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级还没读完就辍了学，却无论如何也是因为我的到来而给她带来的灾难，而我也因为一直没有得到练习走路的机会而到四岁以后才开始蹒跚学步。
我从还不到一岁就开始“上学”，如今26年已经过去。这26年是怎样的一段充满光荣与梦想的岁月，我想无需我赘言，我想要说的是，26年前我所进的那所学校，如今还是一如既往地在风雨里飘摇，校舍依旧，操场依旧，惟一不同的，大概要算小学5年级时我们那届同学植树节那天所种的树，如今已经冉冉长成。更让我无言的是，这里进出的学生——其中也包括我同一个家族的众多晚辈，还是如我当年一样，上大学，对他们而言绝对是想都没想过的事。
我就读的小学离家比较近，还不到2里，而上了中学，离家就远得多了，5里左右，而一天要走6趟：早上去，中午回来；下午去，傍晚回来；吃了晚饭去上了晚自习后再回来，这样算来一天就得走不下30里路。不过也许因“祸”得“福”，大学期间，我曾作为学院主力运动员参加了三次校运会并取得5000米项目一次亚军、两次季军的成绩，这也许应该首先归功于小学时代的“远足”经历。由于从家到学校都是水田，因此我们只有沿着田埂走，而从开春播种到秋收我们所经过的田埂几乎都是烂泥一片，走起路来非常艰难。经常上晚自习时或者回家途中突然下起大雨，由于没有带伞，也就只有冒着大雨，在闪电的照耀之下像只落汤鸡一样往家里狂奔。对于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农活通常要干到天黑才收工，因此晚饭普遍都要八九点才吃，我家也不例外。而学校傍晚5点就下课了，回了家，多数时候父母都不在家，家里没有菜，或者只有中午吃剩的一点，至于米饭，那是早上就煮好了的，到晚上的时候结成一团，结实而冰冷。这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晚餐。后来实在吃不下，就想了个办法，自己动手烧一勺开水，再到菜地里拔几棵葱，洗干净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后放进锅里，再放点油、盐和味精，前后不用5分钟就可以做好这道被我称之谓“葱花汤”的菜了。不过开始几天感觉蛮香的，而且可以泡着冷饭吃，饭也不会那么难以下咽了，但这种菜吃多了，难免感到厌恶，曾几回心里感到很委屈，吃着吃着就哭了，吃不下，放下碗筷就去上课了。 到初三的时候，因为是毕业班，学校给毕业班的学生安排了宿舍，可以寄宿了。寄宿的时候，饭是自己用饭盒装好米和适量的水，放到学校饭堂里由学校统一蒸；菜是从家里带来的萝卜干之类的咸菜，一般每周回家一趟，返校的时候就带足未来一周的米和咸菜。学校旁边有条小溪，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从家拿来的咸菜，再去食堂拿了蒸好的饭就直接跑到小溪边吃。学校蒸的饭虽然很香，不过没有水分，又没有汤，干饭配咸菜实在难以下咽，于是就在小溪边上挖个小坑，用调羹舀来泉水和着饭一起吃，于是就在这泉水泡饭中送走了这一年。
生活是艰苦的，而真正让我们绝望的，则是前途的虚无。中专是不敢想的，除了那些年级排名5名以内的尖子生；而上高中，一来要求成绩很好，否则考不上，二来要家庭比较殷实，否则是缴不起那些费用的。尽管我当时所在的中学升学率在全县排名前十名，但每年能够读中专或者高中的，300人当中不超过10个。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所能做的就是毕业，回家干农活，做爆竹，然后娶老婆，或者嫁人。我那一届六个班总计360多人，除了五六个上了师范学校、三四个上了高中，加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通过关系找到学校复读一年初三（为了不影响下一届的升学，当时县教育局严禁复读，因此要想找个学校复读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其余的都回家了，真正实现“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年段排名恐怕还不能进前50名，因此也并不抱有升学的希望，但尽管如此，暑假里中考成绩出来后，由于离高中录取分数线还差了几十分，关于下一步的出路问题一下子就摆在了面前。记得当时看到宣传单上有广告说少华山招学武术的，虽然我不知道少华山在哪里，但觉得去学武术也不错，于是跟父母说了，但并没有得到支持，他们觉得我还太小了，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到了9月，村里的同年龄段的人读书的读书去了，学手艺的学手艺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每天上午放牛，下午像只无头苍蝇似的四处晃荡，那时候我开始真正体会到了恐惧，对前途的恐惧，也正是那个夏天，一下子让我变得成熟。
所幸的是，临近10月的时候，大姐夫通过关系帮我找了离家很远的一个中学复读。于是我又重新扛起箱子，开始了新的生活。请原谅我的愚钝，初三复读一年，尽管经历过阵痛的我无比努力，但第二年的中考成绩仍然没有达到县一中的录取分数线，也达不到我所填报的参考志愿的那个学校的录取线，于是我一下子又陷入了困境之中。感谢我的姐夫，又是他在我人生十字路口中救了我一把，通过关系将我弄到了离家同样很远的一所高中，尽管这只是全县的末流高中，但毕竟使我的命运得以改写。
