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忧郁中／写下了关于彝人的诗行”。在其他篇什中，“无声的忧郁”、“忧郁的梦想”、“莫名的淡淡的忧伤”、“古老的，忧伤的旋律”等等，也不断出现。他以忧郁的心情体验彝人千年的孤独和悲哀，也以忧郁的话语抒写大小凉山一代又一代彝人艰苦卓绝的奋斗与被压抑的岩石般的沉默。他的忧郁不只是个人的，也是彝人的；而“彝人的忧郁色彩”，“是一个内向深沉民族的灵魂显像”。吉狄马加描写世界其他民族的诗篇中，特别是描写战争灾难、饥饿熬煎、弱势群体受摧残、土著文化遭扼制、人类生存环境被破坏时，忧郁色彩同样存在。这种忧郁当然与诗人的个性和民族性有关，但更与地球失衡、诗人关切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有关。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忧郁，因为它表现了诗人博大深沉的忧患意识、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源于先进的人类意识和世界眼光。
（选自《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
也谈诗的传统
■ 孙琴安
科学家在获得成功的时候总是说，自己是踏着前人的肩膀上去的。而现在有些青年诗人取得一点成就，便自鸣得意，沾沾自喜，认为这种诗风是自己开创和发明的。他们非但不重视传统，看不到前人曾有过的辉煌，有的甚至还鄙视传统，抛弃传统。这种心态，不是狂妄，便是愚昧。
当然，传统在有些情况下会成为一种惰性，在有些人的有些创作中会构成一种束缚，需要冲破。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传统。关键是不要把传统和创新对立起来。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已是全世界公认的现代派诗的鼻祖，他的诗歌革命实际上就是在传统的形式中完成的，可以说是传统形式和创新手法的完美结合。法国另一位象征派大师保尔·瓦雷里的名诗《年轻的命运女神》，也是以传统的形式写成的。他们的诗歌成就，都有力地证明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仔细回忆朦胧诗人的崛起，他们的诗尽管对建国以来的新诗传统进行了反叛和冲击，但他们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原则和文学规则，仍是建立在人性、道德和崇高的基础之上的。也从未自功利的目的出发去追求什么市场效应或经济效益。我不知道“下半身写作”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如果是为了反映人性与人欲，那欧洲文艺复兴的诗人早已写过，但他们是以人性和情欲去反对神性，倡导人文精神，并不反道德、反崇高，也不反传统，甚至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或出于某些虚荣和功利，那不仅远不如中国已有的诗歌传统，反而是一种真正的媚俗和低下！
因为诗在整个文学中是最不媚俗和最为高尚的，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已经强烈地证明和昭示了这一点。
美国现代派和“垮掉的一代”对许多传统也加以摈弃，但对惠特曼却依然充满敬意，他们说：“什么都能丢，惠特曼不能丢。”然而，就是他们所敬重的惠特曼，在谈到诗的传统和现在的关系时却说：“过去、现在与将来，不是脱节的，而是相联的。最伟大的诗人根据过去和现在构成了将来的一致。”
惠特曼的确是令人尊敬的，因为他不仅冲破了传统格律的束缚，创造了崭新的伟大诗篇，而且对诗的发展又有如此明智清醒的认识，认为“过去、现在与将来”三者不是脱节，而是相关联的，这是很值得当今青年诗人借鉴与思考的。我想：当今的“下半身写作”只注意“下半身”，几乎已丢失了思想与灵魂，犹如行尸走肉一般，如再丢失传统，不知道还剩下什么？
（选自2006年2月23日《文艺报》，选入本刊做了删节，并另加了标题）
本世纪初中国新诗的几种态势
■ 吴思敬
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工具理性泛滥，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盛行，社会上形成某种“价值中空”。面对这种价值虚无主义，一种把诗歌视为个人的语言狂欢的看法在年轻人中很有市场，一些人不管现实，不管读者，只管自顾自地跳着自己的孤独的小步舞。还有些人在写作中寻找刺激，游戏人生。这形形色色的观点，均可以归结为对诗的人文理性内涵和诗性内涵的消解。而且直到本世纪初，这种消解深度的作法在诗坛上仍有相当的市场。有位诗人在网上宣称诗歌只不过是语言游戏：“尽管会遭到多数人，主要是那些精神和心灵卫士的批驳，我仍固执地将诗歌看作一个不附带任何价值目的的游戏。”
