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都得到了新的生命，
到处都开着鲜艳的花朵。
“春天”，又是意味着什么？哦，哦，“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抛锚大合唱》，《民主大合唱》，《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一步一个脚印，马思聪和人民走在一起，和共产党走在一起。他，唱出了人民的心声。
他，是一个进步的、有良心的艺术家。
跟地下党结了厚谊
“1937年，我写了男中音独唱曲《永生》，词是蔡若虹写的。有管弦乐队伴奏。
我记得有一次在嘉陵宾馆孔祥熙主办的晚会上演唱过，周恩来当时也在座。这首歌演完时，周恩来曾和我握手。”《马思聪院长的谈话》，1959年5月20日下午，载于油印本（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1939年底的一天，山城重庆的浓雾刚刚散开，一个20多岁的青年拎着手提包，朝八路军办事处走去。
他叫李凌，一口浓重的广东口音。他是一个酷爱音乐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听说周恩来副主席要找他聊聊，赶紧应召而来。
他一见到周副主席，马上从拎包里拿出崭新的《新音乐》——那是他编的、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杂志。
“《新音乐》的发行量多少？’凋副主席一边翻看着，一边问李凌。
“两三万。”
“哈哈，印数倒不少，这说明你们的群众工作做得不错。”周副主席朗朗笑罢，便把话题一转，“不过，你们的统战工作做得不够好。尤其是在音乐、美术方面，几乎是空白。”
“我们的统战工作，确实做得很不够。”李凌面有难色地说，“不过，在音乐、美术方面，也没有合适的统战对象……”
“谁说没有？”周副主席两道浓眉一扬，说道，“马思聪，就可以找他谈谈嘛！”
在李凌的印象中，马思聪是个“大音乐家”。这样的人，能谈得找吗？
1940年2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李凌到重庆上清寺马思聪家拜访。
相见恨晚，他们一聊起来，竟是那么投机！
那时候，马思聪虽然名声已很大，但是只不过29岁。他显得很淳朴、直爽。他跟李凌都是“老广东”，又都爱音乐，他们用粤语热烈地讨论起音乐创作问题……
从那以后，李凌常常去看望马思聪。
李凌来自延安。他酷爱民歌。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中国民歌研究会”主席。
他收集了中国各地民歌。当他来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时，仍带着自己抄录的二百多首民歌。
在马思聪那里，李凌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跟马思聪谈起了民歌。
马思聪呢，恰恰是一位把中国民歌视为掌上明珠的音乐家。
“1936年，我到北京听了北方的大鼓等民间音乐，我的眼界扩大了，开始认识到丰富的中国民歌是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从1937年开始，我非常注意中国民歌，并力图掌握中国民族的音乐语言。”
（《马思聪院长的谈话》）
李凌拿出他珍藏的二百多首民歌，马思聪边看边哼，陶醉在中国民歌的特有魅力之中。
音乐成了媒介，他与李凌成为密友、挚友、净友。
也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位党在蒋管区音乐界的地下工作者——赵氵风，也常常光临马府。
赵氵风23岁，有着广泛的兴趣。他跟马思聪谈音乐，谈美术，谈文学，特别是谈法国文学——因为马思聪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在无拘无束地“摆龙门阵”之中，马思聪跟赵氵风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短。他们也建立起深情厚谊。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尖锐。马思聪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渐渐看出李凌和赵氵风的“左倾分子”面目，他也并不惊疑，仍一如既往，和他们谈天说地，切磋音乐。后来，当他从别人那里得知，李凌来自延安的“鲁艺”，是共产党，而当时又正值白色恐怖盛行之时，他并不介意。
1942年，马思聪在“反内战、反分裂”的各界人士的宣言上签字。他的大名，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他的政治倾向，已经十分明确了。
1944年。昆明郊区一间农舍。
马思聪穿着一身西装，无心于作曲，不时来到大门口张望。他的妻子和妻妹，穿着旗袍，也不时把目光投向屋外。
他们借住在这里，正等着一位客人的光临。
说实在的，马思聪邀请这位客人来家访问，最关心客人的还是马思聪的妻妹。
