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游说过一遍了，他诱惑我说：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办成了，你的名字也会写进书里，到时候你会因为老外叔公而出名的。我那会儿正好是焦头烂额、恨不能拉赞助赎被子的时候，但我的口气很硬：我可不希望因为别人而出名，我希望老外叔公因为我而被更多的人知道。这句话说得很漂亮，赢得了外公的尊重，他说：好样的，有你老外叔公的风范，他当年和你一样，不入国民党，也不入共产党，要自立一派。
当时我的话只是一句玩笑，而今我的书要出版了，特别在此提一笔，算是对他老人家的一点交待。
外公出生在1923年，他父亲曾经担任伪县长，站在国军那边，叔叔是民主战士，支持共军。外公解放前在大学里学农，毕业后回县里给安排了一个伪农业部部长的职务，结果没几个月就解放了，从此万劫不复，历次运动没一次躲过去的，等平了反就直接退休了。而他的叔叔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外公的前半生看起来像一个黑色幽默，所谓黑色幽默，就是在里面的人痛苦万分，而外面的人看起来特别荒谬可笑。
我爸爸这边的成分是三代贫农，在所有亲戚里，外公的学历最高，所以我和姐姐的教育方向问题都是由外公来抓的，因为不住在一起，外公一直用通信的方式来遥控，在我印象中，我写的第一封信可能就是给外公的，最密集的时候几乎每周一封，在我爸的压迫下，像做作业一样。
外公所有给我们的信都有一个复写版，准备等我们出名以后，当作成功教育的典范出书用，书都编好了，名字叫《苦口妄言——争夺青少年一代书信集》，只是我们都不肖，至今也没有出名到那种程度，令他完成心愿。
对外公的态度分成好几个阶段，起初是盲目崇拜，年纪大一点觉得他教条啰嗦、家长作风，那会儿应该是在初中，逆反得厉害，我们经常在信件里唇枪舌剑地辩论，我姐的反抗尤为激烈，以至外公扬言要放弃她，年纪再大一点我学会了不和他一般见识，经常敷衍他。等工作以后，我也日渐成熟圆滑，每次去看他都能把他逗得很高兴，其实人老了，就像小孩子一样，或者因为很少见面，关系才显得更融洽了。
外公的性格比较孤僻，不太喜欢交际，繁文缛节和人情世故也能省就省，没有太多物质的要求，不遛鸟、不养花、不下棋、不搓麻，平时只喜欢读书看报，爱和年轻人聊天，好为人师。他和我在一起总是教育我或者探讨问题，唯一一次他偶然讲起他年轻时候的事，令我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做进步青年状，考大学不要家里的一分钱，只身去重庆，半工半读，结果考试的时候因为长时间营养不良急性肺炎发作，当场晕倒，被拉到医院急救，只好第二年再考。他在一家电影公司打工做看片员，一开始特别高兴，因为可以白看电影，看了一段时间看伤了，只要一听说有新片来就想吐，后来又做出纳，曾经给当时的很多大明星发过工资，比如，孙道临、白杨、胡蝶、赵丹什么的。我总觉得那是《围城》里才有的情景。
我一直鼓励他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出版的事由我搞定。很显然他把我的话当做玩笑了，也可能他觉得这种鸡零狗碎的事根本不值得一提吧。
由一个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学究，历次的运动显然起到了改造人的作用，我印象中外公一直心有余悸，在家从不许大家说出格的话，写信也非常党八股，来不来就探讨人生观、思想教育、唯物主义啥的，私底下还经常说，小心驶得万年船，搞不好什么时候又变天了。直到这些年改革形势大好，格局已定，他才不太提这些事。
我爸爸平时很絮叨，但是只要和外公对上就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只有多年以后《大话西游》的唐僧堪与匹敌，往往是从晚饭开始说，一直到所有电视台都道晚安，说得一家人人仰马翻、哈欠连天。不仅如此，外公还每天深夜三四点醒过来和外婆聊天，话题可能关于哲学、科学、社会学，而且声音巨大。我想大概是上半辈子压抑得太久了，终于到了能可着劲说话的时候，就有点收不住了。
