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两点才带着姐姐赶回湖北广水。 1
2月7日7日晚上去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黄龙镇的情景肯定会在我这辈子的记忆中留下最为深刻的记忆！
那个小镇几乎所有的人——上到80多岁的老人，下到3岁的小孩子都出来了。那时候是晚上，天气还很冷。已经没有办法走过那条街道。好在有新宁县政府出面组织。姐姐的情况很好。本来在路上我对那里的情景作了种种假设，最为担心害怕的事情是：要是姐姐认不出我来该怎么办？因为对于一个三年多来一直流浪在外的人来说，其精神状况之糟糕，可以预想。 还好，姐姐一眼就认出我来，没有半丝的犹豫！ 因为在我到来之前，这里已经来了很多的记者朋友，姐姐当时应该很受惊吓，因为她对每一个试图和她接触的人都持抵触态度。
但是见了我之后，连记者都觉得她的转变太明显了。她愿意和我一起出门，我们甚至一起到那个村子后边的河边散步，吃饭的时候我给她一只鸡腿，她马上把那只鸡腿又夹到我的碗里，我又把它夹回去，她又把它夹回来……说实话，那一刻比我见到姐姐的时候还要感动，即使是在经历了三年又十个月的时间的流浪，她对自己的弟弟的关爱之心没有丝毫的减少，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奇迹。
吃饭之前我给她打热水洗脸，本来准备帮她洗，她把我拉过来，按住我的脸就给我洗——我读了这么书，我还是无法解释这种亲情的魔力为何如此之大？
显然她对我非常信任——此前我也担心：这20天这里照看她的唐阿姨待她不错，姐姐也愿意和她相处，并且帮她卖鸡，我想要是姐姐不肯和我一起回去该怎么办？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姐姐非常顺从了我的安排，一路上没有任何意外。
这两天，在领姐姐回家的途中明显感觉她的状态好转。
在车上她会把她的橘子给车上所有的人吃，还要给司机车费，我们在加油站喝他们提供的开水，姐姐也要付钱——其实随行的记者朋友都帮我解决了这些问题。
昨晚随行的记者带着我和姐姐一直到武汉，住在一个宾馆里，姐姐可能是从来没有住过这样的地方，晚上她不敢到床上去睡，于是在房间的椅子上躺了一夜。我只得在旁边陪着她。为了防止她在陌生的地方产生恐惧感，我把房间所有的灯打开，半夜她又起来把那些灯一个一个关掉，说浪费电。
在黄龙镇的时候我给她400块和另外一些零钱，还给她买了一点衣服，但是她怎么也不肯穿那些衣服。她很小心的把钱用纸包好装在口袋里，并把扣子扣好，说怕人抢去——…可见她在流浪的途中曾经常遭抢，今早她摸口袋的时候突然找不到那400块，非常紧张，小心地对我说钱丢了，我赶快把背包拿出来，掏出一些钱，说你看，在这里，没有丢！
在东北松花江上
我已经多年没有回东北老家了。我对那片土地的记忆随时间的流逝也渐渐支离破碎，就像我对自己的记忆一样。如果一定要说些印象，也变幻无常。从“北大荒”到“东北小姐”，就像从“九一八”到“雪白血红”或“暴风骤雨”一样，代表了这种记忆的某种变迁。不过故乡之情永远是一种无法用理性割断的宗教情感，它成为思想走投无路时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又是一年的春夏之交，2001年5月30日，我从躁动不安的广州出发，把自己安置上火车，踏上了回乡寂寞的旅途。
华北地区干旱严重。从华北到东北，我的总体印象是“北方很渴”。这块土地曾诞生过汉字，但汉字已经死了，它对土地的干渴保持沉默，甚至以导向的名义向自己的母亲撒尿。去年南方一份报纸曾经发过一篇《2000年北方大旱》的新闻稿，但就在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今天，谁还能为北方发出一声叹息，“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泪流满面”，现在我面对这挣扎的故土，只剩下面对故土的挣扎。谁扼住了我们的喉咙并在地下堆起了干柴？
列车过了山海关，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疲惫不堪地伸腿平躺在眼前，她的下体在流血，浑身长满疮疤。我确信，这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地之一，但她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土地之一。不过由于政府工业的衰败，这里的污染尚不严重。望着童年的月亮依旧挂在关外的夜空中，我对这种侥幸感慨万千。
一路春小麦和淡黄的蒲公英点燃了我关于童年的很多记忆。这种“感冒似的温柔”在哈尔滨市戛然中断。为了抓紧时间赶路，在乱糟糟的长途汽车站我被“骗”上了一辆开往齐齐哈尔方向的中巴，车厢里烟雾弥漫，脚臭冲天。之所以说“被骗”，主要不是因为发现“豪华”和“脚臭”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在于逐渐发现实际发车的时间和公布发车的时间竟相差了一个多小时。为了“满载”（像猪笼一样在车厢里塞满乘客），车主根本不在乎“准时开车”的承诺，更不在乎烈日下闷在车里或已经进入“彀”中的乘客的感受。
“为什么还不开车呢？”我忍无可忍问道。
