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性的思想与精神传统，在当今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我们是可以，或者说特别需要和他进行精神的对话，他不会给我们指路，却会引发我们思考，给我们自己的探索以启示，这就足够了。李零说：“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在我看来，单这两条，就够我们受用的了。而且这两条也真是鉴别“真懂”还是“假懂”，“真学”还是“假学”的试金石。
四、如何看待孔子和鲁迅的关系
在我看来，鲁迅和孔子，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找不到还得继续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在鲁迅博物馆讨论孔子，意味深长。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把孔子和鲁迅绝对对立起来。捧鲁迅时，像“文革”时期，就用鲁迅打孔子；现在，孔子地位高得不得了，就用孔子打鲁迅。我一讲鲁迅，就会有人质问我：当年就是鲁迅把孔子赶跑了，现在正要把孔子请回来，你还讲鲁迅，居心何在？看来，现在是鲁迅倒霉、孔子走运的时候。
但孔子和鲁迅真的是决然对立，水火不容，有孔无鲁，有鲁无孔吗？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鲁迅和五四那一代人对孔子有很多批判。在我看来，这样的批判是有两个层面的。首先，他们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在当时的中国，正是这样的中华中心主义妨碍着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吸取，而在五四先驱者看来，打开思想的闸门，向世界开放，正是当务之急，因此，在思想文化界就需要破除将传统文化绝对化的文化神话。他们的批判锋芒又同时指向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其实，在晚清以来，儒学的垄断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诸子百家有更多的关注，五四时期只不过是把这样的打破垄断、独尊的努力，推向自觉。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鲁迅在内的先驱所做的，其实也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他们所批的正是李零说的被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当然，鲁迅和孔子之间是有分歧的，甚至是重大分歧，原则分歧，从这一层面，鲁迅也批孔子。如李零所说，孔子是一个“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因此，他想当“国师”。而鲁迅，连“导师”都不想当（他的理由是：我自己都找不到路，如何为年轻人指路？），更不用说当“国师”。更重要的是，鲁迅对统治者没有幻想，他曾经说过，统治者遇到危机，车子要倒了，你别去扶，让它自己倒。孔子却拼命要扶，不让扶也要扶。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有批评，说批判也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就是现在，有不同选择的知识分子之间也经常有争论，相互批判。但并不妨碍彼此在别的方面有相同之处。如李零说，孔子也是“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当然，他是力图在体制内批判，鲁迅则是自觉地进行体制外的批判，这确有不同，但在批判权贵这一点上，也自有相同，所谓“同中之不同，不同中之同”。我们不必掩饰分歧，也不必夸大分歧。
在我看来，鲁迅和孔子，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找不到还得继续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尽管道路的选择有不同，但那样的不屈不挠地追求探索，以及在追求、探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浩然正气、韧性精神、理性实践精神，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前面说到李零说，《论语》中最难做到的两条：“匹夫不可夺志”，视富贵“如浮云”，都是孔子精神的精髓，而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最能体现这样的精神的，就是鲁迅。
我们可以说，从孔子到鲁迅，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传统的。我们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有了一个鲁迅，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宝贵遗产，理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从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出发，总把他们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让他们一个损害一个，这不仅是愚蠢，更是犯罪。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今天在鲁迅博物馆里讨论《论语》，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它对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是大有启示意义的。
