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高田军医的住处，高田开始对苏原讲述。他说：“我将这种从刑场上秘密抢救中国人生命的试验定名为‘生命通道’计划，顾名思义，就是当前提为胸部枪杀时，为子弹提供一条不会致人于死地的安全通道。然后进行抢救。我不知道当今世界有没有另外一位医生从事这项研究，而我对这一计划进行研究是纯偶然的。那是到中国战场不久，一次，我所在的通化混成第一宪兵队在临江县抓到十几名抗日游击队员，稍事审讯便执行了枪决。那是一个黄昏时分，宪兵枪手杀了人便撤回了营房，第二天天亮掩埋时却发现少了一具尸体。报告给宪兵队古川队长，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军佐闻听火冒三丈，立刻命令部下全力搜索这个竟然能从他枪口下逃生的中国人，宪兵找到一行由刑场通向外面的血迹，还有人爬行留下的痕迹，便断定是那个中国人留下来的。宪兵循着清晰可辩的标记向前追踪，大约追出三、四里路光景，发现那个逃出的人躺在地上，已经死了，身边注了一大摊血。也许宪兵们出于‘交差’的考虑，将这具尸体运了回来，撂在宪兵队院内。我就是这时候看见的这个中国人，他看上去很年轻，脸上还没长出胡须。他身上的衣裳已被血浸透，左胸的枪击日清晰可见，形如一朵紫鸡冠花。大概出于一个医生的本能思维，我头脑中立刻跳出一个疑问：这个年轻中国人为什么遭枪杀却没有立即死去？是他有一颗特别强健的心脏，还是子弹压根儿就没将他的心脏击穿？反正二者必居其一。这一想法使我自己的心脏激烈跳动起来。尽管那时我还不十分明确以后我将有什么目标，可于直觉中，我感到遇上了一个非常奇妙而重大的研究课题。我决定开始行动。我去请示古川队长，说我要对这个中国人进行医学解剖，找到这个中国人迟死的原因，以防止今后有类似事故的发生。‘事故’是一个古怪字眼，医生没能将人救活可称其为事故，而一个刽子手没能将人一下子杀死也同样可称其为事故。后来我想肯定是这个古怪的字眼损害了古川队长的自尊心，所以才那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将这个中国人尸体搬到我的手术室里，开始进行解剖。我不许任何人留在我身旁。我先向这个死去的中国战士深鞠三个躬，这是替我罪孽深重的国家向死难的中国人谢罪，也是为我自己又将令他再受创伤而深表歉意。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下进行完解剖过程。解剖结果证实了我判断的后者：子弹没有击中心脏，子弹擦着心脏下沿飞出体外，就是说这个中国战士没立即死去是由于枪手射击的偏差。他最终死于失血过多。这个结果十分奇妙地使我产生出另外一种联想：假若当时能立即将他从刑场上撤出并进行抢救，这不就可以挽救他的生命了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那么由此再进行一种反向思维：如果事先能给出射手一个错误的导向，使其射出的子弹小心翼翼的躲过心脏去，那么这种拯救生命的行为不就变被动为主动了吗？这一思维便是我的‘生命通道’计划于理论上的开端。这一计划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找到这条神奇的安全通道，二是对抢救出来的人进行有效的止血以及止血之后全部恢复治疗。相比之下，对前者的探寻重要而艰巨，因为即使这条通道事实上存在着那必定是十分狭窄，除却要避过心脏还须避过左胸其他重要器官。另外，子弹的入口在前胸或后背这两种情况又会致使这条通道发生相应的‘位移’，只要出现一丝一毫的偏差便不会成功。当然只要在理论上能得出一种肯定的指示，那么在实践中经不断的探究，终会取得成果。这次解剖使我的‘生命通道’计划诞生于胸。我向古川报告，说我找到了‘原因’，我说当于弹射入人体后，并非是沿直线向前穿行，而是一条向上弯曲的弧线，子弹就有可能绕过心脏去。这个逃走的中国人便是出现这种情况。为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则须对通常的射击点进行修正，向下压低。无知的古川竟相信了我的话，问我可做怎样的修正。我告诉他可事先在人犯的后背上标出经过修正的人射点位，枪手瞄准此点位射击便可。古川遂表示以后处决人犯先由我做出标记。宪兵队枪杀中国人是家常便饭，抓到人随便给个罪名便拉去枪决。说句残酷的话就是，我便有了许多的试验机会。为此我内心感到十分痛苦，每当我站在被杀者身后为其描划标记时，便在心中默默为他们祈祷，祈求上苍能让我标出一条正确的可让我的中国兄弟免于一死的通道。每次枪响，我的心便是一阵狂乱的颤栗，犹如我自已被击中那般。我快步奔向倒于血泊中的中国兄弟身旁，检查他们是死是活，倘有一息尚存，我便以进行解剖为名，将其抢出刑场。在手术室里我精心进行‘生命通道’计划的第二步行动，为幸存者包扎止血，倾尽全力将我的中国兄弟从死神手中拯救回来。说到这里，我断定你心里会产生诸多疑惑，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你很清楚实施这项计划将面对重重困难，比如怎样掩人耳目，不使人产生怀疑；怎样将救活的人从日本人眼皮底下送走……总之，一切的一切俱难以想象。