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杂忆- 第1部分

　　缘　起

　　2003年年末的时候，我接到一份寄自北师大的请柬，说是要召开启功的书法学国际研讨会，请我去参加。我不是书法家，他们可能是想到我是启功先生多年的忘年交，对先生我极是崇敬，曾多年筹划要为启功先生写“传”的缘故。
　　说到写“传”，是我多年的梦想，我觉得像启功这样的学者，如果不能给他写一部“传记”，将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为此，我曾多次向他做过试探，可是启功的想法却与我大相径庭。
　　我当即反驳说：“不对！在我看来，您是一位中外知名的大学问家，您不但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还是北师大从教几十年的教育家，在语言、文学、诗词创作、古书画鉴定等方面都是大家，在中国名人传记中，少不了您这大学问家！”
　　启功听了却不激动，慢条斯理地说：“你一上来说了这么多的‘家’，我实在担当不起。我说的都是实在话，我是个普通人，‘传记’之类就免了吧！再说让我回忆过去那些伤心事是很痛苦的，提起来就禁不住要掉眼泪，何必再去翻箱倒柜呢！疮疤都已经长好了，就不要再去揭它了。记得1979年咱们刚认识时，对你约略说过我的家史，当时，我几次止不住流了眼泪，我看你也是流着眼泪听，流着眼泪在记着，难道你还嫌不够，要我再痛苦一场吗？还有必要再重复一次、二次？”他又自问自答地说：“到了现在这把年纪，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不要再去揭旧的疮疤了。”真是这样，自从启功向我第一次谈起他鲜为人知的家世后，他便很少再向别人谈起。
　　那次，关于写不写“传记”的谈话中间，我第一次与启功争论起来，最后他看我实在很执拗的样子，就换了一个角度，用很和缓的口吻说：“你看过一本《胡适杂忆》吗？那种写法似乎是可取的，就是你不要听别人胡说，你把你在一旁看到的一些琐事加几句评语写下来，叫别人去慢慢品味吧。”我说：“那不就成了时下流行的‘戏说’了吗？”他说：“你不要看别人怎么说，只要根据自己所见秉笔直书就行了，一家之言嘛！”我茅塞顿开，老先生绕着弯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他的潜台词是说，实在要写，你就写一本类似《胡适杂忆》这样的书，把你从旁观察到的一些琐事，把我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吧！
　　于是，我们的争议停止，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从一个老图书馆里借到了一本20世纪50年代台湾出版的，纸张已经有些发黄的《胡适杂忆》，这本书是胡适的几位老朋友从不同的侧面写的胡适一生轶闻轶事的杂忆，所说的事情虽小，但十分中肯精到。我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他们写得很平实，确有值得借鉴之处。从此我熄灭了写“传记”之火，心中却埋藏下写《启功杂忆》的念头。
　　一晃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启功先生年事已高，常有这样那样的小恙，为了使先生安心疗养，我少有打扰。这次北师大召开的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为我再次提供了与启功先生见面、谈话的机会。会上国内外著名书法家云集一堂，对启功在书法上的成就众口一词地称道，不免又勾起了我埋藏心头的想为先生写点什么的念头。回到家后，我把二十多年来与启功相处的资料一一摆上书案，开始了这本小书的写作。

