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我随学校“三下乡”服务队到国家级贫困县四川通江进行社会实践，期间遇到一位在深圳创业身家千万的当地人，他专程从深圳赶回来，目的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之下建一所希望小学，然后把它移交给当地政府，他认为如果只是把钱捐给政府，那么他所捐的款项中到底有多少能够真正用来兴办学校，他心里没底。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我的记忆里，家乡的夏季是跟水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上了大学，同学说我来自江南水乡之时，我说我对水乡没有任何好感，因为它对我而言，只是波涛汹涌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日子啊，日子。
南方的夏季总是格外的长。从公历的2月一直到10月，除了下雨的时候，天地间就只剩下阳光在肆虐了。7月、8月份是一年里最热的月份，对于南方的炎热我是深有体会的，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连续卖了两个暑假的冰棒，先从冰棒批发处批发了冰棒、冰糕，然后就顶着烈日到处喊着“卖冰棒、卖冰棒”，到中午的时候太阳晒得路上的柏油都化了，化了的柏油粘得连穿在脚上的拖鞋都提不起来，那个时候对于烈日的体会是再深刻不过了。不过这跟在烈日下的夏收夏种相比，又实在算不了什么。
夏收一般开始于公历的7月中旬。十一二岁以前因为人小，只能在家里，晒晒谷子，中午的时候帮着做点菜之类的。记得我小学三年级暑假，农忙时候，我和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哥留在家里，中午做菜，由于南方天热，因此几乎顿顿都离不开汤，我们做好了一大脸盆汤，哥让我把汤端到吃饭的那间屋去，当我端着满满一脸盆刚舀起来的汤出门的时候，因为没注意到门槛而被绊了一跤，于是那盆汤就一股脑儿全倒到了我身上，当时我只穿着一条短裤，突如其来的滚烫让我惨叫一声，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一把脱了身上惟一的短裤（穿着衣服更痛），并且拿了冷水往身上泼。我无法想像如果现在往我身上浇哪怕一小勺开水会是怎么一种感受，但当时的惨痛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情那景即使现在想起来都还是让我心惊胆战。我只记得大概十秒钟之内我的脖子以下全身冒起了一层大大小小的水泡，其他的就都了无记忆。直到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有大人找来了茶油，涂了全身，感觉才好了点。不过所幸的是过了两周左右全身就痊愈了，也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等我上了初中，就开始跟大人一起做农活了。夏收夏种当中最辛苦的当数割稻子了。离家近的倒还好，远的可就麻烦了。由于人多地少，于是在山窝窝里都开辟了一块块大大小小的梯田，而这些地方离家都很远，最远的大概有八九公里。去的时候还好点，扛上打谷机，挑上几担空篓筐就可以了，而回来的时候可就没那么悠闲了，除了2人扛打谷机，一人拿打谷机的盖盖（由于比较轻，一般都是年纪小点的人拿，我小些的时候就享受此特殊“待遇”），其他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得挑上一担谷子回去。这一担刚收好的湿谷子少说也有100来斤，要挑着走八九公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可不是开玩笑的，更何况往往从早上七八点一直干到下午2点以后、吃过午饭，又得从3点多中干到天擦黑才收工，这个时候正是饥肠辘辘浑身乏力的时候。我们几个年纪相仿的堂兄弟，人小力气小，一般挑上几百米就歇一下，一路上走走停停说说笑笑，还可以到路边摘些野果来吃，现在想来苦中作乐也别有一番味道，但那些大人，因为还得赶回去做饭菜，或者还有其他事情，中途一般只能歇上两三次，往往等我们挑回去时，他们把饭菜都做好了。
种植农作物是有严格的节气的，而这些节气除了遵守别无选择，这节气特别的紧，人也只有赶趟儿似的跑。夏收之后马上进入夏种，也就是莳田了。跟割禾相比，莳田要轻松得多，只不过一整天地弯着腰，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连躺下去都很困难，甚至等田莳完都好几天了，一个个还揉着腰喊酸。夏收夏种结束了，大概也到了8月中旬了，接下来还得交公粮呢，从家里挑到粮站大概有4公里路，我们家1000多斤的公粮，来回得好几趟，不过可以走大路，要比山路好走多了。等公粮交完了，整个夏天的农活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于是一般家庭都会买点肉，或者杀只鸡呀鸭呀什么的，辛苦了一个多月，总还得慰劳慰劳，我们谓之曰“完工饭”。至于2个月以后的秋收，那是夏收的翻版，此处不提。