（此为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研讨会上的发言，有增补。尤其是王得后先生后来的发言，对我的分析提出了不同意见，提醒我更全面地来考虑“丧家狗”孔子的复杂意义，李零、我和“丧家狗”孔子的复杂关系，以及孔子的真正价值，因此，作了补写，特向王得后先生表示谢意。）
吴思：仁义的可行性——评李零的《丧家狗 我读〈论语〉》
读李零的这本书，我有三点想法。
第一点是本书的书名，《丧家狗》感觉挺好的，挺对我的心思。
以前我有一个想象，我心目中的儒家圣贤，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他们都在干什么？我想象出一个形象：他们做了一个笼头，要给牲口套上，最好还挂上铁嚼子，要把牲口管住。但他们的笼头不是用绳子或皮条做的，更不是铁的，而是用橡皮筋做的，对统治者有约束又不那么硬，很体谅很照顾，这就是儒家的礼义制度。他们套的也不是马，而是虎豹，是猛兽。孔子和孟子想方设法给猛兽套上笼头，却总也不能成功。到了董仲舒就更明显，他说自己能解释天意，想用天意来约束皇帝，把约束硬化，挂上铁嚼子，结果被弟子告发，差点丢了性命。
儒家圣贤到处巡游，努力游说，努力驯服野兽，这个故事，与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很匹配：《驯火记》，莎士比亚的《驯悍记》也行。这是从积极方面来谈。从消极方面来谈，他们又不太成功，在汉朝之前真是屡战屡败。屡战屡败的形象，就是“丧家狗”的形象——找不到采纳他们主张的人家，走投无路，理想和个人前程都找不到归宿。
这也是有道理的。儒家要驯服统治者，要驯服暴力集团的首领，但那时恰好是暴力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暴力竞争会选择不仁不义，被仁义道德捆住手脚的人很容易被淘汰，《孙子兵法》在讨论将领品德的时候就讲过这个意思。在这种形势下，儒家的努力一定会失败。丧家狗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李零描绘的孔子形象，和我的这种想象非常接近，只不过一个说正面，一个说反面。一个说屡战屡败，一个说屡败屡战，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
第二点，这本书读了多一半，现在已经有两个说法改变了我的老看法。
第一个看法，“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我以前的理解来自朱熹的解释，直就是公平正直，不偏不倚，给一个恰如其分的回报。李零把“直”解释为值，你对我造成的怨是多少，我还多少，两个是相称的。这个解释，我看了前后的考证，我更偏向李零的解释，一报还一报。顺着这个理解，究竟什么算值，怎么才算恰如其分，也可以引出朱熹的意思，但更有根据，更深入，挖出了“对等性”这条衡量正当性的标准。对等性，在法律上体现出来，这个罪判三年、那个罪判五年，就体现了当时人认为的直，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规定，这是从值得的值引申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仁义”的“仁”。我满脑子关于仁的想法，都是宋儒那一路的，都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仁者爱人”，就是没有人欲之私，纯然天理。这条思路似乎在文革中得到发扬，不断强调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随时准备为人民和历史规律献身。我觉得这就是仁。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仁。那时候我还有点不理解，孔子说仁来得很容易，“我欲仁，斯仁至矣”，热爱人民似乎是很容易的事。真是这样吗？我努力实践的时候，发现并不是那样的，对人民的实际感觉很复杂，想热爱并不是真的就能爱起来，你去爱的时候，不断被人民泼冷水，有时候还能激出反感。我欲仁，斯仁不至。努力再三，反而体验到自身的虚伪矫情。那时候对自己的感觉就很绝望，觉得自己简直无可救药，内心那么阴暗，没有对人民的满腔热爱，这一生就注定远离光明和广大深切的幸福。
我看了李零的解释，“仁”就是人首先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比起宋儒至公无私的解释来，这个解释就更容易操作了，只要我们想做到，确实就能做到。如果把儒家的这些东西看作精神上安身立命的基础，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那么，李零解释的这个仁，就是更可靠的，更能容我们安身立命的。我对这一点收获感觉很好，对我现在和将来的道德实践都有帮助。
未来的意识形态建设，必定要大量依赖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各种体系和概念，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有流传至今仍然有活力的概念。我们做传统的创新工作，进行传统的再创造，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需要一些基础的、最重要的构件，房柱、房梁，砖头瓦块等等。总要把这些东西都弄得结结实实，干净利索。这些工作非常重要，李零做得很好。
第三点。我把我正在读的李零这本书的几段，跟朱熹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