然而世上的许多事物都相辅相承，只就‘生命通道’计划而言，对我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对古川还有现在的北野这样的法西斯分子同样也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大日本国皇军军医竟敢背叛天皇，于光天化日之下为中国人效力，而且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这正应你们中国一句叫做‘灯下黑’的话，同样，大日本帝国太阳旗下也是黑着的，我就是在这‘太阳’的黑影下实施着我的‘生命通道’计划。当然，有这黑影的保护并不等于就有了一切，实际工作中有许多困难需要一样一样地克服。我不能与任何日本人合作，也找不到合适的中国医生，只能单枪匹马。在关外的最后日子里，我侥幸与中国的抗日队伍接上了关系，遇有来不及抢救的伤员便通知他们，让他们接到那边去进行抢救。自从有了他们的配合，我的‘生命通道’计划实施得更顺利，更有成效。我做了记录，这三年来我总共救治了五名中国人，有抗日战士，有普通百姓。换防后救活的便是你刚才见到的那个青年人。刑场上的情形你亲眼见到了，自不用我多说，那是‘生命通道’计划的首要部分，北野是我的新上司，他不像古川那样愚笨，可他同样也没理由对我怀疑。我一再向他说明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救治日本伤员做努力。这才使得我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实施我的抢救计划。当然我还受益于我的‘军医队长’的身分。在医疗大队那块天地下，我说了算，这是我进行抢救至关重要的基础。那个青年人在我的手术室里昏迷了两天，没苏醒过来，他的伤势很重，肺受到很重的破坏，腔内大出血，而这时部队又要开拔，无奈，我便将他装扮成一个日军重伤号，混在那次夜袭中受伤的日军伤号中间让人用担架抬着，跟着医疗大队行军。到了莱阳城，他又被送进我的手术室。这时他醒过来了。我从他嘴里知道这城里有他的亲戚，为安全起见，我偷偷将他转移到他亲戚家，我按时去他那里为他医治。今晚你见到开门的那个老头儿就是他的舅舅。说到这里，如果你不再对我所说的事实抱有怀疑的话，那就听我再说下去吧，这也是我要说的重要部分。我希望你能参与这项‘生命通道’计划。我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从事的这项计划并不完善，成功率很低，正如上次你所见的五人中只有一人获救。这是我最大的苦恼，我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从理论上说，这条安全通道应适合于任何人，事实却远非如此。面对这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你既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外科医生，又是一名深晓人体经络的中医世家的传人。我相信你是我与之合作的最佳人选。为了中国人的抗日事业，我想你一定会与我合作，希望能尽快得到你的答复……”
苏原感觉到自己的灵与肉一起陷入深深的泥潭之中。牟青和他吵了架，为这个多事之夜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在他们数年的婚姻生活中，总的说来，是美满和睦的。苏原属于那种正统气味浓烈的男人，比较刻板；而牟青则属于女学生气未消的女人，有独立意识，热情；又不乏女性的柔顺。他们虽在同一所医院工作，却从事着不同的专业，苏原是外科大夫，牟青是药剂师。苏原医术的高超与牟青风姿的动人使他们这一对让周围人刮目。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婚姻。如果说他们之间稍有芥蒂的话，那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孩子。在苏原看来，在这兵荒马乱年月里，要孩子不合时宜，是累赘。而牟青则不这么想。她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一对美满夫妻拒斥自己婴儿出世没有道理。当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歧异并没给他们的感情造成很大损伤。他们毕竟还很年轻，一切俱可从长计议。然而在这个夜晚，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牟青质问苏原为何不设法赶快逃出日本人营地？为何要与日本人高田打得火热？为何不警惕自己的汉奸身分为事实？这一连串的质问平时牟青也曾向苏原提出过，只是不像这晚这样激烈罢了。这自然与卜乃堂那番鬼话有关，她着实不能接受自己的丈夫沦为汉奸的事实。她忽然觉得丈夫变得陌生变得不可理喻。苏原听着牟青的吵闹，无话可说，虽然是夫妻，他却不能袒露心扉。他不能对她说他滞留于敌营主要是她的缘故；他不能对她说自己已与抗日队伍接上关系，老马很快便能将他们救出；他也不能对她说高田是日本人中间的反战者，他要求与自己合作研究“生命通道”计划。这诸多本可使妻子释然的事实他不可以向她透露，对此无论是老马还是高田都叮嘱再三。他唯有不断向妻子保证，他不会与敌人同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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