外公一生都在追求科学精神、客观真理，他总喜欢把自己搞成针砭时弊、顶风作案的姿态，比如他把自己的那本书取名《逆耳集》，封面是钢笔画的大警钟，大有世人皆醉他独醒的意思。而在我看来，他的主体思想中融合了各种哲学片断、市井伦理、名人警句、宣传口号、自说自话，什么都是，什么也都不是。既不尖锐，也不逆耳，基本上可以作为大学生思想修养的补充教材。我很佩服他能够一直保持着这种另类的姿态，即使是歌功颂德，他也保持了这个范儿：哪怕再多人反对，我也敢说，人民群众就是历史的创造者。纯粹的老派知识分子的作派。他还总把在文革时受迫害归于自己不说假话，敢于仗义执言，而我很怀疑，就他的出身，即使他肯说假话，有谁会搭理他。
外公在晚年落下了一个给有关部门写信的毛病，92年联合国开“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他给筹委会写了一封标题很长的信：《及早遏制人口过度集中热潮，运用高、新、尖科技开发地球新领域才是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根本有效捷径》。除此以外，国家环保局、全国政协副主席、卫生部等众多领导都被他多次骚扰过，当然没有得到过回应，他便埋怨底下人搞官僚主义，不给他往上递，阻挠了他造福全人类。我只好劝他：您都干一辈子革命了（当然，前大半辈子是“反革命”）还不放手，都像您这样，年轻的干部怎么才能成长起来呢，也该给他们一些独立开展工作的机会嘛。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说得外公非常受用。
外公在书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坚定执著、积极向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实骨子里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把世事看得很悲凉，对大多数美好事物都缺乏信任，总是一眼看到丑恶的一面，有时一针见血到刻毒的程度。我宁愿相信这是他真正的一面，不管他如何掩饰，几十年的劫难已经在他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除了真理方面的爱好，外公还是一个生态农业的积极倡导者和小发明家，生态农业是他的专业，而小发明是他的业余爱好，我觉得他在搞这些小玩意儿的时候还是蛮可爱的，比如，党中央在提倡“四菜一汤”的时候，外公立刻发明了那种分好几格的午餐盒，这个发明被政府发了奖状，现在还在被大量使用，很多一次性饭盒也使用了这种格局，如果当时他申请了专利的话，可能早就是百万富翁了；比如，可以用作钢笔、秤、尺子、指挥棒、教鞭的多用拉杠工具；比如，被他命名为“风火轮”的两个轱辘的溜冰鞋；比如，球形磁疗按摩器；比如，把鼠害变为鼠利，综合开发利用鼠资源的计划；等等。
为了增加动手能力，他经常捡些别人废弃的旧电器、电线回来，捣鼓来捣鼓去，后来上了瘾，上街的时候眼神和普通人都不太一样，尽往犄角旮旯里瞅，但凡能体体面面拿着的一律收回来，堆了一阳台。后来，他体力不行了，加上搬了新房子，只好绝了搞应用科学的心，转而从事理论研究。
外公幼年随他父亲去过日本，英文很好，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为此他对新生事物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对科技方面的进步，每次见我讨论最多的就是最新的科技发展，有的是我还不太知道的。大家都学电脑的时候，他拿硬纸壳画了一个键盘，拿着练打字，说要体验一下高科技。后来有人给他一个手机，他立刻兴致勃勃地去上了一个号，其实他根本就不出门。
很惭愧，我对外公的了解其实很少，过去浪费了太多时间来探讨真理，后来则很少见面，而且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关于外公的记忆只留下了这些鸡零狗碎，我想，其实他的一生本可以写成一出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传奇。
外公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天堂和地狱，而此刻，我倒希望有来世，那会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也没有非典。
祝他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