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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控告的情况下，塞维特斯被捕入狱了。当然接下去就一定要捏造一个罪名。让那个曾教唆逮捕塞维特斯的人（加尔文自己承认“受我怂恿”）来担任塞维特斯案件的原告岂不合乎逻辑？但日内瓦法律是值得称道的，它不鼓励告密者。法律规定，任何控告别人犯罪的自由市民也要被拘留，直到他能证明他的控告是正确时才能获释。因此，加尔文如果控告塞维特斯，就把自己摆在听凭法庭发落的地步。这位日内瓦的神学独裁者不欣赏这一前景。如果市行政会宣布塞维特斯无罪，如果加尔文由于提出了一个查无实据的控告而被继续关押的话，他就会处在一个倒霉的位置上。这对他的威望是何等的打击，这对于他的对手是何等的胜利。加尔文一向是讲策略的，他指派了他的秘书——或厨子——尼克拉斯·德·封丹担任这吃力不讨好的原告。可尊敬的尼克拉斯在递交了一份罗列了二十三条罪状的诉状（一份自然由加尔文搜集罗列的文件）之后，默默地替代其主子进了监狱。这是一幕可怕的悲剧演出前的一出开锣喜剧：在严重违反法律之后，把事件合法地装扮起来。塞维特斯被审讯时，向他大声宣读了包括各项罪状的起诉书。塞维特斯的口答冷静锋利，因为长期的监禁并没有破坏掉他的能力。他逐点反驳了指控。例如，在回答他在著作里攻击加尔文的指控时，塞维特斯宣称，这是搞错了，因为攻击是加尔文一方开的头，而塞维特斯所做的只不过回答加尔文并非一贯正确罢了。如果加尔文控告他顽固地坚持某个论点，他可以回答说，加尔文的顽固并不亚于他。加尔文和他之间的所有差别，是对某些神学事务的观点不同。这些与世俗的法庭一无关系。如果加尔文依然逮捕他的话，这纯粹是出于恶意。新教的领袖早已向罗马法庭控告了他，如果这个上帝的传教士得逞的话，他（塞维特斯）早就被烧死了。
塞维特斯论点的合法性是如此的不容置疑，以致于市行政会的总的基调对他非常有利。看来很可能除一纸放逐的命令外，不会有更严酷的决定了。但加尔文听到了事情将对塞维特斯有利的风声。他害怕他的受害者最后会滑掉。八月十六日，那独裁者在市行政会上出现，不介入的伪装就此结束。他露出了真相，不再否认他是塞维特斯的起诉人。他以“这样，被告可以更好地认错”为借口，请求市行政会休会，去参加以后的审讯程序。伽尔文真正的目的显然是希望强行施加影响以防止受害者逃脱。
从加尔文独断独行地对被告与法庭进行干涉这一刻起，塞维特斯的案子就输定了。加尔文，一个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和一个有学问的法理学家，远比他的仆人德·封丹更能击中所指控的要害。塞维特斯的信心动摇了。那西班牙人明显地泄气了，他的仇敌现在坐在法官们中间，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加尔文冷酷、严厉，假装不动声色，那要置被告于毁灭的铁定的决心使塞维特斯觉得冷到骨髓。这失去保护的人渐渐变得烦躁、神经质、放肆、悲哀和恼怒。他不是平静地坚持他的合法立场，不是坚持作为一个外国人，除非破坏了日内瓦的法律，否则不受本城司法裁判权的管辖。他听任加尔文诱使他将话题转到是否背叛了神学的争论上来，这样就为控告他为异端提供了大量的证明。因为，甚至他的一个论点，诸如魔鬼同样是上帝的物质的一部分，就足以使那些虔诚的市行政委员们震颤。当塞维特斯哲学上的虚荣心当众受到侮辱，他在这些最棘手的和最危险的问题上就使用了最宣言不讳的措词；他忘记了市行政委员们不是能干的神学家，而在他们之前毫不相干地对真理进行了阐述。他非凡的辩才，急于要进行争论，使法官们都怀疑起他来了。这个外国人眼睛发光，双拳紧捏，对新教教会的教义吹毛求疵。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加尔文的观点：他肯定是一个危险的精神秩序的破坏者，很可能是不可药救的异端。对他进行彻底的审讯，不管怎么说总是一件好事。法庭决定他须继续关押，却释放了原告尼克拉斯·德·封丹。加尔文达到了日的，他很快活地写信给一个朋友：“我希望他将被处死刑。”
为什么加尔文那样急切地要判处塞维特斯极刑呢？为什么他不能满足于比较有节制的胜利，象放逐他的敌人出境或诸如此类的侮辱呢？加尔文憎恨卡斯特利奥和一切反对他独裁的人并不亚于塞维特斯。他憎恶其它一切用不同于他所倡导的方法去教育别人的尝试。憎恨是此人暴虐气质的本能。因此，如果他特别恼怒塞维持斯，并希望在这特殊时刻采取极端措施，那么他的动机不是出于私人的而是政治上的。他权威的叛逆，这个米圭尔·塞维特斯要成为加尔文正教的另一敌手的替罪羊。此人，以前的天主教多明我会的修士希罗尼马斯，波尔塞克，加尔文也曾试图作为一个异端而加以消灭，但使他极为恼火的是波尔塞克竞滑过去了。波尔塞克是受到日内瓦上层显贵普遍尊敬的私人医生，曾经使用伊拉兹马斯用于反对路德的论点，公开攻击加尔文教诲中最薄弱最脆弱的环节——宿命论的僵死教条。