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 大陆新儒家何以围抢“丧家狗”
北大教授李零出了本《论语》解读。正文中规中矩，却起了个书名《丧家狗》。意谓孔子无非是一个怀抱理想，却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如此解读，自然容易招致非议。
刚开始，争议焦点集中于“丧家狗”三字。但文字训诂这东西，一时难有定论。实际上，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孔子拉下神坛，从而伤及某些人的切身利益。眼见讨论日渐其热，却离题甚远，终于有些人坐不住，纷纷跳将出来抨击李零。先是《原道》主编陈明撰万言书（《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认为“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等于《丧家狗：我读“论语”》”。其后，蒋庆和康晓光的议论也被披露。蒋庆批评李零“玩世不恭，轻侮圣贤”，康晓光更直接骂李零“不是一个好鸟……这本书就是垃圾”。
照道理，孔子乃公共精神资源，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何以大陆新儒家主将如此不遗余力围攻李零？天涯社区关天茶舍近日就此展开了一场激辩。有网友认为，这是人文主义（现代新儒家）与科学主义（指李零的训诂方式）之战。有人说，其实双方分歧不仅在观点不同，更是价值信仰迥异使然。还有人直接指出，李零的《论语》解读冒犯了儒门的“神圣性”。
在我看来，有位网友的跟帖更为切中要害。他认为，这场论战实质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又一相逢”。不过，这位网友用错了一个词。这一切，无非自由主义与大陆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那点事儿。
虽说李零未必把自己归入自由主义阵营，但他从文本读文本，从文本读孔子的方式，他欲去历来加诸《论语》的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意识形态“咒语”，无不具有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更重要的是，在外人看来，他这就是对孔子和《论语》自由主义式的解读。但对于大陆新儒家阵营来说，如果孔子不再是那个至圣先师、百代素王，那些徒子徒孙又何以就食？如此的话，激进如蒋庆等人的“儒家王官化”计划，又将何处安身？因此，李零只不过是读自己的书而已，对于诸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却是不得不争之事。陈明就说，李零以“丧家狗”待孔子，“这不明显欺我儒门无人嘛”！
综而观之，“丧家狗”之争，大陆新儒家意在维护自身合法性资源，进而维护其合法性地位。说白了，他们围攻李零，不过是为了与“想象中的敌人”围抢孔子这个“丧家狗”。当然，这几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能否代表孔子真传，甚或是否现代新儒家嫡系，另当别论。不过，蒋庆等人曾提出，以儒教为“国教”，谁使用儒教资源谁就得付“儒教遗产使用税”。——可见他们颇不把自己当孔家外人。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在这么一个读书事件上狭路相逢。也证明二者已呈完全不兼容势态。仿佛记得，文化保守主义初起时，还试图拉拢自由主义对付新左派。比如在《文化保守主义视阈之下的传统和自由》一文中，“新儒干将”王达三就认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从没有把自由主义看作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敌人。”事实上，也有自由主义者因此变身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至此不难看出，二者不仅精神境界不一样，个人品味也大不同，怎么可能搅在一口锅里？
更为重要的是，从此役不难看出，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强烈排他性，而这处硬伤将导致其无法与现代社会接轨。
现代新儒家宗旨在于复兴儒学，实现其“现代性转换”。无论哪一家新儒学说，总归逃不过“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范畴，即一方面“整理国故”，另一方面寻求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相契合之处。现代社会以自由、平等为基本特征。但秉承宋明理学而来的现代新儒家，在精神气质上却并非如此。试问，忠孝如何对接平等？君臣之义又如何转换成民主自由？现代新儒家动不动就抬出“王官”路线，不外乎其内在理路的外在表现。换句话说，文化保守主义欲于现代社会谋立足之地，不仅必须面临新旧道德冲突的困境，还要对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的暌离格局。
由此也不难断定，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有此一役势在必然。进而还可以下一结论：大陆新儒家欲开万世之太平，恍若痴人说梦。
原载《东方早报》2007年5月18日
魏英杰： 现代新儒家：使命决定宿命——再驳陈明诸人
