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抵十年尘梦
我实在不算是一个会喝茶的人，因为我不找茶。只有一种茶我会主动去找，即福建最贱的粗茶“一枝春”。“一枝春”我爱喝，是因为它酽，酽得天昏地暗，喝的时候，一定要连吃几个芋包之类甜得不可开交之物。因为这些甜点只有中山路上的“黄则和”才有，所以，人一离开厦门，那枝“春”也就忘得杳无影踪。 今年初夏的时候，一个朋友路过广州，临走之前以喝剩下的半罐“雨前”相赠。这是好茶，仅次于“明前”，因此，我收藏的一个建窑兔毫盏被首次唤出迎客。兔毫盏不算名瓷，只是因其绀黑而正好衬托宋人“茶色贵白”的美学标准，因而曾是北宋高士们建溪茗战的大会指定用杯。既然喝得如此隆重，很应该修一道Ｅ—ＭＡＩＬ专门答谢，甚至谈谈体会。不过，茶越喝越舒服，这个念头却沉到杯底就再也没有浮上来过。我想这一次大概是学会喝茶了，因为我可能已体验到茶的要义：寡欲。而且，这种领悟是如此地立竿见影，寡到连写信的欲望也被彻底消解了。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可见茶一开始就是一种解药。汉以降，茶之“消毒性”并未随其药性而降低。明人陈继儒《养生肤语》说：“多饮酒则气升，多饮茶则气降。”谈论茶的文字很多，但是，降、解、散、消、祛、除、涤、荡、清、绝、轻、浮，等等，永远是这些文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虽然某些说法过于玄妙，但即使牛饮驴饮的俗物，也懂得用茶来解酒消滞。 因此，吃茶聊天时谈任何具有建设性的话题也是不合时宜的。有一次，在基隆与一位茶庄老板（著名茶痴）吃茶，本来要谈些正事，不过，那天的冻顶实在泡得绝好，于是都十分自觉地避开了仕途经济，直到港都四下华灯初上，这才想起了告别，并且忘记了来意。 吃茶的仪式也有消解性。主流社会以茶话会以示淡泊清廉，华人黑社会则一直以“吃讲茶”这种仪式从事调解及议和活动。“吃讲茶”是仪式，同时也是真的吃茶。俄罗斯总统普京访英之前，西方的观察家相信，普京很有必要与英国女王喝一次下午茶，因为此举有助于解除俄罗斯在西方的“流氓国家”之不良形象。 （白金汉宫的下午茶是否如此速效，还有待考证，不过，为了争夺“消解”的资源，英国的确对北美殖民地和大清发动过两场毫不“消解”的战争。） 妙玉的那一套繁琐哲学，一向被奉为茶的最高境界。其实，茶入了化境，消解得就只剩下一个“枯”字。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忘了片名，好像是《秋日和》里，有一位老得不行的老婆婆，另一位一样老得不行的老婆婆是她唯一的朋友，定期地来看她。每次见面，二妪隔茶对坐，竟一言不发地坐上几个时辰，然后道别。坐是枯坐，茶是枯茶，面是要见的，茶是要上的，不过茶只放着，不饮；人只望着，不语，其“枯”何“酷”！ 许多年以后，不知能不能与这位朋友也这样“清和静寂”地坐上一回。我昏花的老眼，有一瞬间竟看到周作人的那句茶话从杯底浮纤妫骸翱傻质甑某久巍薄？
暴力饮食
莎剧中的饮食，常流露出严重的暴力倾向。比较突出的例子见《王子复仇记》、《麦克佩斯》，而在《泰斯·安多尼可》（Ｔｉｔｕｓ Ａｎｄｒｏｎｉｃｕｓ）第五幕第三景中，甚至还出现了碎尸人肉宴的血腥场面。 这并不全是剧情的需要，因为莎士比亚在某一个场合也曾说过：食欲是人类心中的一匹恶狼。 人类心中的恶狼不止一匹，而是成群结队。同样，用食物来对付这些恶狼的方式也不止一种。在供驱散人群所用的镇暴武器之研发上，食物的成分正在日益加重。例如，胡椒粉这种常见的调味品，今天已被广泛使用于“胡椒喷雾”；辣椒也早就不是川菜的专利，辣椒水的古典疯癫以及催泪弹的现代文明，都能使空气中弥漫着麻婆豆腐的味道，区别只是暴力及其程度的合法与否。 与其说暴力的食品化有助于将暴力降低到最低，不如视为一种互相的暧昧化过程。我们可以想像，如果在高压水炮中加入适量比例的香槟，或者在水炮的发射上直接借用香槟的开启方式，无疑将令被驱逐对象产生极大的困惑，并且深陷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尴尬境地。“香槟水炮”在人群中挥洒出的那种庆典的色彩及味道，足以令巴赫金为之目眩神迷。同样，盖在比尔·盖茨脸上的蛋糕或掷向美国农业部长格利克曼的豆腐，相对于投枪匕首，一方面便于被袭者作出迅速的自我解嘲，另一方面，袭击者也藉此获得了“享受”最轻惩罚的机会。 １９９５年的美国电影《死亡晚餐》（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ｕｐｐｅｒ），以黑色喜剧的方式把暴力饮食发展成美学：同室的五个博士研究生自行授予了一项资格：对思想“不纯正”的人判处死刑，方法就是以一顿周日晚餐来展开连环的杀戮。