上帝，作为一切善行的本源，会有意地、心甘情愿地促成人类去干那些最卑劣的勾当：宣布这两个人（路德和伊拉兹马斯）都是“异端”，这是决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伊拉兹马斯的论点怎样激怒了路德，那宗教改革最著名的斗士的；这位骂人的大师是怎样滔滔不绝地、放肆地辱骂那年长的圣人的。但即使粗暴、坏脾气和极端如路德，依然通过引证逻辑上的理由来反对伊拉兹马斯，从来没有想到过因向他的宿命论教义挑战而强拉伊拉兹马斯到一个世俗的法庭。加尔文以他的一贯正确狂，把每一个敌手都当作异端来对待。在他看来，反对他的宗教教义就等于叛国。因此，他不是以神学观点来答复波尔塞克，而是把他的批评者打入监狱。
加尔文企图把希罗尼马斯·波尔塞克作为一个可怕的样板，但出人意料之外地失败了。很多日内瓦人都知道那有学问的医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正象在卡斯特利奥事件中那样，加尔文在波尔塞克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同样使人们怀疑他想去掉任何不完全臣服于他的异已。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在日内瓦建立独夫统治。波尔塞克在狱中所写的怨诉状，以大量手抄本的形式到处传播。不管加尔文怎样叫嚣，市行政会总是害怕以异端罪处理罪犯。为了回避那伤脑筋的决定，他们宣称他们没有能力去处理宗教上的事务，并拒绝越权去判决一项神学事件。无论如何，委员们宣称，在这棘手的问题上，他们一定要征求瑞士其它宗教改革教会的正式意见。这一要求是对波尔塞克的拯救，因为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在私下已完全作好准备，使他们狂热的日内瓦同事受到挫折，他们一致同意拒绝把波尔塞克的言论看作是渎神。市行政会判决被告无罪释放。加尔文对他的受害者搞不出什么名堂，只能以市行政当局明令波尔塞克必须离开日内瓦聊以自慰。
只有一项对异端的新的成功的控告，才能使人忘记加尔文在神学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曾成功地受到非难。对塞维特斯的胜利可以补偿独裁者的失败而了结波尔塞克事件。而对付塞维特斯，成功的机会是巨大的，是更有可能的。塞维特斯是一个外国人。在日内瓦，他不象卡斯特利奥和波尔塞克那样有许多朋友、崇拜者和援助者。此外，几年来，改革的教士们处处遭到他对三位一体的大胆攻击，以及他挑战的方式的凌辱。把这个没有背景的局外人作为榜样是比较容易的。从一开始，审讯就是纯政治的；这是一个事关加尔文是不是继续统治的问题，是一场激烈的竞争，表明究竟加尔文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精神上的独裁者去实施他的意志。如果加尔文只想去掉私人的和神学上的敌手塞维特斯，那是非常容易的。日内瓦的审讯刚一开始，法国司法当局就派一名使者来，要求把那个流亡者交给维也纳。此人已在法国判刑，绞台已为他准备好。这对加尔文是一个扮演宽宏大量的角色、并去掉他所恨的仇敌的一个绝妙的机会。就日内瓦考虑，市行政会只要批准引渡，令人厌倦的塞维特斯事件就可以了结。因为几世纪以来，对独立的思想家判罪烧死所引起的公愤都归于天主教宗教法庭了。但加尔文反对引渡。对他说来，塞维特斯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目的，借助于他，他可以不容置疑地表明他自己的教义不可侵犯。塞维特斯将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人。因此，那法国密使只得怏怏回国。新教独裁者打算把审讯置于他的权限下进行，这样，所有的人就会相信，反对加尔文大师将会有何等的灾祸。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朋友们，和他的敌人们一样，很快就认识到塞维特斯案件只不过是独裁者权力的一项试验。因此，自然而然地，朋友们和敌人们一样，尽他们一切可能阻止加尔文那样做。对那些敌对的政治家团体来说，那不幸的塞维特斯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根可用作使那专制暴君坐不稳的橇棒。他们绝不会关心这根橇棒是否会断在他们的手里。那些塞维特斯最好的朋友们，帮了他们的被保护人的倒忙，因为他们所散布的那些不实的消息，只能使塞维特斯更加歇斯底里地得意。他们给犯人的秘密信件力劝后者要加强抵抗，那只能造成灾难。能使他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