因一本《丧家狗》的书，大陆现代新儒家陈明、蒋庆、康晓光、王达三诸人，对作者李零大加讨伐。我撰文称之为“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争”，认为双方有此一役势在必然。进而，还下了一个论断：大陆新儒家欲开万世之太平，恍若痴人说梦。（详见5月18日《东方早报》）
据传，陈明先生对我的说法提出 “严厉批评”：“把愤青定义为批评社会，把批评社会等同于自由主义，再把我对李零的批评解读为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这是由李零开始再由魏英杰完成的诠释。魏英杰一窍不通，李零则是知道只有这样才可以作自己体面下台的阶梯。”
多谢陈明先生的抬举，后生小子既然“一窍不通”，岂敢妄加“诠释”李零教授的学术理路。不过，既然点了名，只好硬着头皮回应一把。这里就不去说，陈明如何将李零那句“如果……愤青就是批评社会，我就是一个愤青”，曲意解读为“李零承认自己是愤青”；也不想批驳陈明又是如何将“批评社会等同于自由主义”这顶大帽子强塞给我；更不必说，分明是个人一己之见，到了陈明那里，却成与李零先生合谋搭建的“下台阶”。耍嘴皮子、互相挑刺，没多大意思。
我想重提一个话题：现代新儒家的“使命”（或可理解为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可能碰上的最坏的宿命。
个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接触现代新儒家著述。如果没有过多误读的话，似可预设一个论证前提，即现代新儒家所汲汲追求的使命，在于将儒家文化引入“现代性”。更直接地说，就是把儒家传统“创造性转化”为自由主义。无论是牟宗三先生的新“内圣外王”论，还是近年兴起的所谓“儒家自由主义”，或者大陆现代新儒家陈明等人的“文化保守主义”，均是这一种现代性诉求的形象表现。
以陈明为例，他说：“我觉得中国的自由主义功劳很大，我本身是倾向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结合，这是我的态度。”他还曾谈到：“指出当代自由主义者身上存在的某些问题，并不是要贬抑自由的价值和自由主义运动，而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真真正正从内心的需要体验去拥抱这种价值，从现实的情境中寻求方案来落实这种价值。”
这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自由主义乃大陆现代新儒家的归宿。文化保守主义走到尽头，招牌就得换成自由主义。就连文化保守主义这词，也是直接援用西方自由保守主义的说法。然而，让人不无悲哀的是，大陆现代新儒家的使命本身，就已注定其必然失败的宿命。
首先，现代新儒家必须面对一个悖论：既然自由主义就是其终极目标，何必多此一举，非得从自身传统中去绕一圈，再转向西方文明？肢解传统以迎合现代性，不如直接假“他山之石”以“攻玉”。这一悖论，现代新儒家很难回避。对于在西方话语强光照射下的大陆现代新儒家来说，更是难以祛除的合法性难题。更何况，大陆现代新儒家围抢“丧家狗”一役，也证明大陆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穿不到一条裤子——大陆现代新儒家走到头，也走不进自由主义的国度。
其次，现代新儒家之于现代社会，应有两大诉求。一者是以儒家道德规范（处于现代社会的）个体；二者，使儒家之道见用于国家领域。前者可以说是最低限度诉求，后者则为最高诉求。但无论何种诉求，都难与现代法治社会相契合。
于前者，我不怀疑传统道德中有些朴素伦理，无论何时何地均应成为个人自觉意识。但是，仁义礼智信，放诸四海皆准，何必现代新儒家饶舌？仅以强调个人（传统）道德为诉求，现代新儒家立足于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作用也就很有限——虽然那样的话，反而比较容易为公众接受。更重要的是，儒家道德观存在不少与现代文明相抵违的地方。如果现代新儒家一味抱残守缺，势必不见容于现代社会。这是现代新儒家的又一大困境。
于后者，其实是大陆现代新儒家欲重拾旧梦的居心作祟。最为典型的，就是有人提出重建儒教的“儒家王官化”计划。不错，儒家文化曾经长期占据国家政制主流，但自现代文明兴起以来，其逐渐衰弱的格局，就是其早已不适应于现代性的实践证明。现代新儒家以“新瓶装旧酒”的迂回路线，试图复兴儒家昔日辉煌，这和一家烂公司通过买空壳包装上市，基本没什么差别——糟粕还是糟粕，并不会因其涂脂抹粉而改变。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的最高诉求，无异痴人说梦。
还有一点，作为独立于西方精神之外的东方传统，能否与西方文明平滑接轨，本来就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直接导致五四迄今各种社会思潮的剧烈演变。无论全盘西化，抑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乃至今日的“儒家自由主义”，均可视作对西潮的不断调适。但放眼当下，西化早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历史的车轮已经全面驶入全球化的轨道。在全球化的强势压力下，以复兴传统为名的文化保卫运动，值得肯定。但如果还要变着法子打扮传统，以迎合世界潮流，且高喊“为万世开太平”，这也太扭捏作态了。
说到底，在现代中国，无论个体还是社会，对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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