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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冒险活动始于路易十四时代的1669年，那时路易十四刚刚建立了科学院与天文台。当时科学家们希望揭开宇宙的秘密并绘制出地图。他们为大地测量学——“地球形态和尺度的科学”——奠定了基础。多亏了他们，我们才能在地理课上学到（或者试着学到）经线和纬线垂直相交于地球上的任意点。纬线是平行的线，单位是度，由赤道开始。所有经线经过两个极点形成围绕地球的大圈，也称子午圈。这些完全一样的圈的数量是无限的。地球上的每一个点都被某条经线穿过。但是为了能够给地球上所有的经线定位和编号，尤其为了海员的航行，必须抽象地选择出一条经线确定为本初子午线。在17世纪，我们斗胆说，是法国学者画出了最早的子午线。“他们的”子午线（被称作巴黎子午线）在近一个世纪里是海员、地理学家、旅游者等的“本初子午线”。直到1884年，靠着英国海军的重要影响，国际上用格林威治子午线取代了这条子午线。
此时，必须画出这条线。让…多米尼克·卡西尼，巴黎天文台的首任馆长——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提过他的著名家族——于1671年致力于这项工作。在天文台三层的大厅里，他用一根铜线标示出了一个起点。这仅是一个开端，这支羽箭必须从南到北穿过法国，从敦刻尔克到皮尼昂！1781年，他的一个儿子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法国大革命之后，根据这条经过修改和重测的子午线确定了长度单位：米。此后，“米”这个长度单位替换了图瓦兹①和法尺②（1799年确定，1米相当于地球子午线四分之一周长的一千万分之一）。
1806年，巴黎综合工科大学刚满二十岁的学生弗朗索瓦·阿喇戈，负责把“法国子午线”延长到巴利阿里群岛！这是一段类似于奥德赛的疯狂经历：他一度成了海盗的囚徒，被关押在阿尔及尔的贝伊①的监狱里，人们以为他死了。当他1809年回到法国的时候，他成为科学院终身秘书，后来担任了院长。他是坚定的共和派，1848年参加了法国大革命，成为部长，颁布了废除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令。人们经常把他视为共济会会员，这是有争论的问题。然而，我们却知道他的兄弟埃蒂安在督政府时期加入了真理之友分会。
对一条子午线的东拉西扯
丹·布朗认为圣叙尔皮斯的铜线是巴黎子午线的一段，他犯了一个大错。它们不仅相差好几百米，而且我们知道，它们的功能并不完全一样。在神秘学圈子里，有些人把圣叙尔皮斯的铜线定义为“异端子午线”，并赋予它无数的含义；这些说法或许传到了丹·布朗的耳朵里。但是，他的“错误”却拥有小说的美妙之处，可以让他把故事情节的所有地点都放在同一条“圣线”上：巴黎子午线的确从卢浮宫穿过，圣叙尔皮斯却没有在巴黎子午线上；肯定有一条子午线穿过罗斯林礼拜堂，但那不是巴黎子午线！
最后一个侥幸的发现实在太棒了：丹·布朗说，Rosslyn源自Roslin，是礼拜堂所在的村庄的名字。而Roslin本身是源于Roseline（玫瑰线），或者法语中的RoseLigne。丹·布朗还说，这是从前的巴黎子午线——玫瑰线（lignedelaRose），抹大拉的马利亚后代（lignéedeMariedeMadeleine）的秘密名字（P？郾429）。所有的说法都圆上了！巴黎子午线直接把我们带到耶稣的婚姻和圣杯！只是——即使在神秘学的文学中，“玫瑰线”这种表达法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们再回到研究铜徽章的兰登教授这里。他的“调查”涉及几处地点。一个在法兰西歌剧院的一角，另一个在里沃利街（Rivoli），最后一个位于卢浮宫金字塔的后面。这个玻璃结构建筑是如此出名，今后几乎与《蒙娜丽莎》齐名，是美籍建筑师贝聿铭在密特朗执政时期的1989年建造的。丹·布朗强调，密特朗的外号是斯芬克斯，这点我们以后再说。玻璃的尖顶，映照着天空的颜色，它高达二十一米，而重量不到九十吨。这项艺术和建筑的顶尖之作耗资约一千五百万欧元。但是现在我们得跟上兰登教授，他在小说的最后几页直接朝着关键性秘密而去。他钻进金字塔，进入卢浮宫博物馆，走过通往一间“大厅”的长长通道。在那里，他迎头撞上了一个也是玻璃的倒金字塔。丹·布朗写道：“就在他的面前，倒立的金字塔闪着光芒，从上面垂下来——那是一个呈V字形的大得惊人的玻璃杯的轮廓。圣杯！……那是一个微型金字塔。只有3英尺高。……两者的顶部也几乎靠在了一起。圣杯在上，剑刃在下。”（P？郾431）兰登跪倒在地，他面前是圣杯，是抹大拉的马利亚，“被废掉的圣女的圣骨”！贴着它的微型复制品的尖顶朝下的倒金字塔并不是心醉神迷的教授的幻象。它建于1993年，属于大卢浮宫整修计划的第二阶段。它将白天的光线反射到商业走廊（“大厅”），被称作卢浮宫的阅兵场。
