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忘了告诉你们，黄旭升家跟我家住在一个楼内，她爸爸是国民党起义的，据说还是一个少将。不知道我说的起义跟你们理解的是不是一样，在乌鲁木齐起义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向共产党投降，而是立功。
但那时候在我们家的楼上国民党的将军并不值钱，一单元住着刘行，是个少将。二单元住着马平云也是将军，据说还是中将，是一个师长。三单元住着黄震，那就是黄旭升的爸爸，她爸爸是旅长。
我们家也住在三单元，在四层。她们家在一层，她爸爸当年骑马时受过伤，腿不好。
两年前我家刚住进这座楼时，爸爸经常对妈妈说：我这个共产党培养的总工程师，竟然要住到四楼。他的腿是跟共产党打仗出的问题，却能住在一楼。
妈妈就说：你也不能说是共产党培养的，你上大学不是在圣约瀚吗？住在四楼挺好，不吵，用不着听楼上人的喧闹。
爸爸说：我当然是共产党培养的，我是解放后清华的研究生，他们为什么送我去苏联留学？我没有去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我去的是苏联。
从小，每当爸爸谈到苏联时，我都能感到他有很强的优越感，或者说，他很骄傲。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表情灿烂，像是被教堂的光辉沐浴过的圣像。
现在让我重新评价父亲，我发现他是一个善于钻营的人，他爱我，他更爱母亲。可是他想方设法成了红色工程师，他成了组织上最重视的人。他要求进步，并在他的领导面前哭泣，表示自己的决心。据说反右的时候，他在苏联揭发了自己同宿舍的人，那个人成了右派，去了大洪沟挖煤，死在一次瓦斯爆炸里，很惨，连脑袋都被黑色大块的煤砸坏了。以后，许多年过去了，爸爸没有为这件事有过任何忏悔，只是对我，或者对妈妈，好像是对自己说：吴之方这个人，就是说话太不注意了。
就好像他的死与爸爸的揭发没有任何关系一样，就好像吴之方只是太爱说话了，他仅仅是被爸爸眼中那些坏人，比如打过他的范主任害死的一样。
爸爸就是这样获得了民族剧场的设计资格，然后他开始骄傲，说了自己为自己建造了纪念碑之类话。
晚饭后，我要出去，妈妈问我去哪儿。我说：去黄旭升家。妈妈显得有些犹豫。爸爸说：去干什么？我说：我想跟她学会国际音标。爸爸眼睛一亮，说：她已经学会了国际音标？我点头，说：英语老师给她单独补课。妈妈说：他是男老师吗？我点头。爸爸妈妈互相看了一眼。爸爸说：算了吧，她爸爸黄震最近心情不好，你去了大人会烦的。再说，学什么英语。我说：我要去。爸爸像是要发火。妈妈说：让他去吧，说不定以后英语又有用了，你下了那么大功夫的俄语又没用了呢？爸爸说：苏联就是再跟我们吵，它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不过是修了，可是，英语……说到这儿，爸爸叹了口气，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我看他这样，就很快地溜了出去。
我敲开了黄旭升家的门时，她发现是我，就显得很高兴，她说：进来，小声点，我爸爸这几天特别不高兴。
我们两个进了她的房间，我说：你给我教会国际音标。她说：你怎么知道我全都会了。我说：王亚军不是给你补了课吗？她说：你看见我进了他的宿舍？我说：你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说：是王老师有些怕别人看见。我说：为什么？他是不是怕男生恨他？黄旭生笑了，说：你恨他吗？我说：有点。她说：他不怕男生，咱们是小孩子，他怕什么。他怕大人，我听数学老师说，王亚军这人作风不好，让我别离他太近了。别单独进他的房间。我说：那你呢？她想了想，说：我觉得他很正派，他光是说英语，我去过他那儿几次了，他除了英语，对别的事都没有兴趣。突然听到另一间屋子里，黄旭升的爸爸黄震在跟她妈妈吵架。
她爸爸说：你胡说八道，我把什么都跟组织说了，你还要我说什么？你说，你天天跟他们混在一起，回家都有么晚，你以为你每个星期都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他们就会让你入？你太不理解我了，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黄旭升捂上耳朵，闭上眼睛。我说：上我们家去吧。她没有听见。我拉开她的手，说：上我们家去吧。她点头。
我们到了我家。妈妈客气地问，你爸爸好吗？黄旭升就不说话，眼中生出忧伤。爸爸跟妈妈的眼神又互相对视了一下。
那已经是乌鲁木齐的六月初了，夏天没有真正地来到，春天也没有过去。榆树是在这种季节结出一种叫作榆圈儿的花朵，许多人家粮食不够吃，孩子太多了，他们就会爬上树去采榆圈儿。然后，把它跟玉米面搅在一起，放在锅里蒸，散发出一种香甜的气息。在母亲与父亲怀疑的目光下，黄旭升开始教我音标。那种香甜气息从窗外飘然而入，使我的内心里充满快乐。
快乐的确在充满我的内心，在那种时候，我忘了离我们而去的阿吉泰，也许，这种快乐真是英语带给我的。
