫，孩子的声音和女人的恐怖的呼喊。我们冲下绿油油的山坡，林普利跑在我们大家的前面。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孩子。但使我们惊恐万状的，却是下边台地上已经空无一物了，就在几分钟以前我们把那辆放着笑眯眯打盹的孩子的小车留在那里，还以为绝对安全呢。从运河那里传来的叫声，越来越尖利，越来越撕心裂胆。我们很快就跑到下边。在河对岸，有几个妇人紧紧挤在一起，对她们的孩子打着手势凝神望着运河。我们十分钟前安全可靠地留在下边台地上的那辆儿童车，倒扣着在水里游动。一个男人曾解开一只游艇去救过孩子，另一个人还潜到水里去找过。但是，一切都太迟了。过了十五分钟，孩子的尸体才从浅绿色的、有交错缠绕的海藻的、咸淡混合的水里捞上来。
我无法描述这对不幸的父母的绝望。确切地说，我是根本不想去描述，因为我一辈子都不愿意再回忆那可怕的时刻。电话报警后，来了一个警长调查这可怕事件发生的经过，是父母的疏忽？是事故？还是有人犯罪？人们早已把那辆浮游的儿童车从水里打捞上来，现在又按警长的指示把它丝毫不差地放在下层台地原来的位置上。于是，这位警署长官就亲自做起实验来，看轻轻推一下，小车能不能自动从山坡上滚下去。但在又厚又高的草里，车轮几乎动也不动。一阵风使小车从这块非常平坦的地段突然滚下去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警长做的第二次实验，是用稍大一点的力量推。小车滚动了半步就停下来了，但这块台地至少有七米宽，从车轮的压痕可以证明，这辆车立在那里又牢固又安全，离掉下去的地方距离相当远。当警长使足力气跑过去对着小车一撞，小车才沿着山坡快速运动，从台地上滚了下去。一定是有一个预先没有看见的东西突然使小车进入了运动状态。但这是谁，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谜。警长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摘下帽子，用手搔那乱蓬蓬的头发，越来越陷入沉思。他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一个物体——也就仅仅是一个游戏用的球吧——自动滚下台地的？“不！决不是！”所有的人都斩钉截铁地说。会不会是一个逗留在附近或花园里的孩子，出于一时的兴致推着小车玩过？不！没有人！是不是平时有谁在附近呆过？不！没有人！花园的大门是锁着的，沿着运河散步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到过有谁来去。惟一真正的见证人，只能是那个跳进水里救孩子的工人；但他浑身湿淋淋的，思绪相当紊乱，他只记得，他和他的妻子沿着运河岸边散步，别的他什么也说不出来。突然，从花园的山坡上滚下来了那个儿童车，它滚得越来越快，掉到水里立刻就翻了。因为他相信有一个孩子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