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的坡地上种瓜点豆，连一尺见方的泥土都不肯放过，统统被垦为耕地。山里汉子
在那里犁地，三五步便到了头，半站在悬崖边，既不能进，也不能退，于是，人们
只得从泥土里提起沉重的犁辕，使劲儿往后拉，身子后坐，几乎悬空在山崖外。那
牛。那汉子在这一瞬间便组成了一尊极富英雄气概的雕像。
这种奇特的山地画面，奠定了我认识武陵山，理解武陵山人的基础。
爬上一座高高的山，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平整的旱地，稍远处有一个村落，这
个地方叫天堡寨，村民们大多在耕地播种。
路旁地头，一个农夫使唤着一头非常瘦小的黄牛。小黄牛已经累得口吐白沫了，
可农夫仍在一个劲地抽打它，嘴里不停地呛喝着：“呵呀！呵呀！”
小黄牛似乎很委屈，低垂着头，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它那通红的眼珠好像啜
满了泪水。
“喂厂我看不下去，朝农夫喊道：“人知道做累了要休息，难道牛就不要休息
了？”
农夫咧嘴笑笑，停下来，说：“不加紧，今儿的地就犁不完了。”
我蹲在地头，用手抚摸着可怜的小黄牛。它喘着粗气，用一种温和的目光望着
我。
“干吗不使大牛？”我责怪农夫。
农夫摇摇头，说：“家没呢。这小牛还是去年买的，大牛买不起。”顿了顿，
又问我，“你这位同志好眼生，是从县上来的？”
“不，我是过路的。走晚了，想到村里投宿。”说罢，我投过去征询的目光。
农夫扔下犁，从地头的暖水瓶里倒一碗热茶给我，爽块他说：“没问题，没问
题。我是本村的支部书记，本人姓李，十八子李。”
“啊，这真是太巧了。”我很高兴。
李支书扭头朝另一块地里的人喊道：“婆娘，来贵客了，你回屋做饭去。”
做婆娘的得到指令，向在地头干活的小女孩交待几句，急冲冲地走了。
我扔下行羹，走过去对女孩说：“我们一块干好吗？”
女孩调皮地问：“你懂得做活吗？”
我笑笑：“你可以教我呀。”
她不好意思了，给我一把锄头，真的教起我来：“你在前面犁好的地方刨一个
小坑，我在后面抓一把肥料撒在坑里，再扔几粒苞谷种，然后用土盖上就行了。”
我们竟配合得很好，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我一边干活，一边问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
“虎妹。”她响亮地回答。
“畸，好神气的名字。你几岁了？”
“13岁。”
“念书了吗？”
“小学没念完就不念了。家里没钱，爹娘要我做活。”她的声音低低的，很委
屈的样子。
“你喜欢读书吗？”
虎妹眨巴了一下眼睛，又得意他说：“我的成绩可好呢，年年是三好学生。”
我笑了，说：“等做完活我送你几本书。”
“真的？”
“骗你是小狗。”我伸出指头与她拉了钧。
白天快要过去，太阳的余辉把晚春的山野照得一片血红。山里的天很怪，等太
阳刚一沉人西边的群峰，四周立刻伸手不见五指。
晚餐炒了一串腊肉和十几个鸡蛋，我明白这是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山里人平时
舍不得吃，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太珍贵了。
吃饭的时候，虎妹间我：“叔叔，你送我的书呢？”
我想起自己许下的诺言，赶紧从行囊里取出两本当地《民间传说》送给她。
虎妹接过书，饭碗一搁，高兴地跳到一边，凑在油灯下，津津有味地瞧了起来。
李支书见状，笑着说：“这孩子，生性爱书。你瞧她那劲头，赶明儿见到她的
小伙伴们，拿出这些书，还不知道吹啥牛皮呢。”
我递给李支书一支香烟，说：“你还是该让虎妹上学的。”
李支书咧嘴笑笑：“上月老师也来动员过了，说咱是支书，要带个好头。话是
这样讲哩，可咱经济不行。去年刚给19岁的大儿子娶了媳妇，花不少钱。小儿子今
年也16岁了，在县里读初中，负担很重。反正虎妹是个丫头，过几年就给人了，不
读也罢。”
我笑笑，故意批评他：“你是共产党员，可不能有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呀。”
李支书突然急了，一块肉刚塞进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便赶紧吐出来，用手
掌接着，说：
“不是我不想让虎妹上学，而是学校的老师没名堂，三天两头停课，花钱也白
花。”李支书指了指虎妹，“她现在读四年级，可三年级的课还没上完。不信你问
她。”
我瞧了瞧虎妹。她扭头“嗯”了一声，又凑在油灯下读起书来。
吃罢晚饭，来了很多的乡亲，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他们是特意过来凑热闹的。
“孙同志，问你个事，不要笑话呀。”李支书递给我一袋旱烟，见我摆手，于
是自己点燃，吸了一口说：“面包是啥东西呀？”