当可否“为除恶而杀人”以及一个人是否有权评断他人思想的正确性这类道德习题在一席丰盛酒宴之上被深入探讨之际，食物所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令影片的角色和观众都不寒而栗。 捱饿以及断食是一种常见的惩戒，反过来，强迫一个人吃下他不愿吃的东西，则是比捱饿更严厉的惩戒。作为惩戒的饮食，并非不可食之物及不洁之物，反而常常刻意地以正常的饮食方式进行，这正是暴力所在。忆苦饭就是一例。当然，忆苦饭作为共同文化背景下的饮食，与英超球会温布尔顿的跨文化惩戒相比，仍属温柔。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７赛季，温布尔顿颁布了一项罚则：如果一场比赛被对手射进四球或以上，队中的四名球员将被强迫看完一出歌剧的整套制作过程或者在赛季结束时去一家黎巴嫩餐厅吃上一顿中东大餐，包括生肝、煮骆驼脑及煎绵羊睾丸。 我不大关心温布尔顿的赛绩———主要是球衣太难看，缺乏明星倒在其次———因而对是否有人真去了那一家黎巴嫩餐厅以及相关情景的报道亦未作跟进。不过，如果温布尔顿买到了戴伊这样的中东籍射手，同样的惩戒顷刻间就变成了奖励。 其实，奖励或惩罚，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仪式，正如厌食症和暴饮暴食乃同一病灶的两种爆发方式。像已故英国王妃戴安娜那样同时患上厌食症和暴食症，也并非罕见的病例。厌食和暴食看似自我惩罚，本质上也是社会性的压迫。人莫不饮食，人莫不受惠同时也受制于饮食。食物的暴力品质若比之于疯癫，同样会像福柯所说的那样，不可能发现在蛮荒状态，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
快餐的精神分析
麦当劳在全球１１９个国家拥有超过２８０００家连锁餐厅，每天接待４３００万顾客。连锁经营，再加以上三个数据，使黄金巨Ｍ成为绿色团体、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蔑视美式文化的欧洲人的共同敌人。进入２１世纪，汉堡包的压力团体又集合到一面共同的旗帜之下————反对全球化。 即将加入ＷＴＯ的中国，十年来，以本地中式快餐业者欲与“洋快餐”瓜分市场大饼为核心的抗“麦”运动也是此起彼伏，结果是，上海人的“荣华鸡”（ＶＳ肯德基）与河南人的“红高粱”（ＶＳ麦当劳）都相继败北。去年年底，中国烹饪协会决定，把“全聚德”、“狗不理”及“兰州拉面”这三个品种确定为推广中式快餐的试点。尽管以行政指令参与市场竞争的做法值得怀疑，不过，“全聚德”、“狗不理”（天津食品街的那一家除外）、“兰州拉面”以及“荣华鸡”的味道，其实都很不错。然而，“好吃”是否可以成为中式快餐的规模化经营乃至与麦当劳分庭抗礼必要条件，仍然值得怀疑。 ８０年代中期，麦当劳在台湾登陆。“对它颇有好感”的梁实秋写道：“因为它清洁、廉价、简便可口。固然，我们的烧饼油条豆浆，永远吃不厌，但是看看街边炸油条打烧饼的师傅，他的装束，他的浑身上下，他的一切设备，谁敢去光顾！无需侈言东西文化之异同，就此小事一端，可以窥见优胜劣败的道理。” １６年过去了，最起码在立志与麦当劳分羹的海峡两岸的中式快餐店里，从卫生、装束、设备，到资金市场以及连锁经营经验，“浑身上下”皆日趋成熟。再执着的人，也不至于将清洁、卫生这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去作为反全球化的理由。加州大学人类学系阎云祥在论文《麦当劳在北京：美国文化的地方化》中指出：中国的消费者和麦当劳的经营管理者及其员工，已经在互动过程中将这一原本地道的美国饮食文化赋予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使之成为被地方化了的、中国版的美国文化。这次田野考察的推介者进一步指出：“由此可见，全盘西化之说……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它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事实。” 不过，新鲜好奇开洋荤，以及家庭聚会、恋人约会这一类在阎文中成为“美国文化中国化”的要素，正在逐渐消失于中国的沿海城市，最起码在繁忙时间，麦当劳的顾客群多由互不相识者组成，这正是美式快餐业者的理想顾客。与此同时，麦当劳的选址也日益向商业区和写字楼区靠拢，一个成熟的市场正在形成。尽管如此，我依然看不出中式快餐找到了与洋快餐一决雌雄的战机。 肯德基不久前已将北京的旗舰从里到外做了一番充分的“中国特色”之布置，包装上，甚至是比“红高粱”更为“中国”的一个本土化文本———如果这样来理解全球化或非全球化，双方都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脱离了饮食文化的本质。西式快餐是一种适用于独自进食者的食品，独自进食者是快餐店的目标顾客。中式的潜意识里向来抗拒独食，这种