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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罢饭，启功又把碗筷端端正正地摆在木盘里，端起来要去刷碗。我立即说：“我去刷吧！”他顿了一会儿，对我说：“你知道怎么刷？又在哪儿刷？刷完后又往哪儿放？”我反驳说：“刷个碗谁不会，刷完就放在碗柜里呗！”他根本不理，两手端着木盘，一边嘟囔，一边往厨房走，我就跟在他后头，真想看看他刷碗是不是有什么新花样！果真花样很新——先一个一个把碗碟刷好，再一个一个地拿在手里，把水甩得干干净净，再一个一个整整齐齐地摆在木盘子里，最后端端正正放回柜子里的上端，嘴里还是嘟嘟囔囔地说：“这，你会吗？最后就该这样的放在这个地方……”说完还拿手指了一下。
碗刷完，我又跟在他身后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他很是得意的样子。
他刚坐下，胳膊一蹭，把一把小刀刮到了地上。我说：“您别动，我来捡！”他又不急不慢地说：“你知掉在哪儿？”我说：“那不就掉在您坐的椅子下面吗？”他说：“我自己能捡，为什么这么点自由都不给我！”
启功很讲礼节，他每逢出门或给学生讲课，总是穿得西装革履，整整齐齐。一回到家里便宽衣解带，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在家中衣饰就很不讲究了。冬天的棉袄，袖口处半尺长的大口子，他照穿不误。秋天的毛衣，袖口上有许许多多的大小洞，他照样穿得心满意足。下身喜穿肥肥大大的绒裤或秋裤，足蹬旧得也有年头的千层底布鞋。
数十年节衣缩食，所有“俸禄”，全用在买书和周济别人上，家中至今除了堆得满满的书籍，别无他物。平时，就是他侄子、侄媳照顾他。他们俩都有自己的工作，下班回来就紧忙乎给启功做饭，他饿时，就吃几片饼干。他从来没请过保姆，他没有儿女，他说，至今能有侄子侄媳妇关照他就很满足了。
荣 辱
如今已快92岁的启功先生，他的博学、他的幽默、他的超脱、他的慈善、他的坦然告诉了人们：他看待人生的态度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他还带着博士研究生，按时去书房给他们上课、答疑。他每天要借助高倍放大镜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因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严重影响视力，他已经很难用毛笔写字，就用硬笔写文章或随笔。由于目疾影响，他行动不便，目前已很少接待客人、出行，开会要借助轮椅
。
87岁时，国务院聘请他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他于91岁出席全国政协第十届全体会议，再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有上百年历史的杭州西泠印社，请他担任社长，他欣然接受了。
启功先生既是一位高逸之士，又是一个尘世凡人，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人间正直、善良、宽厚、博爱的美德。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心，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一般老人，多爱回忆，启功却极少回忆，即便回忆也只是文坛掌故、名士逸闻，并无伤感之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启功先生的生命力极似原上草，顽强旺盛，是心智的力量填补了体魄的不足。
难道启功先生真的没有悲伤，真的没有烦恼吗？不！
对启功在二十年中所遭受的苦难，人们只能通过他对亲人、恩人、友人的纪念文字中获得片言只语的了解，更多的只能从他充满调侃幽默的诗句韵文中体味到。他对自己的不幸经历从来没有写过任何回忆文章，也从来没有对过去的人和事发表过任何看法。家人和朋友感觉他一定有很多委屈，希望他能够诉说出来排解悲情。人们遭受苦难，受委屈时，何尝不可悲怆地呼天地父母，何尝不可诉说、抱怨，寻求解脱，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人之常情。但，启功从不抱怨，也不肯讲出来。
有很多人曾问他：“您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为何还这样开朗？您是怎样对待人生的？”
他很平静地说：“人的一生主要是‘过去’和‘未来’，‘现在’很短暂，已经过去的事，还想它做什么？要多想未来。我幼年丧父，中年丧母，老年失去老伴，没有子女，但很舒服，什么牵挂也没有了。当‘右派’不许我教书，我因祸得福，写了许多文章。幸亏有那么些曲折，让我受到了锻炼。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有许多因素，遇到挫折我不生气。我最反对温习烦恼，自讨不痛快干什么！”
启功先生能够把一个人的自我成败从小悲中解脱出来，转成一种养生之道，也许这就是他为何九十高龄而精神健旺的原因。
启功先生把痛苦放到哪里去了呢？
