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鳌！保都狄皇住罚备晟显绕奘攀澜煳逯苣暌樱�1981年作。）启功还有了“我应该受些苦才对得起她”之想。这种朴实宽厚的夫妻之情，以及可以猜测的启功心中“她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的那种愧疚，不正是反过来说明了启功的道德情操吗？
《痛心篇》和《赌赢歌》两首诗，在启功所作大量诗歌中占有极重的位置，那深远感人的爱，读后催人泪下。
《痛心篇》是启功先生1971年至1975年之作。老伴去世以后，启功的哀痛难于言表，他长久地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之中，写下了催人泪下的《痛心篇二十首》，以极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他与老伴之间生死相依的深厚感情：
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
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
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
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
我饭美且精，你衣缝又补。
我剩钱买书，你甘心吃苦。
为我亲缝缎袄新，尚嫌丝絮不周身。
备他小殓搜箱箧，惊见衷衣补绽匀。
病床盼得表姑来，执手呆咛托几回。
“为我殷勤劝元白，教他不要太悲哀。”
君今撒手一身轻，剩我拖泥带水行。
不管灵魂有无有，此心终不负双星。
梦里分明笑语长，醒来号痛卧空床。
鳏鱼岂受常开眼，为怕深宵出睡乡。
狐死犹闻正首丘，孤身垂老付飘流。
茫茫何地寻先垄，枯骨荒原到处投。
《赌赢歌》是启功1989年冬之作。
章宝琛在病中曾对启功戏言，她死之后一定有人给启功再找对象，并说不信咱们可以赌下输赢账。她去世之后确有不少亲朋好友来为启功做媒，甚至有人自荐，都被启功一一婉言谢绝。1989年秋，启功突发心脏病，不省人事，经北医三院抢救后才脱离危险。启功苏醒后，郑重宣布和老妻赌下的输赢账是自己赢了，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长诗《赌赢歌》诗曰：
老妻昔日与我戏言身后况，自称她死一定有人为我找对象。我笑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傻且疯，妻言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我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生还，她说自信必赢且不需偿人世金钱尘土样。何期辩论未了她先行，似乎一手压在永难揭开的宝盒上。从兹疏亲近友纷纷来，介绍天仙地鬼齐家治国举世无双女巧匠。何词可答热情洋溢良媒言，但说感情物质金钱生理一无基础只剩须眉男子相。媒疑何能基础半毫无，答以有基无础栋梁摧楼阁千层夷为平地空而旷。劝言且理庖厨职同佣保相扶相伴又何妨，再答伴字人旁如果成丝只堪绊脚不堪扶头我公是否能保障。更有好事风闻吾家斗室似添人，排闼直冲但见双床已成单榻无帷幛。天长日久热气渐冷声渐稀，十有余年耳根清静终无恙。昨朝小疾诊疗忽然见问题，血管堵塞行将影响全心脏。立呼担架速交医院抢救细检查，八人共抬前无响尺上无罩片过路穿街晾盘儿杠。诊疗多方臂上悬瓶鼻中塞管胸前牵线日夜监测心电图，其苦不在侧灌流餐而在仰排便溺遗臭虽然不盈万年亦足满一炕。忽然眉开眼笑竟使医护人员尽吃惊，以为鬼门关前阎罗特赦将我放。宋人诗云时人不识余心乐，却非傍柳随花偷学少年情跌宕。床边诸人疑团莫释误谓神经错乱问因由，郑重宣称前赌今赢足使老妻亲笔勾销当年自诩铁固山坚的军令状。
其实，这不是说启功自己赢了输赢账，而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真情难抛，他在一首悼亡诗中写道：
先母晚多病，高楼难再登。
先妻值贫困，佳景未一经。
今友邀我游，婉谢力不胜。
风物每入眼，凄恻偷吞声。
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我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却不能‘有福同享’。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已经觉得名不符实了，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况且我已无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无儿无女，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我要钱、要物、要名、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劫 难
启功到北师大以来，生活一直是比较安定的。
不料，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启功的生活就像突然间做了一场噩梦一样，一场劫难降临了，先是莫名其妙地被划成“右派”，后是接踵而来的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当初，他的确不知道这档案子的由来，那时，他的老伴还在，两人夜里睡不着觉，就偷偷讨论起这个话题。