事情总是那样，如果黄家不出事，那她永远是课代表，我跟王亚军的关系就不会改变，更不会有我跟这个英语老师之间在以后发生的一切。
第2章
那天是一个有雨的日子，我们从学校回家。
我们住的楼到了，我好像在前边说过，现在再强调一下，她与我在同一个单元，我家住四楼，她家住一楼。一进单元，我立即感到出了什么事了。传来了哭声，是黄旭升她妈的哭声，而且不能够叫哭声，应该叫鬼哭狼嚎。我本能地朝左边拐去，而没有上二楼。那儿是黄旭升家，门口围了一大群人，大家都在看着里边，可是没有人进去。我以为她爸爸妈妈又打架了，就冲过去，想看看热闹。
大家显得有些安静，只有她妈的喘息声。我从大人的身子侧面，或者说是底下钻过去，看见她爸爸吊在房上，舌头伸出很长。显然，黄伯伯，黄旭升的爸爸，这个国民党的将军上吊了。我直到现在都记得黄旭升看到她爸爸吊在房顶时的表情：
她先是睁大了眼睛，像是被鬼吓着了。她朝后一仰，像是背越式跳高一样地，朝后跳起来，倒了下去。
有人开始喊着，先把他放下来。那时，在我的眼前再次出现了黄旭升刚才在班里的讲台上展示的全家福。我内心感到恐怖而刺激，童年时没有什么戏剧可以看的，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有人挨打，或者有人自杀。老实说，内心被恐怖环绕，有时是很愉快的。就像是你在看一部小剧场的话剧，里边的所有戏剧因素都紧紧地围绕在你的身旁，画面，静默，人物的动作，声音，光线，表情，最重要的是那些参加进来的所有的人的话语——台词。那些恐怖因素永远会使你感到激动。没有什么事，比突然听到了你的熟悉的人的死亡更让人心动的了，那是平静生活永恒的兴奋剂。我正在充满惊吓的愉快之中，有人突然在身后狠狠拉我。我回头一看是父亲，我不想跟他走。
他硬是把我拉着，甚至揪住了我的耳朵，就像那天那个人揪他的耳朵一样地离开了死人，离开了躺在地上的黄旭升，离开了她妈妈现在已经变得有些悠扬的哭声。父亲把我拉回家里，对我说：以后别凑这种热闹。我说：为什么人吊死之后，要把舌头伸出来？父亲想了想说：可能是他生前还有些话没有说完。
我说：人的舌头比猪的都长。食堂杀猪时，我看过猪的舌头，才这么一点。
我用手在空气中晃了一下，比划着。爸爸笑了，说：你还天天看杀猪。我点头，说：放学之后，只要食堂杀猪，我老是爱看。
爸爸笑了，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说：黄震早该死了。我一楞，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听错了。爸爸想了想，又说：以后，不要老是去看杀猪了，那儿太脏了。
妈妈回来了，一进来时也面有喜色，说：黄震死了？爸爸点头。妈妈说：今天食堂又杀猪了，赶快去买大米饭。爸爸边拿盆，边说：他们说从他家的箱底搜出了手枪。我说：真的？妈妈说：出去别胡说。爸爸妈妈的情绪让我吃惊，别人家发生了死人的事情为什么会叫他们有一种像是突然过节一样的喜悦。我只是兴奋，可他们是喜悦，为什么？黄旭升刚才还说长大了要像妈妈一样呢。说她文明，有礼貌。
我以后发现他们也把这种内心的东西传给了我，在一个新的世纪到来的时候，我经常隐约地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品质，尽管自己有时极力不去想它，就是想到了也尽量回避：看见别人倒霉总会使自己内心轻松。
我们一家三口吃得很香。
从爸爸妈妈的嘴里，都发出了很响亮的咀嚼声，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吃过大米饭和红烧肉。就好像他们不是高级知识分子，跟李垃圾的爸爸妈妈一样，也是泥工班的。有时，人很怪，你看到自己身边的亲人的吃相，听着他们嘴里发出的声音时，你真是想用鞭子抽他们，而且要朝死里抽，直抽到他们不能吃饭为止。
我感到无聊，也许是黄旭升爸爸的死，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我问爸爸和妈妈：你们说，大家都说毛主席，他能活到二百岁，是真的吗？妈妈听我一问，脸色突然变了，她提起筷子就朝我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一下，速度太快让我反映不过来，她说：我们怎么知道？爸爸看着我，脸色也有些难看。
我被打得很疼，似乎那一刻湖南民歌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萦绕在我们家的屋内，和着黄旭升妈妈的哭叫，和母亲惊恐的眼神。我没想到这样的问题能引起妈妈如此强烈的反映，她打得太狠了，就好像我不是她的亲儿子，就好像她从来没有给我起我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名字，叫刘爱一样。我捂着脑袋，呲牙咧嘴，想让他们看看我有多疼。
爸爸最终接受了我的撒娇，他沉重地说：今后，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问这样的问题。听见了吗？我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