“晦！面包都不晓得？”一位青年农民抢着回答，“不就是用麦面做的馒头吗。”
我笑笑，没有说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撕开口，一把抓出来，一一发过
去。后面我够不着了，便有人接过烟替我散发。
李支书对青年农民的话颇不以为然，说：“先前我上县里开会，在一家又黑又
暗又阔气的小屋子里，看人用小勺在杯子里一点点舀起那些墨黑墨黑的水往嘴里送，
看样子很好喝的， 于是我也买了一杯。喷，真贵，要 1元5角钱呢。你能耐，知道
那是啥东西吗？”
青年农民一下子傻眼了，但又不服气地反问道：“有那样的水吗？”
“怎么没有？我都喝了嘛，味道和颜色跟我们的刷锅水差不多，墨黑墨黑，苦
涩涩的。”
我也糊涂了，半天没弄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李支书见大家都答不上来，乐了：“哈哈，告诉你们吧，那东西叫咖啡。”
我乐坏了，笑得连眼泪都快滚了出来。
“咋？我说错了吗？”李支书显得有点慌乱。
“没错，没锗。”我忍住笑，“那墨黑墨黑的刷锅水一样的东西，正是咖啡。”
“城里人真怪，喝这种水干吗？”青年农民显得有些莫名其妙地嘟咬着。
李支书的婆娘拯了一下老公，嗔怪道：“亏你这么大”个人，你想喝刷锅水屋
里有的是，花一元多钱在外头买，真是！”
李支书搔搔脑壳，想解释，又觉得说不清楚，只是嘿嘿地笑着。
“你们村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了吗？”我转换了一个话题。
“吃粮还勉勉强强能凑合，就是经济收入太少……”李支书告诉我。
“摊派却很多。”那位青年农民又抢过话头。
“摊派？”这个词我并不陌生，报纸上经常有“要减轻农民负担，不要乱摊派”
的呼吁。
也许是“摊派”大敏感，群众立刻七嘴八舌起来。我用笔粗略地记了一下，摊
派名目大约有30多种，每项少则五六角，多则十来元，甚至几十元不等。这对年人
均收入不足200 元的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听说在广东打工挺挣钱的。”一位扎着长辫子的姑娘问道。
“这里也有去广东打工的？”我感到有点意外。
“听乡上干部们讲的，有的说挣钱，有的说不挣钱，到底挣钱不？”
我见人们很关心这个问题，便尽自己所知耐心地做了解答。我知道，在武陵山
区许多偏僻的地方，有些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出过山沟，他们活动的范围充其量不过
是步行一天的路程，即使是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得到县城走一趟，当然更难知道
外面发生的事情和变化了。加之大多数农民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没有报纸。电
视可看，也没有收音机可听，信息几乎完全依靠一些传言。我还发现一件有意思的
事，这个县的邮递员一般总是将信件和报刊送到乡政府，由群众自己去取。而乡政
府却从中渔利，每封平件收保管费1角，挂号收2角，汇款单则收得更多。本来负担
很重的农民哪里经得起这般盘剥，于是，那些有关科技、信息方面的资料，虽然堆
积如山，但是却很少有人认领。
“有井水吗？”说了很多话，感到口渴，便想喝一碗清甜的井水。
“井水？”李支书愣了一下，说：“谁家有？去取一碗吃饱的样子，“咯咯咯”
地叫个不停。
我走到火塘边蹲下，身上立刻感到暖和起来。男主人憨厚地笑笑，并不说话，
只是埋头用粗糙的大手很认真地卷了支喇叭筒递给我，又用茅柴为我点燃。他自己
则在一根烟杆里塞满烟丝，烟杆起码有一米长，像一根龙头杖，做工很精细，头尾
包着黄铜皮。他将烟杆头伸进火里，“吧嗒吧嗒”狠命地吸着。
“你几岁了？”我问这家的大女儿。
“9岁。”
“念书了吗？”
她摇摇头，眼圈红了。
我想了一下，又问：
“你们家没被子，下雪天盖什么呢？”
她黑亮亮的眼睛望着我，轻声说：“盖被子，要盖新被子的。”
“新被子在哪里？”我不禁四下扫了一眼。
女孩子不说话了，泪水哗哗地滚了下来。我后悔了，我明白自己无意中刺伤了
一个纯真女孩的美好憧憬。她是要盖被子，是要盖新被子的呀！
我又问这家男主人：“你家怎么这样穷呀？”
男主人沉吟了半晌，闷声闷气地告诉我，他命不好，一连买了两条牛，不到半
年全死了。听说种烤烟来钱，可是没有技术瞎折腾，烟地变成了大花园。人家一亩
烤烟收人四五百元，他的一亩连四五十元都收不上。人不抵出，最后成为“暴贫”。
“你家的困难政府知道吗？”我问道。
他漠然地笑笑，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说出一句话来：
“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只见到一个副乡长来过一回。”
我叹息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