启功说：“我是相信命运的，但不是通常大家理解的宿命论的命运，这‘命运’是由时间、地点、条件构成的，三者缺一不可，三方面差一点碰不在一起，也构不成我指的‘命运’。被划成‘右派’，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
这是对“命运”多么富于哲理的解释！
被划成“右派”，受苦的不仅是他一个人，他说：“这场浩劫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是人们在历史上写下的一幕幕悲剧的延续！”他没有指责，而是默默地容忍了一切。他没有把苦挂在嘴上，没有写到书里，更不拿来显现在身上，因为他确实不愿意让它们流入这个世界，再次增加烦恼。
有一位先生，当年批判“右派”时批启功积极，后来见到启功，觉得很不好意思，启功反而安慰他说：“那个时候好比在演戏，让你唱诸葛亮，让我唱马谡，戏唱完啦就过去了。”这是启功的真心话。
先哲在《大丈夫论》中讲道：“世间众生以破苦故名为解脱，修悲者破他苦即是胜解脱也。”惟有明了缘由的智者才能有如此度量。启功虽是一个凡人，可他所作所为堪称大丈夫！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启功已经开辟了一条对古代字体和诗文声律进行独创研究的蹊径，他已融会了古典文学、经学、史学、哲学、宗教学以及书法史、绘画史、礼仪民俗、古代典章制度等诸多学科，被他称为业余嗜好的书法，由于史无前例的“运动”而练得“登峰造极”，所获得的声誉远远超过了他的本职工作。
他这个“右派”被彻底平反了！接着，书法家、画家、诗人、文物鉴定家、教育家等各种头衔来了！崇拜者来了！荣誉、地位、财富都来了！
这一切，启功依然平静面对。苦尽甘来他轻声吟唱：“荣枯弹指何关竟。”无论逆顺伴随，好丑面前，他都能心平气和，不生烦恼。
启功那首广为流传、看似戏言的《自撰墓志铭》中曰：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
这首写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三言诗，诗不诗，词不词，是一顺口溜，风格谑调，但这正是他参透几十年苦辣酸甜的感受。
通过这苍凉的话语，人们不难想像，一个政治上被孤立的人，亲情对他是多么的重要，更可以感受到启功在失去至亲、恩师以后，在无情的岁月中独自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孤独无助使他对每一滴同情的眼泪都那样珍惜和怀念。
启功先生的人格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
时下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一批追名逐利之人，一张小小的名片上，恨不得把自己曾经任过的任何一个职务都写上。而启功素来不印这样的名片。在小乘巷住时印过一张名片上只写“启功”二字，其他一概不提。事实上启功先生的名人头衔，罗列起来恐怕不是一张名片能容纳得了的。我第一次在小乘巷采访他时说漏了嘴，称他是“书法大师”，他马上正色加
以纠正说：“你把‘大师’两个字去掉，我顶多只是一个爱写字的书法家而已！”就在那次谈话中，我看到桌上堆放着一叠散发出油墨味的书稿校样。
我问：“这是您的大作？”
他说：“哪里，这是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一部分旧稿，书名叫《启功丛稿》，不值得看的。一定要看，你就看我写的这段前言吧！”
功幼而失学，曾读书背书，虽不解其义，而获记其句逗。曾学书学画，以至卖所书所画，遂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又曾学诗学文，进而教诗教文，久而诗略悟其律，文略悟其法。究之，庞杂寡要，无家可成焉。
今谬承中华书局辑印拙作零篇，为此小集，其曾单行成册者，如《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不复阑入。笔濡颡，书此前言，忸怩之情，读者不难烛照。
此册所存，或以曾贡严师，蒙掀髯而颔首者；或以曾呈益友，见拊掌而破颜者。非敢炫其芜篇，庶以铭斯高谊。
昔郑板桥自叙其诗钞有言：“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夫有鬼无鬼，为变为厉，俱非吾之所知；惟欲藉此申明，凡拙作零篇，昔已刊而今不取者，皆属无聊之作耳。
旧作《沁园春》一首题稿册之前者，附录于此，以当自赞。其词曰：
“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解超。
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收拾起，一孤堆拉杂，敬待摧烧。”
1981年夏历新春，启功自识，时我生已入第七十年矣。
读罢这篇“自赞”词，我不禁愕然。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自己的书屋中治学四五十年，学识宏通，对清史、美术史、书法史、文学史、古典文学、考证学，均有独到的研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