启功只能从他的阶级出身找原因，但是，是从什么事情上引起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真是一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无妄之灾。
后来，他被揪到中国画院开批斗会，才把事情的原委慢慢地弄明白了。
原来，这件事是从画院引起的。
当时，周总理为筹办建立画院的事，从香港请来一位画界的名人叶恭绰，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受命组建中国画院，任院长并招揽了一批中青年画家到画院工作，也邀请启功到中国画院去。启功在书画上的造诣是很有名的。但启功想：“我是师大的人，主业是教书，再说，校长陈垣是我的知己，怎能抛弃师大这一摊事业，转去搞画院呢？”就对叶说：“我有封建感情，老记着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他活着一天，我就不会离开师大！”两人来回纠缠了几天，还是陈垣说了话，陈垣说：“这样吧，师大这边不要离开，但你可以拿出半天去画院，权当帮忙！”老师的话，启功只得服从。
到了画院，他确实帮了不少忙，所有的公文报告都是他起草的。到了“反右”运动时，画院的人忽然想起了他，说他是叶恭绰的“狗头军师”。
其实，启功在画院的问题，最后也没几条像样的“罪状”，查所有档案记录没有任何言论，因为是搞运动，后期不得不照此例划几个“右派”，启功就这样被划进来了！
不过，启功对“右派”两个字是无所谓的，只是后来加“分子”两个字，他就受不了啦！因为一加“分子”，他这个具体的人就突现出来了。当时他的心情不是很沉重的，而是一种无可奈何，他想，既然是搞运动，好比发一次大水，把多少房子和人都给冲了，命好的，可能逃出来，命坏的就要溺于水下，我就是那个倒霉的，这能怨谁呢？
划了“右派”，课也不能上啦！亲朋好友几乎不来往了！家里清静得很，这倒给他写作、思考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启功慢慢地从倒霉中品出其中的滋味来。每天开批斗会，他就优哉游哉，他就计划着写几本书，他的“脑力劳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当他被拉去陪斗，被抓去给造反派抄大字报的时候，台上哇里哇拉大喊大叫的声音，在他脑子里却变成了古诗文平仄的声律；当年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的情景在脑子里一幕幕地影现出来。他非常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脑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使，这么灵便。他自己备了一个小记事本，还有一根铅笔头，一有奇思妙句，便记下来。半夜里睡觉，忽得一妙句，就爬起来匆匆记下来。第二天早晨一看，竟是逻辑性很强的、很精彩的见解，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出于自己的手。
因为怕人家看到，批他“不好好改造，走白专道路”，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大部分写在香烟盒、旧信封、小学生作业本的背面。写好后，就塞到房屋的一个布口袋里，到1962年，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时候，他写的纸已经装满了四个口袋。
有时被拉去开批斗会，也是会上一出，自己心里唱的是另一出。写交待材料的时候，他也用大部分时间写自己的东西。有时搞专案的人来了，发现后呵斥他一顿，他嘴上唯唯称是，私底下仍然照写不误。老伴深知启功的为人，每天回家的时候，便摸一遍启功的口袋，凡是有字的纸便掏出来，用手理平藏到后屋的布口袋里边。在被划入另类的日子里，这个一向老实巴交的人，就是用这样“虚与应付”的法子，到1974年宣布解除他的管制的时候，完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诗文声律论稿》。一个“右派”出书，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中华书局的一个造反派头头，煞有介事地说，启功书稿中有不健康之处，他告诉启功，你的书我们“不要”。启功回答也干脆：“不要就不要。”因此，这本书一直拖至1977年才得以问世。
结成集子前，启功做了些修改、补充，然后用小楷写成大32开给了中华书局。出版社提出了一些意见，说修改后才能出版，主要意见是：
1。大32开版本是“封资修”的东西；
2。现在这本书上的“前言”没有毛主席教导字样，这是不允许的；
3。这本书是讲诗的，里面引用的名句竟是“封资修”的东西，什么李白啊、杜甫啊……就是没有毛主席的。
所以当时把书稿给退了回来。
退回来以后，启功先按出版社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又用小楷重写成小32开，之后，交给了出版社，这才给出版了。
《诗文声律论稿》一书，是启功教古典文学的一些经验所得，是古典诗、词、骈文、韵文、散文等文体中的声调特别是律调的法则，所采取的方法，是摊开这些文学形式，分析前代人的成说，从具体的现象中归纳出目前所能得出的一些规律。启功先生很谦虚地认为，现在只能指出它们的“当然”，还不能讲透它们的“所以然”，这些初步的结果，仅能说是进一步研究的阶梯和材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