“我们正在办手续，”车主一边用手和嗓子拉客人一边补充道，“真的，不骗你，——我骗你干啥呀？”他脸上还带着某种得意的微笑。
理直气壮、若无其事甚至还沾沾自喜地说谎，丝毫也不觉得脸红，这几乎是一种民族性格了。一路上，看到多起因些许小事发生的殴斗，而司机则用一路脏话陪同我们——您得相信，他除了骂人就不会说话了。
东北人是一族特殊的灾民，长期争抢有限生存资源培养了原始的敌人意识和以狡猾为智慧的民俗。人们常常说东北人豪爽、大气。可我觉得，东北人是典型的灾民，自私、贪婪、猥琐，富有暴力倾向，有时又胆小如鼠。我认为这种性格和灾害、战乱以及历代饥民流迁这种历史境遇有高度的相关性。灾民性格是中国的民族性格，但在东北，移民之间的陌生感无意间增加了一些不安全感和敌对情绪，近代以来长期的军事动员和战乱则滋生了深刻的恐惧感和暴力精神。当代中国文化生态有两个精神家园：黄土地和黑土地，在军事革命和文化革命期间，两者同时承担了“老区”和“广阔天地”这种政治保姆的角色。如果用梅尼日科夫的尺子量一下这种政治文化的文明高度，得出悲观的结论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仅如此，对于“战斗者团体”而言，无论在部落战争、明清战争、清俄战争、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朝鲜战争、中苏战争等等军事事件中，还是在屯兵戍边、土地革命、工业化改造、重构二元社会结构、梯级经济开放等经济事件中，东北地区这块黑土地都成为资源单向输出的火药库和生产基地。这就是东北地区发生“富饶的贫困”这种经济困境的历史真相。
是的，“北大荒”的确被征服了，但贫穷并没有被征服。——当我返回自己出生的小村子时，这种问题意识就更加强烈了：几十年来，这里惟一可以称得上繁荣的就是人口，此外一切都沉睡在前清军队的马蹄之下。
我的祖辈来到这个小村子安家落户时村里只有3户人家。六七十年的“历史进步”在这里体现为三户人家发展为200多户人家。不过这次回来一个特别的印象是，全村像坟墓一样安静，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原来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里、南方或什么工地打工去了，其中大部分人宁可在城市的水泥管子里过春节，也不愿花钱返回来，因此这几年春节也冷冷清清。有人被当作盲流“收容遣送”回来，但他们很快又重新踏上征途。 现在村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了。我在一家屋檐下看见一些老人蹲坐在那里聊天、吸烟，有的在忙自己手里的活计。他们轻松又无奈地和我谈论起这些年村里的新闻和变故。远处一些脏兮兮的猪、鸭在我童年“游泳”的泥坑里悠闲地寻食——不过那个“大坑”如今已经被岁月的风沙填平，长满了斑驳的青草。
最令我吃惊的“新闻”是：这十来年，只有360多口人的村子，有60多位我熟悉的父辈人已经不在了。他们大多死于贫困、劳累和疾病。而他们过世时的年龄基本上都在五六十岁。在这些早逝的乡亲中，还有我两位小学的同学，他们刚刚过30岁。死因很简单，生病却无钱可医。
这种悲惨的遭遇目前正折磨着我的一位堂哥。这是一个五口之家，伯父摔伤了腿，伯母患了风湿，堂哥和侄儿得了肝炎，而大嫂则刚刚做过癌症手术。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这几乎是灭顶之灾。谈到这一家人的情况时，我看见堂哥正从自己家里走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仿佛已经风烛残年……谁来帮他们一下呢？我透过农房的屋顶凝视着瓦蓝瓦蓝的天空，白云朵朵在那里舒卷自如。这世界的苦难和它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想起诗人海子的诗句：万里无云，是我永恒的悲伤……我内心低呼天父，只有他为这苦难死在我们的前面了。 他们不勤劳吗？不，他们几乎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了，但最勤劳的人最贫困，这就是这土地上苦难的核心问题。不仅如此，这种贫困还滋生着自己的“意识形态”，最突出的就是对巫术的迷信和对偶像的崇拜。所谓巫术迷信在农村已经流行了几百年，民间叫“跳大神”。不过我想，“跳大神”不仅仅源于无知，更可能是源于贫困——无钱治病的人显然更乐于接受巫医神汉的廉价处方。人们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个小女孩患了心肌炎，家人认为这是“鬼上身”了，就用各种巫医的法子治疗。孩子受到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最后还是我母亲坚持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否则结果真不堪设想。我从小生长在这里，实际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村外野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