所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年轻诗人都赞同这类观点的。实际上，当一些诗人在自顾自地进行其语言狂欢的时候，与之对抗的另一种声音也始终存在，而且到了本世纪初，这种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柏桦说：“要面对我们自身的命运，我们的苦难，我们的欢乐、眼泪——我们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请人们写下来！庞德曾说：‘诗人是一个民族的触须’。西方亲得太多了，不要亲了，要亲亲自己的祖国。我们目前的处境认识得还不够。我们自身为什么不好好去面对自己的祖国？”江一郎说：“站在百姓的立场，以一个平民之子的身份去写作，不仅有助于找准位置，更有助于抛弃那种小资的矫情……一个诗人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为底层百姓悲苦的命运倾注更多的同情、怜悯和爱。”江非说：“诗歌就是……对时代的介入、批判，以及对广阔民生的记录、关注、承担；就是对个体生命、事物本身，以及客观存在的世界关系的个人阐释；就是对民族、祖国，以及更为恒久的自然事物和人类精神的壮烈歌唱。”刘虹说：“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地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
这里引的都是世纪之交比较活跃的青年诗人的自白，还没有包括老诗人如郑敏先生等对年轻人的音犹在耳的告诫和呼唤。难道这些声音还不够有力，还不能说明当下青年诗人人文理性的复归和重建诗的良知的努力吗？
重建诗的良知，是指诗中应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有对人性的深刻开掘，有思想的光芒，有厚重的历史感。重建诗的良知的努力，要求诗人有一种大悲悯的情怀。他不仅是体味着个人的苦难，更要有一种为人类承担苦难的勇气。
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崛起的新生代诗人，乃至延伸到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政治主题逐渐淡化，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书写自己、展示自己，欲望化的人性写作在诗坛弥漫开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的今天。这期间，在网络上和民间写作中出现的“下半身写作”与“垃圾运动”，标榜“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以及“崇低”、“解构”、“另类”、“贱民思想”……在其作品中，欲望化的身体得到全面释放，诗歌中充满本能冲动、放纵乃至疯狂状态。这种基于本能、放纵疯狂的欲望写作，与其说是人性的彻底解放，不如说是这些诗人在追求放纵的快感。从这些诗人的审美初衷上看，他们也许是在以癫狂式的肉身来抗拒现存的社会价值秩序，挑战庸俗的现实。但从实际效果看，他们的写作不仅达不到对抗庸俗的现实的目的，反而与庸俗的现实同流合污，他们的行为已与诗人的称号渐行渐远。
这种低俗欲望的宣泄，受到许多年轻诗人的抵制，实际上在本世纪初的诗坛并没有多少市场。相形之下，那些坚持诗的独立品格，坚持灵性书写的诗人在这样一种混沌杂乱的背景下面貌却逐步清晰起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所谓灵性书写，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哲学、宗教层面的挺进，追求的是精神的终极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层体认。
每一位诗人，因为所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会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但这些具体琐屑的人生经验永远满足不了诗人理想与情感的饥渴，他渴望超越。灵性书写，就是诗人实现精神超越的一种途径。这种灵性书写往往在精神上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为了让生命超越短暂的现实枷锁从而进入永恒之中。
伟大的诗人总是能深刻地体察人性，优秀的诗篇总是能展示美好的人性，维护人性的尊严。不同于放纵疯狂的欲望写作，近年来，不少青年诗人致力于开掘普通人身上美好的情操，在作品中闪现出灵性的光辉，如江非的《妈妈》、张执浩的《扶母亲过街》、洪烛的《母亲的晚年》、李以亮的《梦见父亲》、金轲的《父亲！父亲！》、李琦的《我一百零三岁的祖母》等。
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共存
这里的所谓“宏大叙事”，不只是指围绕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的写作，而且包括史诗性写作的追求。某些围绕重要政治事件和中心任务的写作，由于受“节日”情结或“任务”情结的制约，事过境迁，很难沉淀下来。倒是有一些取材于重大时事政治的小型制作，以其独特的构思和对人性的张扬，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像胡续冬的这首《战争》：
电视里，我看见一个伊拉克小孩／头部被炸伤，在医院里／号啕大哭。白纱布底下，是僬黄的小圆脸，塌鼻子，大眼睛。／我和妻子几乎同时发现／他和幼时的我十分相像。／……
这首诗是从本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中的一幅电视画面写起的，涉及的是重大题材，但是诗人并没有正面去写战争，而是把镜头对准一个伊拉克战争中头部受伤的小男孩，并同自己的幼时经历相对照，写出了战争对普通人命运的伤害，令人心酸。
在一些诗人热心“宏大叙事”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