共济会的巴黎
丹·布朗不仅有想像力，他也懂得——我们已经看到了——出色地利用“轮回的历史学家们”，或者“神圣几何学”的专家的主题。例如，《圣血，圣杯》的作者们绘制了博学的图纸，把某座教堂或者某个清洁派的场所与法国的子午线联系到一起。但是，他们没有指出卢浮宫金字塔或者阿喇戈铜徽章。总体而言，可以引起丹·布朗兴趣的触及这个问题的著作非常少，也非常机密。它们阐述了一些模糊的，或者干脆是偏执狂的论点。比如，拉斐尔·奥利亚克（RaphaёlAurillac）的《共济会的巴黎指南》就把卢浮宫视为一个“异教的殿堂”。卢浮宫，记住这点，曾经是一个要塞，一处国王的居所，然后是科学院的驻地，在拿破仑一世时代被改为博物馆。可是，作者认为，拿破仑皇帝是一个共济会会员（这点并没有得到证实，尽管他的父亲和几个兄弟都是会员）。因此，“贝聿铭的金字塔最终完满地实现了自帝国时代就着手进行的事业”，因为“金字塔构成了共济会象征符号的一个主要的要素”。特别是这段话：“触到地面上的巴黎子午线的倒金字塔，似乎是启蒙路程的终点，过去的玫瑰十字军用一句格言谈论这件事情，即‘造访地球的内部，在矫正中你将找到隐藏的宝石’。”这就是《达·芬奇密码》所说的圣杯吗？
另外一位“共济会建筑”专家，多米尼克·斯特泽普方德（DominiqueStezepfandt）则做了几乎如出一辙的“分析”：“贝聿铭的金字塔和它的小妹妹倒金字塔向我们展示了交叉的圆规和角尺的图形，构成了所罗门之印。”这与《达·芬奇密码》完全一样，丹·布朗对我们解释说，据称在罗斯林礼拜堂出现的剑锋的倒V和圣餐杯的V也出现在两个金字塔上，构成了所罗门之印、大卫之星！……但是事情还没完。斯特泽普方德反对“按照一个秘术地理”排列的阿喇戈铜徽章的解释。对他来说，这条“共济会的轴线”是“魔鬼的脊梁”！丹·布朗是不是在阅读多米尼克·斯特泽普方德的有关论述时，得知迪拜看不见的纪念碑的？另外，后者还在他的著作里提到圣叙尔皮斯的日晷、雷恩城堡、墨洛温王族和郇山隐修会。
谁是多米尼克·斯特泽普方德？他的名字印在“事实与文献”丛书封面上。他是这套丛书惟一的作者，丛书的编辑是埃马纽埃尔·拉蒂耶。拉蒂耶是极右派记者，也是亨利·考斯通（HenryCoston）的弟子。考斯通是一个恶毒的排犹分子和患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人，他死于2001年，享年九十一岁。考斯通在战前创建了反犹青年组织，自1934年起就与纳粹的宣传组织建立了联系。他还是维希政府反犹记者组织的副主席。后来他逃到德国，1946年在奥地利被捕，被判处终身劳役，1951年被免除刑罚。在60年代，他成为否定主义①作品的编辑，写了多部有关“阴谋主义者”的作品（如《主导世界的金融家》、《匿名与漂泊的投资》、《执政的二百个家族》）。特别是邪恶的《化名大全》、《姓氏更迭大全》，没有其他任何的目的，我们能够猜到，就是追捕无论在哪的匿名的犹太人（考斯通主要使用占领时期建立的犹太人和共济会的名单）。他与拉蒂耶合作编写了其中一本字典。后者继承了考斯通的档案材料，继续从事他师父的工作。另外，他也是阴谋文学的专家。他还编辑了一份绝密文件，目的是揭露“为了个人私利损害法国利益者的身份”。
这里完全不是指责丹·布朗迎合拉蒂耶或者斯特泽普方德的论点，即使真是这样，这些论点也不会原封不动地直接转到他手里。这些思想在互联网上传播。它们可能，以多多少少被淡化了的方式，浸淫着其他作者的理论……我们已经分析了神秘学思想（或者伪神秘学思想）是如何偶然转化为最无中生有、最极端甚至疯狂的阐述。同样的一段历史可以被解释得完全相反。例如，布朗以前创作的小说《天使与魔鬼》提到了巴伐利亚的光明派①。这本小说里的人物，化身为学者的兰登教授解释说：“他们在欧洲变得越来越强悍，随后去攻占美国，美国许多领导人都是共济会会员，如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运用秘密的影响力建立银行、工厂，以便资助他们的终极目标：建立全球一统的国家，建立一个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