妻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她听说那位客人是共产党，真想亲眼见一见——她从来没跟共产党打过交道，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模样。虽然她并不相信共产党“青面獠牙”，可是，在她的想象之中，共产党如绿林好汉……
一个穿蓝布长衫的青年，朝这边走来。虽然马思聪的妻妹早就看见他，可是，她以为是过路人罢了。
近了，近了，马思聪和妻子跑出去迎接那个男青年。这时，马思聪的妻妹满脸惊讶：这个温文尔雅，像教书先生一般的人，会是共产党？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赵氵风。他正在昆明的“民盟”工作。
客人谈吐不凡，知书识礼，这更使马思聪的妻妹惊讶不已。哦，共产党原来也很有学问。
赵先生跟马思聪谈起了那场音乐会，两人捧腹大笑：
不久前，赵先生和马思聪都参加了“援助贫病作家运动”。他们俩搭档，举办音乐会，门票收入作为捐款，援助那些贫病之中的作家。
音乐会在昆明昆华中学礼堂举行，观众达一千多人，连演三天。赵先生上台独唱，马思聪上台独奏。
赵先生唱着，唱着，忽然自报节目：“下一个节目，《颂歌》，用外语演唱。
这是一支观众几乎没有听过的《颂歌》。赵先生演唱用的外语，几乎没人听懂。
知道底细的，是马思聪：赵氵风在用俄语高唱《斯大林颂》！
在观众之中，懂英语的大有人在，懂俄语的几乎没有。赵先生用极为巧妙的办法，居然大庭广众之中，在云南军阀龙云的鼻子底下，唱起了献给斯大林的颂歌……
赵先生跟马思聪，相视而笑，弄得马思聪的妻妹不知所以，莫名其妙……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马思聪一家如同水上浮萍，东西南北，四海为家。1957年9月23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说：“回忆从1943年到1949年七年中，我们搬了二十二次家，生活非常不安定，常常只能把谱纸放在膝盖上写作……”
散而聚，聚而散。他和李凌、赵氵风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散散聚聚，聚聚散散，不论李凌远走柳州、桂林、台湾，不论赵氵风奉命前往缅甸，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党，一直关心着马思聪。
难忘，难忘。1946年，国共两党面临公开决裂，空气中夹杂着火药味儿。就在这时，周恩来召开了各界知名人士的座谈会，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当李凌暗中把会议的时间、地点告诉马思聪，他，不顾白色恐怖，坦然赴会……
难忘，难忘。1947年，马思聪在广州艺专当音乐系主任，地下党在香港办中华音乐学院，李凌聘请马思聪兼任院长。马思聪答应了，每个月跟夫人王慕理一起到香港去一次。他们不住旅馆，晚上把课桌一并，在教室里一躺，就过夜了。正巧，赵氵风也到香港来了。有一天，乔冠华请马思聪、李凌、赵氵风在茶楼吃早茶。难得的聚会，聊了一上午，肚子里的话儿还没有倒光、中午，换一家餐馆，边聊边吃中饭。真是“话逢知己千句少”，说了一下午，话儿仍像流水一样，没完没了。干脆，上“皇后酒家”去吃晚饭，一直推心置腹地谈到深夜——那，确是难忘的一天！
不久之后，广州艺专音乐系，来了两位新教员，一男一女，兄妹相称。男的名唤吴夫田，人称“吴先生”。此人开三门课——声乐，合唱，音乐欣赏。论教学，无可挑剔的。吴先生口才不错，也颇有学识，显然是音乐界的行家里手。学生喜欢听吴先生的课，说他讲得活泼，知识面宽。
吴先生为人随和，跟同事们都合得来，只不过他在课堂上口若悬河，而跟同事们在一起沉默寡言，绝少谈及自己的身世。
一位姓黄的老师，不知道怎么搞的，对吴先生发生了特殊的兴趣。他觉得，吴先生来得溪跷。他在国内音乐界混的日子不算少，稍有名声的人物他略知一二。这位吴先生既然颇有造诣，怎么如此眼生，连名字都从未听说过？
黄老师知道吴先生是系主任马思聪介绍来的，便去查问马思聪。不料，马思聪哼哼哈哈，爱理不理，问不出个究竟来。
黄老师越发对吴先生发生怀疑。他发觉，每当星期六，吴先生便不知去向。到了星期一，吴先生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出现在学校中。
当然，黄老师本身，也是某种神秘人物。他跟国民党当局的眉来眼去，同事们早有觉察。
吴先生教了一个学期。学期结束时，学校举办音乐会，吴先生登台指挥，大显身手。
音乐会结束时，吴先生和马思聪肩并肩步出礼堂，黄老师紧盯在他们身后。就在这时，门外忽然有一外地赶来的青年，手舞足蹈朝吴先生大声呼喊：“赵先生！赵先生！”
马思聪为之一惊。吴先生闻而不睬。两人只顾加快步子往前走，不理那青年。
黄老师在他们的身后，看得一清二楚。
从那以后，吴氏兄妹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不久，人们从黄老师嘴里听说：吴先生，乃共党分子赵枫也。吴先生之妹非别人，乃赵氵风之妻。赵氏夫妇每星期六，都返回香港，去汇报工作……
不久，马思聪也离开了广州艺专……
在那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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