南方农村的夏天是炎热而忙碌的，但忙碌之余，乡亲们晚上吃过饭，洗了身子，还会偶尔串串门，拉拉家常，说说与农事有关或者无关的话题。很小的时候对这些不感兴趣，于是就在大人们谈论四五六（客家说法，就是聊天）的时候，我躺在长凳上看着夜空里的星星，如果偶尔看到流星，就会很兴奋，尽管按照我们那边的说法，看到流星是要死人的。多数时候看着看着就在不足20厘米宽的长凳上睡着了。渐渐长大以后就开始关注起大人们的谈话来，多半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问题，不过最后话题都会不自觉地转移到村事世事上去，骂那些缺德的村干部又来收了什么猪肺牛肺（即各种费）的；骂如今生活水平没有好转前来收费的倒一年比一年频繁，还有其他一些是古非今指桑骂槐的话题，当然，骂过之后总会沉默好一阵子。只是我也越来越明白，除了身体上的劳累，他们的内心同样充满愤懑与无奈。
忙完了农活，在爆竹之乡的乡亲们就又开始了那与死神打交道的活计。男人做爆竹女人编爆竹（就是用引线及细线把一个个爆竹编成一长串），分工大抵都是如此的，那些自家没有做爆竹的，一般也都从其他人那里拿了爆竹来编，挣点钱当家用。与做爆竹相比，编爆竹的危险性要大大减少，不过成天与银粉打交道，由于银粉具毒性，因此一般常干这活的人手上都裂了大大小小的口子，冬天更甚，除了贴上最便宜的胶布，也别无办法，许多人一双手贴满了胶布，新的又缠在旧的上面，但即便如此，也还有口子在一边编爆竹时一边流血，弄得编爆竹的板子都洒满了鲜血。这也是极端廉价的活儿，早上七八点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一整天下来，即使非常熟练的人也顶多编15000个左右，按0。70元/1000（这是去年寒假回家我所知道的价格）来算，只有十块钱。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1997年（具体是不是这一年记不太清楚了）我们村被评为“小康村”，听母亲说，上面来的干部挨家挨户登记一年的收入，包括田里的庄稼、养的家禽家畜，以及地里的红薯，把这些收入按照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折算成收入额，但对于成本，却只字不提，我才知道，原来小康是这样算出来的。
这就是下层的农村人的生活，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这样的日子里，辛劳，而且看不到希望。
我很庆幸我有机会跳出“农门”，再也不用过父辈一样的日子了，但20年的这种生活却无论如何是不能磨灭的。我站在寝室的阳台上眺望东南方的天空，在那片天空之下，不仅洒下过我的热血、汗水、辛劳和泪水，更有我父辈、同辈以及晚辈如今还在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生活，一两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吃上一顿肉、使用已经用了两三年甚至毛都磨光了的牙刷、吃自家地里种的产量高却粗糙无比的大米。说实话的，在学校的时候我不时感到愧疚，因为我的双亲还有两个姐、姐夫在为生活奔波劳碌之时我却在这里过着如此悠闲的日子。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心里充满了苦，我也不需要别人来知道，而宁可一个人独上天涯。
我的父亲
我父亲有三兄弟，他排中间。大伯后来官至县某局局长兼副县长，算是小有成就了。大伯一家住在县城里，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没有一起回来过，即使直到现在我对他们家的印象仍然是模糊的，大伯的四个孩子中我有两个素未谋面，另一个也仅仅只有一面之缘。记得我小学五年级的那个暑假，因为当年我哥考上了县一中，于是父母让我们先行到大伯家看望看望他们，一来求得日后有个照应，二来也可以让我兄弟俩见见世面，因为我们长这么大都还没到过县城呢。我哥和我便提着三四十斤糯米、几个鸡蛋，还有一只小母鸡去了县城。我们花了好大波折才找到大伯家，敲了门，开门的是一个老年妇女（后来才知道这是伯母，但之前我们都没打过照面），当知道我们找谁之后，她回答说他不在，开会去了，语气颇凶，说完还拿起了扫把（后来她解释说当时是想扫地），我们都以为她要赶我们走，吓得一溜烟跑出了县政府大院。没地方可去，我们就在街上晃悠了一阵，看车水马龙，和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等饥肠辘辘了才买了点东西吃，然后回家。可到了车站我们才发现车费不够了（吃午饭的钱可不在我们的预算经费范围内），不得已只有走路回家。县城距家25公里左右，我们就那样提着带来的米、小母鸡及鸡蛋一尺一尺地“量”回去，中途还得不时把小母鸡放出来给它喂点水和米，免得它死了的话我们回去了不好交代。
从那以后我对大伯一家的感觉由神秘变成了敬畏。渐渐懂事之后，我明白了大伯他们其实是看不起还在农村的我父亲和叔叔。我爷爷93年去世以前大伯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通常上午回来，吃了午饭后回县里去，有几回还呆了一个晚上才走。等我爷爷去世之后，大伯就只有每年清明之前家族扫墓的时候才回来一次了，而且似乎从没在哪家吃过一次饭，到后来就连家门都不进去了。今年3月底我工作定了后顺便回家看看父母以及扫墓，扫墓那天上午10点大伯和他小儿子（即我堂哥）直接到了墓地，等扫完我爷爷奶奶的墓，他们就直接坐车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