　　家　世

　　启功先生的向来不大愿意向外人道及。去年，中央电视台某著名主持人（这位主持人以能够掏出任何人的隐秘而著称）在采访启功时曾经问及启功的家庭出身，启功对这个问题反应冷淡，王顾左右而言他，东一头西一棒槌，弄得访问者如坠五里雾中，悻悻而去。个中缘由我大略知其一二。其一，这都是很遥远的往事，启功今天可以很容易说出《红楼梦》中某个人物的背景，却不愿说出自家的身世，因为启功并未身临其境，许多细节已无从探究，让他如何绘声绘色地去描述呢！？其二，启功向来不愿炫耀自己，以启功先生的为人，他成长
　　的年代也是解放前后，他出生于辛亥革命后一年，实际上并没有承受多少令人羡慕的门荫，从他这一代起饱经忧患，孤苦奋斗，他的曾祖父从幼时起就走上了通过科举升迁之路，到了启功这一辈，大半辈子生活于新旧社会交替之中，我窃思启功先生一定不愿多提及曾经显赫一时的家世，甚至想把这些东西摒出自己的记忆。
　　1979年，我第一次访问他时，他说过：“提到我的祖先，他们的路已经走完了，而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启功先生1912年7月26日出生在北京。据说他的哭声比其他婴儿清脆许多。他是长子，是皇族，理应得到更多的雨露滋润。
　　启功先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儿子，排行第五，名弘昼。由于雍正皇帝没有把皇位传给弘昼，而传给了他的四阿哥——弘历（乾隆），弘昼自然只能当“王爷”了。因清代的爵位只由长子继承，到了“王爷”的下一代，也就是启功的高祖父载崇，由于他不是正室生的嫡系长子而被打入旁支另册，成为“旁支骈母”，只好从王府中分离出来，受封一等辅国将军。这时的启功家族，可谓今非昔比了。启功的高祖父去世后，到了启功的曾祖父溥良这一辈，已经沾不上皇家祖荫，成了所谓强干弱支，受封爵位的俸禄连养家都不够，只好靠教家馆来维持生活。启功的曾祖父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虽然他仅靠教家馆度日，每月挣四百两银子并不算少，但家口众多，仍然要奋发图强。他意识到，祖上的辉煌已经不能对自己有任何帮助了，他不甘居人之下，靠自己的努力谋取功名。由于有爵位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他就向朝廷请求革除封号俸禄，作为白丁走上科举入仕之路。启功的曾祖父破釜沉舟的努力终于使他考取了功名，他曾任江苏和广东学政。据《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记载，他在朝廷中先后担任过理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督察院满左都御史、礼部满尚书、礼部尚书。
　　启功的祖父名毓隆，在溥良的影响下，也走了科举之路。他是翰林出身，善书法，为典礼院学士，曾任四川学政、主考。
　　值得一提的是，溥良任督察院满左都御史时，担任这个职务的汉左都御史，正是以后临危受命、重振了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两人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以后溥良的曾孙启功，在由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执过教，声望远在他们之上。
　　似乎启功家族的自我奋斗精神，是充满遗传因子的，但启功的父亲爱新觉罗？恒同却未能充分体现这种精神。启功父亲的命运很不幸，在19岁的时候，尚未踏入仕途就早早夭亡。当时启功刚满1周岁，若不是祖父尚健在，可以想像，世界会为这年仅1周岁的启功勾画出一幅什么样的前景呢？！即便随祖父生活，减少了一些困难，但家境已相当贫寒。祖父是做学问的人，自古做学问的人，是没有太富的，因此，初涉入世的启功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河北易县度过的。之后的十年光景，启功在长辈的关爱和呵护下，过得很幸福。
　　那时，曾祖父有一门生，名叫陈云浩，亦是翰林，家为河北易县首富，广有资财，于是出资在易县城中购买房舍，请启功祖父居住，祖父携家人便迁居易县。易县是清西陵的所在地。
　　启功10岁的时候，祖父也去世了，这下真的成了孤儿寡母，当学政的祖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却留下了一些科举门生，其中也有曾祖父的门生，仰仗这些门生的周济，启功得以上学读书，并在学问上屡屡得到祖父门生的指点。

　　苦　难

　　为祈福长寿，祖父让启功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并接受当时的班禅喇嘛的灌顶，取名为“察格多尔扎布”（金刚佛母保佑的意思）。这雍和宫原来为雍正做亲王时的府邸，雍正三年（1725年）改为雍和宫，成为喇嘛寺。前殿供奉有黄教宗师宗喀巴铜像。这尊铜像是启功的师父筹集善款铸造的。每年春节，启功都要穿戴整齐去雍和宫参加佛事活动，他毕恭毕敬地坐在他第一次坐禅的垫子上，合掌闭目，将经文背诵如流。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环境里，启功的童年虽没有当年的豪华生活，却也在普通家庭之上，享尽了天伦之乐，过得幸福而愉快。他受到了严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养成了一生谦虚谨慎、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尊重老师的美德。
　　1922年，启功10岁时，曾祖父溥良因病在大年三十晚上去世。之后叔祖和续弦的祖母也与世长辞了。年幼的启功一夜之间，由大家钟爱的孙子，变成了承重孝、做主丧人的角色。这时的家业因偿还债务而破产，又卖掉了家藏的书画做殡葬的费用。当时母亲克连珍和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三十岁左右，便挑起家庭重担。在满族家庭中，未出嫁的姑姑地位是很高的。恒季华为了教养这一单传的侄子成人，毅然终身不嫁，并把自己看做这个家庭的男人，启功称姑姑为“爹爹”（按满人的习俗“爹爹”为叔叔的意思）。但是，在旧社会，这样孤儿寡母的家庭，没有经济收入，生活很快堕入贫苦境地。他的曾祖父和祖父的一些门生，看到启功一家生活艰难，把对老师的回报都集中到启功身上，经常周济他们一家。祖父在四川当主考时的门生邵从恩先生和唐子秦先生，共同募捐筹钱，然后把筹到的钱买了公债，每月可拿到三十多块银元的利息，他们把钱亲自交到启功家中，这些钱可以勉强维持一家生活之用。邵、唐两位先生鼓励启功努力学习，并表示愿意供他上大学，出国留学。在这样的情况下，启功学习也很刻苦努力，生怕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但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启功家中毫无积蓄，经常遭到豪亲贵戚的白眼，那些人不同他家来往，怕被他家沾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启功的情绪经常处在矛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