说实话，从小时候起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从没想到过我有朝一日能够踏入大学的校门，而如今的我却已经是研究生即将毕业。每每想起此，我都会把所有这一切归于我的幸运。我明白，我是幸运的，但我明白幸运之下的我实在只是一个特例，那些比我年幼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仍然一拔一拔地走出初中的校门，结婚，或者外出打工。我相信农村孩子不比城里孩子笨，教育机会的匮乏和家庭经济拮据无法支付日益膨胀的学费是他们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最主要因素。 山洪“懵懵懂懂，惊蛰好落种。”说的是到了惊蛰，差不多就该播种了，否则要误了节气。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说法如何，反正闽西农村大抵都是如此。等出了正月，随着梅雨季节的来临，新一年的农忙也就拉开了帷幕。
浸种、催芽、下播，这是春忙的三步曲。刚开春，气温还很的，谷子在冷水里是不会发芽的，于是就先用冷水把谷种浸泡1～2天之后，把它装进蛇皮袋里，扎紧，然后用温水浸泡，每天2次，持续大约3～4天后，谷子就逐渐长出嫩芽来，差不多也就可以下播了。当然，种子下播前还得梨田耙地，那唤牛的吆喝声，二十几年不变地存活于我的脑海，而那铁的梨耙木的陆轴（客家语，一种农具），以及老水牛的步伐，都一如千年前的样子，客家先民魏晋南北朝以来从中原往南迁徙之时随身所带之物，除了书籍，也许就是这些家什了。
等莳了田（即插秧），南方也就开始进入了夏季，对于农民来说，水，便成了他们的头等问题了。虽说我们那边四处环山，但由于砍伐严重，那些山都成了“和尚山”，光秃秃的以至于连碗口粗的树木都很难见到了，其结果是天晴缺水，落雨成灾。在我的记忆里，干旱是一年的主旋律，只要隔上三五天不下雨，就该为水田的供水问题发愁了。由于水少田多，只好将有限的水源分成几个部分，而因为担心别人做手脚，各家都派专人负责看水，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担当起此任务了。离家近一点的水田倒好，远点的，就只有一直守在那边了。我还很记得，为了看水，父亲常常整夜整夜地守在山那边的几块水田边，第二天才带着一身被蚊虫叮咬的包回家。自我有记忆起，几乎每年都会因为分水问题而发生数起斗殴，而干起架来，随身携带的锄头便成了进攻与防御的惟一武器，也因此死亡事件时有所闻。
如果说干旱是一年的主旋律，那么每年数次的洪灾便是重音符了。我们家前面400米处是一条小河，而小河两边是大片农田。这条小河养育了我们，却也不时地给我们带来灾难。小河上部有一条支流与之汇合，由于支流与主流呈直角状，因此一旦天降大雨，支流之水便轻而易举地冲毁了汇合处的河堤，于是乎大片农田顿成泽国。最严重的一次是1996年，也就是我上大学那年，闽西发生特大水灾，我家乡也不能幸免。连续一个晚上的特大暴雨形成了水漫金山之势，许多农舍被山洪冲毁，猪牛等家禽家畜被冲走，据说还被冲走了2个人，后来也一直没有找到。那滔滔江水足以让每一个见过的人都感到恐怖。大水几天之后才退去，而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肥沃的稻田已经成了一片沙滩。由于堆积的沙子平均在一米以上，要除去这些不速之客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地方政府对这次受灾的村民没有一分钱补助，再加上当时冲跨的堤坝一直到1999年才修好，于是这期间谁都不去理会那成片的沙子，一来是因为，如果花费一两个月好不容易把沙子挑走，由于上游“不设防”，只要以后下大点的雨，席卷而来的大水随时会让你的辛劳灰飞烟灭；二来如果挑走沙子重新种植，减产是不可避免的，但按照以往惯例，公粮还得如数交纳，也许收割到的仅有的一点粮食还不够交公粮呢！于是这大片沙子自我离开家乡读大学开始存在，而我2000年读完了大学，还静静地躺在那边晒太阳，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此外，这次水灾经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之后，村里收到镇里发下来的一些外界捐钱捐物，但我所知道的乡亲们没有一个人拿到过一分钱一件衣物，据说到了村里之后都被村干部独自享用或者分少许给其紧邻去了——我承认我的思想觉悟不高，几乎没有主动捐过钱物，不是因为我不想捐，而只是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捐了，我那点微薄的血汗能否填满少数人无边的私欲。行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了这样一幕：1998年我随学校“三下乡”服务队到国家级贫困县四川通江进行社会实践，期间遇到一位在深圳创业身家千万的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